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教导大队”时，可说老同志中无人不晓，并习惯称其为教导团。而提及“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则便生疏不知了，而我们老同学谈起军政干部学校简称为“干校”时，闻者还以为是文革中将老干部集中劳动的“五七干校”。这主要是因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办得晚，又只办了一期，临毕业已北撤到涟水，对浙东发展未起什么作用，故尔人们逐渐淡忘，很少提起。

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前身是教导大队。教导大队前后共办了五期，时间是从1942年9月1日至1944年12月，先后毕业的学员有744人。这一批毕业的连、排、班基层军政干部，在浙东纵队各个部队中影响是很大的。其实办教导队最早的是在1941年，从浦东南下浙东的第一支部队，6月开办9月毕业，共76名学员，这样便有6批共820名学员。这八百多名学员大部分是部队调学干部和部分青年学生。1942年第一期称教导队，二期起改称教导大队，分设军事队、政治队。教导大队三年半的历史，也就是开辟浙东根据地由发展到壮大，斗争环境最为艰苦的时期，其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是由教导大队扩编改建的，由何克希司令员兼任校长，由1944年11月22日的《新浙东报》正式刊登招生简章，1945元旦在梁弄开学。当时仅军事、政治两个队，4月迁驻横坎头后建立新生队即三队，当时学员总数不足300人。后来又成立了专事训练起义部队基层干部的训练队。教导大队每期训练时间，除第五期因适遇紧张的第二次反顽自卫战而延长到6个月结业外，其他各期多为4个月便结业，属短期轮训。而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时间长达8、9个月，8月份日本投降后开始陆续毕业分配，而二队的毕业分配直到9月底北撤时。因为干校就此一期，虽已有继续二期的招生安排，终因北撤及涟水整编，干校就撤销了，因此，干校的学员就成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培养储备的一批干部。

我在调干校学习前是和凌扬同志一起从政工队调去电训队学无线电报务工作的，当时都是刚步入15岁的小鬼，思想单纯，有点孩子气，觉得报务工作整天和电码数字打交道，太单调乏味，不安心学习，为此我三哥杨奚还批评了我。后在检查身体时说我有心脏病，不能做报务工作，这便来到干校二队学习。不想电训队这段经历倒真使我和通信工作结了缘，北撤涟水整编，我被留在了新建的华中军区（原苏浙军区机关后即华野、三野总部），分配到司令部通信处机务房，开始了机务工作行业，倒还真有了浓厚兴趣钻了进去。抗美援朝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学习机会并获得大专学历。文革后恢复技术称时我也恢复了工程师职称，后经市高级职称评委论文答辩时又以好评分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从电训队走向了通信工程的专业，这是亲爱的党和部队组织的培养结果。

我在干校二队时，是年龄最小的学员，为此我发到了一枝套筒式马步枪，这才使我得以人比枪高些，但背在肩上行走时枪托总还要碰打腿部，但在做队列操和站岗放哨时，我已很有军人姿态。二队在梁弄的驻地是个大祠堂，走廊正中大柱上贴有“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对联，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教导大队改建为军政干校，学习时间从教导大队通常为4个月的短期轮训改为9个月的正规训练，这完全是为了浙东根据地的今后发展，需要更多的经过系统训练培养的基层军政干部，而且当时环境也比较稳定，办学条件也比较好。和干校同时先后开办的有鲁迅学院、电训队、卫训队、财训班、机要训练班和以整风为主的党训班，还有四明专署办的青年训练班等学校和训练单位。这是浙东培养干部队伍的全盛时期，也是干部队伍建设一大成就。

1945年6月21日，讨田战役胜利结束后，张俊生部于7月11日宣布起义反正，13日奉命编为浙东纵队二旅后，便从干校二队提前抽调了有方策、王振声（陈谷华）等10余位同学去二旅工作。9月北撤，二旅在澉浦地区遭国民党军围攻时，原张部有部分官兵反水投敌，致使方策、王振声等数位同志被俘囚在杭州集中营。他们越狱成功后，方策同志一路讨饭到山东找到了部队，后又不幸牺牲于朝鲜长津湖战役。王振声同志又和浙东组织联系上后，奉命在上海利用家庭社会关系掩护同志，联络和采购物资直到上海解放。

在干校的学习生活，对我各方面的锻炼成长是得益极大的。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虽说还是政治常识性的，但有这样的一步便成为日后继续学习提高的基础。加上严格的军事生活，队列训练，这些对我革命人生观的确立，信念的坚定，一个革命军人应具有的品德、思想、毅力的培养，都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的一步。但就我当时的年龄体质，确是在承受着超越我体能的荷重之苦。记得有一次队列训练后回队

等待开饭，因实在太累我就倒在地铺上休息，班长见了就极为严厉的批评了我，因感到太突然太委曲，我止不住地大哭一场。事后想到是自己吃不起苦，太自由散漫，影响了内务整齐，在班务会上我认错检讨，并暗下决心今后再怎么也不能哭，被人笑话。谁想当指导员洪星同志告诉我三哥杨奚牺牲时，便更伤心地大哭起来。我在干校期间所以能坚持下去，除了自己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外，主要是三哥杨奚对我的亲情和关心，使我受到鼓舞。杨奚牺牲后，我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才真正体验到了同志间的亲情。

干校迁驻横坎头后，有一次半夜在警戒田胡子部方向的山上放哨，当带哨班长走后我害怕极了，伸手不见五指，天又下着蒙蒙细雨，到处飘忽着一闪一闪的萤火，四周黑不见底，似乎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草丛中不时地响着有什么走动的声响，又怕敌人来摸哨，害怕得一动不敢动地站着，连头也不敢转动，脚也不敢移动，就这么苦挨了二个小时直至带哨班长带来了换哨的。可是在回队时跟着班长满山的转就是找不着回去的路，似乎应了“鬼打墙”的说法。直到听到部队的起床号音才找准方向，回到部队赶上出早操。对此连经历极多的老班长也称奇不已。

