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跟上级一时中断了联系。我和我的丈夫，接到中共余姚县委指示，要隐蔽身分。他转移到邻县去了。我留在余姚县吴家板桥的民校，以教书为名．坚持斗争。4月间，日本鬼子杀到浙东。鬼子来得野，国民党军队跑得凶，17日丢绍兴，19日丢宁波，23日膏药旗插进了余姚城。一时浙东天昏地暗，烟云蔽日。浙东的党，几次秘密组织抗日游击武装，都遭到国民党破坏。正在这个时候，盛传有抗日武装在浙东登陆。党组织指示我们：其中可能有新四军，要我们注意联络。

一天，一群老百姓惊惶地跑来说，河上来队伍了。我奔到门前一看，果然小河边停了几只运兵的船，上岸的队伍自称是“抗日军”，胡闹了半天，向庙山方向开走了。抗日军？哪里来的抗日军呢？难道说他们就是新四军？我连忙跑到游源去，打听到一些情况，便又折回匡堰头，和两个地下党员商议。我把所见所闻讲过之后，一个同志摇摇头说：“不会是新四军吧？这支队伍一来就派饭、拉人闹得四村不安。党的武装是有严格纪律的，不会这样。”另一个同志说：“眼下还很难断定，这支队伍口口声声抗日，又招兵，又买马，迷住了许多青年。”我们三人都知道新四军是党的队伍．可是都没见过新四军是啥样。议论了很久，没有结论。但是大家认为，浙东已有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在活动。他们对人民说“抗日”，对鬼子又讲反共，因此我们应该警惕，必须继续调查，没弄明白之前，千万不可盲动。

又探听了许多天，还没弄清头绪。我正想着怎么钻进这支队伍里去摸个水落石出，恰巧他们招人，我就离开民校混进去当了一名政工队员。

是金是铜，这是不难辨别的。走进这支队伍的第一天，味道已经嗅出来了。他们男女混杂，整天嘻嘻哈哈，称先生，呼小姐，麻将牌推得哗哗响。那些穿高跟鞋的小姐，出来进去，无卿地谈神说鬼，还怪腔怪调地哼着唱着，叫人恶心。我虽然没见过新四军，但断定党所领导的军队决不会这样。

几天过后，我终于弄清了这支队伍的来历。他们的头目，名叫薛天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余姚办事处主任。办公机关叫宗德公署。不久以前，他们在海上截获了两只货船，发了笔横财，就势挂起了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的招牌，招兵买马。真相大白，我今后应该怎么办呢？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一天，走到街上，忽然听到一些人在议论，说从杭州湾以北过来了队伍，6月18日在相公殿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得全胜；过了一个星期，日本鬼子从庵东出来找他们，又被他们打败了。

这又是什么来历的一支队伍呢？我挤进人群，很想探问个仔细，一位飘着白发的老人说：“什么队伍，说不上，叫什么‘五支四大’。哎，这年头，队伍的名目越多，老百姓受的罪越多。过来了，还不是派款，派饭……”这时一个年轻人插嘴说：“阿公，听说这队伍好哇！不拉夫，不派饭，不近女流，买卖公平！”

“嘿嘿！”那老人笑了两声，再没说下去。这笑声象是在说：青年人没经过冬夏，不知冷热。

我走向住处，又浮起这样的念头：这个五支四大，会不会是我党的部队？会不会是新四军呢？地下党组织曾经说过，我们的部队过来，最初也不会公开身分，可能以各种名义出现。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去了解他们呢？

办法还没有想出来，就听到宗德指挥部传出话来：“薛老板到姚北海边去设税卡的打算又灵啦，在那儿打日本佬的五支四大也给薛老板收编了。”一打听，果然是事实，委他们的番号是“四大队”；另外还有个三大队。这消息使我失望。这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新四军，我也无心再去打听了。

7月7日那天，宗德指挥部政训处主任口传薛老板的命令，要他带领政工队，马上到新收编的部队去工作。这个政训处主任很阴险，不仅爱财如命，而且还是个反共专家，每天一早起床，就领着大家象念经一样唱国民党党歌，说共产党的坏话。我们走到半路上，他“训”起话来了：“……那支部队有点红，你们要格外小心！”

听到一个“红”字，我心里一怔，难道说，这支部队是我们的？是进步的？想到这里，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又在心里回升。我的脚步似乎突然轻松了许多。

 可是，赶到这支部队一看，又有点令人失望，看不出他们红在哪里。穿戴不整，枪支长短不齐，领导人欢迎我们的时候，口气和宗德部队当官的差不多。会开得冷清清，大家脸孔铁板板。特别出人意料的是，欢迎会草草结束后，没等我们好好歇口气，一声“出发”命令，部队拔脚就走了。

队伍顶着灰暗的夜幕向前走，掠过一村又一村，越过一河又一河，政工队的先生小姐们吃瘪了：尖皮鞋把脚磨起了泡，旗袍的岔子撕到腰，叹气声，骂娘声，一路不绝。我自己虽然受过一些艰苦锻炼，但也受不了这样厉害的“见面礼”，汗湿了衣服，气喘不过来，迈步千斤重，而这支部队的人呢，简直是跑夜路的老行家，好象火车头一样直往前奔。

这一夜，足足走了近50公里，天亮到了一个村子。我们那些人狼狈不堪地从后面赶上来，连饭也不吃，一头倒下就睡。睡醒起来刚吃下几口饭，准备出发的口哨又吹响了。

“赤佬，侬搅七念三，把阿拉找来，自家倒跑啦！”一个政工队员在背地里责骂政训处主任。

“伊拉瘪三！”另一个队员把饭碗猛向桌上一搁，“阿拉到税卡上歇歇去。”

连续的行军，风雨无阻，每夜几十公里。几天过去，政工队的人，由于政训处主任在队伍出发前就逃掉了，有的借故生病留在老百姓家里，还有的进了税卡再不来了，最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个。这时，我才警觉到，这支部队把政工队当作贴在脚底板上的烂臭泥一样，恨不得立时甩掉。他们为什么要甩掉政工队呢？这是否和政训处主任讲的“有点红”有关系呢？我决心咬紧牙关再跟着走几天，任你走得再快，我偏不让你甩掉，一定要看个究竟。

跟着，跟着，但和他们之间依旧隔膜着。我主动去找些事情做，以便和他们打成一片。每到一地，就去做群众工作；没有卫生员，我就背起了医药皮包。反正这个秘密我一定要揭穿！

有一次休息，我发现一个队员磕坏了脚踝，便去给他包扎。谁知道他竟鄙薄地说：“太太，碰破块皮值不得大惊小怪！”听见他叫我“太太”，我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又想趁机从他嘴里勾出一点情况来，便故意激他说：“你不上药，是不是不想打日本佬呀？”

他连忙大声申辩：“你点起灯笼访一下，相公殿两次打鬼子，我装过熊没有？”

我看到勾出一点话头来了，就不松口地问：“你们真在相公殿打过鬼子？”

“怎么会假！”他拍打着手里那支三八式步枪，自豪地说：“喏，你看，这就是我缴来的！”他唯恐我不信，接下去讲起那两次战斗的经过。从打埋伏说到战后当地盐民青年的热烈参军，越说越有劲，还不住地表演。我正想从这个“缺口”突进去，问问他们这支部队的来历，他却“哎呀”了一声，原来他的手乱比划，让枪托碰痛了伤口。“缺口”又被封住了。

有一天，刚刚宿营，发现鬼子来偷袭，领导上见处境不利，不能硬顶，连忙转移。谁知行动不久，一场暴风雨来了，立时地下积水漫过脚面，部队到达相公殿附近，又发现敌情，只好淋着大雨折身再走。走了一程，前面被一条河挡住。这时，林大队副喊了一声“趟过去！”便领头跳下河。全队的人，立刻变成一条锁链，向巨流扑去。到河中间，不断有人被冲倒，但接着就被抢救出来；有许多人宁肯自己喝水，却拚命保护别人。一场搏斗，使这支部队化险为夷，渡到对岸。

天快亮的时候，来到一个村庄。队伍在风雨中一夜劳累，每个人浑身泥湿，饥饿、疲劳，急需进屋休息。可是当地老百姓根本不开门。我正使劲敲门，蔡教官在队前讲话了：“天快亮了，大家就在外面坚持一下吧，各人找一个地方避避风雨，不要再去惊动老百姓。”他的话音刚落，队伍解散了。

在闪电中，我看见门道里、房檐下，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战士们肩依着肩，背靠着背，没有谁发出任何怨言。

我站在石阶上怔住了，此时此刻，已经忘记了浑身在流水，忘记了一切，心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有生以来，我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可说并不少，有“遭殃军”、“忠救军”，还有那些兵匪不分的“烧毛部队”。他们谁不偷鸡摸狗，谁不作践老百姓，尽管名称不同，都是半斤八两一团糟。可是，眼前这支队伍，怎么会是国民党部队呢？

有一天，他们在上课，我也想去听听，但还没有走拢，就看见课堂外面放着岗哨。奇怪，这个岗哨如果说是警戒敌人，为什么不放到村外去？我判断这岗哨一定是为对付我这“政工队员”而设的，便怅然地走开了。为以上这些事，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后才下了决心，去找大队的负责人谈谈。

这天起床之后，我匆匆来到大队部门口。刚要进门，发现厢房的竹椅上坐着一个人，正捧着一本书在看。当他用铅笔在书上标注什么时，我看清他正是蔡教官。怕打扰他，我又迅速地退了回来。走到村头，向左一看，是一片瓜田，香瓜熟了，南风起，飘来一阵阵甜滋滋的香味。向右一看，树荫下，竹林边，散坐着好多战士，他们抱着枪，有的在读书，有的用竹枝在地上划字，有的则在膝头上摊着小本本写什么。竹影摇摇，书声隐隐，这种恬静而亲切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我。我信步走到几个战士的身边。这可惊扰了他们，他们揣上本子，站起身来，有的赶忙用脚抹去地上的字迹，有的表情很严肃，眼睛里射出警惕的光芒。特别是当他们以轻蔑的目光斜着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我的公开身分是国民党派来的指导员，我一方面对这个身份感到愤恨，一方面又觉得和这些可爱的青年之间有了共同的感情，心里很愉快。我再也不能平静了，又转身返回大队部。

蔡教官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当他发现我之后，含笑迎上来，我真想劈面问他：“蔡教官，你们是不是新四军？”但是一看他那谨慎的笑容，想到自己还没有公开的身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都坐下后，我看他桌上放着许多上海出版的书刊，便说了一句：“蔡教官，你们都喜欢读书呀！”他微微一笑，说：“是啊，休息的时候，读读书到有益处。”彼此沉默了片刻，他问我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这下可好了，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一句：“你们的队伍很好，和别的队伍不同。”这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稍微挪动了一下竹椅，问道：“你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和别的队伍不同？”“我觉得你们打仗勇敢，长官和兵士平等，上行下效，和民众的关系好。”

“喔！部队嘛，就要能打仗；打仗嘛，光凭我们这百十号人枪，哪怕尽是天兵天将，也是打不走东洋鬼子的。如果没有民众，要穿没穿，要吃没吃，人地两生，别说在浙东抗日，就是吃海边的苦水也会把部队吃垮。你说是不？”话说得对极了，我再也抑制不住，便大胆地问：“蔡教官，你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部队？”他一听，笑了，平静地回答说：“我们是从浦东来的，原来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现在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的话，说得自然顺畅，仿佛已经答复过好多人了。话到此处，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我随便谈了几句，向他借了几本书，满怀惆怅地走了出来。四大队当中，有几个人常和我接触，其中有一个是三中队的孟班长。时间稍长，我觉察到，他似乎负有了解我的特别使命。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总是转弯抹角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家庭，我也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了一番。

这一天，他又和我闲谈，主动地告诉我，他原先在上海工厂里做工。我就插嘴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新四军。他坦然地回答说：“新四军，谁没听说过，上海工人偷着去找新四军的可多啦！”我紧跟着又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当新四军？”

他望了望我，说：“为什么？我是绍兴人嘛，抗日回到家门口来抗，不更好？”说到这里，他突然反问我：“你是读书人，又教过书，可晓得工人阶级是什么吗？”我一听这话，又惊又喜。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班长，能够提出这

样的问题吗？而且这话问得这样没头没脑，我推测，很可能他是在考我，就回答他说：“从书本上看见过，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对吗？”

他似乎有些诧异，一对眼睛象汽车的大灯一样，狠狠地看了我一阵，然后又憨直地笑道：“我没想到，象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平时行军走路干重活，却能和我们一样J”对于我的反问，他却避而不答。

这次谈话，又这样结束了。但是，从此以后，四大队的人对我接近些了，特别明显的是，他们上课时再不放哨了。在一次上课前，我听到他们唱这样的歌：“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队伍要老老百姓来帮”他们唱得那样熟练、那样热烈，使我听得完全入了神。经过近一个月的揣测、观察，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一次全面分析，觉得真相已经大白了：这支部队是我们党的武装！同时，我也完全认识到，他们也已经看破了我是什么人。眼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把我们之间的屏障揭开。

一天，部队刚到达宿营地，三大队姜文光大队长突然对我说：“钱指导员，蔡教官请你去一趟。”我一听，连忙问：“有什么事？”他说：“你到我们部队已经很久了。彼此之间象有些话应该谈谈，你说呢？”看来，蔡教官在等着我了。他见我进屋，热情地招呼我坐，又征询我对部队的意见。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说：“蔡教官，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一定答复我。”他好象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但还是冷静地说：“请说吧！”“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我开门见山地重复了这个老问题。我想，这一下他一定会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了。谁知他顿了一下，反而问我，“你看我们是什么部队？”“你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我大胆地说。教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审慎地看了我一会儿，他说：“钱忆群同志，你说对了，我们不是国民党部队。另外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不是一个政工队员。现在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句爽朗的话，真是金光闪闪，照耀得满屋通明。自己多少昼夜的沉思、苦想，总算没有错。我们党领导的队伍来到浙东了。从今以后的浙东，势将迅速掀起一个全民的抗日高潮。烈士的鲜血，人民的冤仇，都将得到应得的清算和洗雪！

我正沉浸在激动里，蔡教官又以极为诚挚的语调叫我了：“钱忆群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浙东的党，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他目光炯炯，透露出无限的热情和恳切的希望，静待着我回答。

我几乎跳了起来！此时此刻，我觉得象一个踏遍千门万户寻觅亲人的孤儿，突然听到了亲娘的呼唤一样。我的鼻子发酸，嘴唇颤抖，满腹的话一时竟被梗塞了。我很想扑上去，握住他的手：“蔡群帆同志，我是共产党员，中共余姚县委给我的任务，正是寻找你们啊！”可是，在白色区域，在皖南事变以后浙东的党遭受摧残的严重形势下，按照规定，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好抑制住满腔激情，说：“蔡教官，你的话我都听懂了，党，我一定能够找到！”说到这里，我才发觉自己的眼泪已经顺脸颊而下，滴滴答答地落到桌上。蔡群帆同志向前走了一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同志，我们等待你的消息！”

这一夜，我根本没闭眼，想到几个月来浙东人民遭受的苦难，想到中共余姚县委组织抗日武装的惨痛失败，想到党员同志们的英勇奋斗和牺牲，想到如今有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想到胜利的未来，我巴不得马上找到县委。天，终于亮了，三北平原上晨雾初开，霞光万道，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预示着一个大好晴天的来到。我挥着汗，飞奔着，飞奔着……

4天后的一个下午，有一个穿长衫的人——我们的县委书记张光走进四大队的队部。蔡群帆同志伸出手来，张光也迎上前，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钱 忆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