九月底部队快北撤前，我们二队集中到了上虞城，并紧张的各自写好自传，作了鉴定即行分配。当时全体集合拿了背包等物，由队里宣布名单集体分配。各支队来带人的干部站在边上，宣读到的名字一一出列，清点一下后大家相互简单的告别，便跟着带人干部走了。我是被宣布分配去五支队的，名单里还有江涤伟等共10人，是五支队宣教股长阮世烔同志来带领的。事后才知，我去五支队是因为杨奚牺牲后领导关心安排的。被精简回家的也同时宣布，其中有带我到浙东的徐亚中同志，他当然很难受，我们也不便多说什么，但我一再请他到上海后，千万别对我家里谈杨奚牺牲的事，以免母亲经受不了。

我们二队10位同志都是随五支队政治处一起北撤的，9月27日五支队移驻周巷镇，28日拂晓部队已起床出操，我恰好进厕所时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军袭击我五支队被我击退。10月2日晚，五支队已由周巷移驻姚北临山登船北渡点一带，晚上召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支队邱相田政委动员北撤，我们干校10位同学都参加了。3日下午约四时前后，部队已在海滩集结待渡。此时何司令向部队宣读刚收到的二旅来电，内容是说在澉浦坚决等待迎候五支队北渡会师。所以要向部队宣读，是为了稳定部队情绪，意思就是说有二旅在澉浦，我

北渡登陆是绝无问题的。何司令还简短地动员了一下，果然部队情绪高涨，当即大唱黄桥烧饼一歌不止，直到上船，此时天并未暗。可是谁能料想到，这时二旅已撤离澉浦，何司令及五支队领导均全然不知。部队上船后电台并未架线联络（当时五支队电台有杨桐、谢教礼等同志），与二旅电讯中断，情况不明，所以才有拂晓登陆的何司令领带随身人员和一个班进澉浦与敌遭遇奋力将敌击退的险事。

澉浦，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国民党军七个团占领了各山头，形成五支队背靠杭州湾，三面被敌包围的态势，对我极不利。北渡的船只大部已陆续登岸，某大队还有一船未及登岸因退潮而滞留在外，直到下午涨潮后才登岸，好在远在敌火力射程外，当时大家都为该船的安全担忧。我们干校同学在一祠堂参加对伤员的登记，帮助护理，眼看伤员数量大增来不及处理，到处无序地放着伤员，也有抬进来便已牺牲的。当时只见几个手忙脚乱不知怎么才好的医务人员在奔忙着。直到后来祠堂里、院子内伤员都抬不进来，因抬的人放下就走，重伤员自己又无力表达，我们也无法登记了。当时医务人员太少，药品和医疗器械用品更少，有的伤员是抬来后牺牲的。由于我军战斗作风轻伤不下火线，故抬来的都是重伤员，同志们为占夺山头，又大都是下肢负伤致残。当部队决定午夜12时突围时，决定伤员由原船紧急运回浙东送后方医院。有的在附近居民中安置，留下医务人员救护照顾。何司令还写信给国民党指挥官，寄希望于“他们对我后方医院及伤员能施以人道主义，给予妥善处理。不论后方医院想以合法身份得到安全还是澉浦的重伤员安置决定，当时来说也只能这样，明知是九死一生的事，任何感情用事拖延不决，其结果只会影响到整个部队的安危。这笔仇恨血泪帐，只能向国民党反动派清算。这是皖南事变的惨痛

景象又一次在澉浦重现。当部队突围开始后，街道两侧有些伤员发出哀号，绝望地呼求叫着：“何司令，把我带走啊！”有的爬行在街上，一手支撑着上身，另一手伸出来想抓住什么似的，在夜空中挥舞着，我们都止不住哭了，这些都是我们的好同志，是他们为我们打开突围之路的，现在我们要抛下他们，再往后我们不能再去想了，这时实在也不是动感情的时候，突围的结果会怎么样还全然不知。我们懂得：这是革命，是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现实。我们也作好了迎接任何不测的准备，但我们一定要拼！革命的力量总要设法尽量保存。干校毕业，等着我们的就是这样残酷的考验，干校学到的知识，使我们明白，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间的阶级斗争。当时我只有对反动派的仇恨，并没有惧怕，因为有烈士和伤员的榜样，更有三哥杨奚那样的榜样。

敢浦的突围，开始是有序的队列行军，我们干校10位同和支队政治处一起。支队部人数并不多，在前面的是随同北撤的地方干部。从镇内出来，沿着一条公路走，进度并不算快，但有时要小跑，有时又停下。当时毫无月光，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就是近旁的人也只能见个人影看不清脸。当时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不准发出光亮不准发出声音，部队无声无息地从敌人缝隙中穿过去。这样的突围行军，大家的心理都是很紧张的。出镇走不多久，突然前面枪声大作，接着四周山上全是枪声。此时只听到前面犹如万马奔跑似的响声和黑糊糊的人群潮水般压过来，我根本还没有来得及想什么，就被一大群人挤压跌落到公路下面的河内，只觉得落河的人很多，我又不会游水，但头脑很清醒没有慌乱，只想着必须爬上公路跟上部队。待我爬上公路，只见部队在公路上移动着，我就跟上去。情况是这样的：当敌人听到响声而猛扫机枪时，最前面的部队便发生慌乱，返身就跑，中间的地方干部顿时也混乱转身后退，这种逃命似的行为全不顾公路高出下面3-4米，结果慌不择路的人，纷纷落河。当我们走下公路时，见到有哨兵站着引导。好在天太黑，敌人也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更不敢出击追赶我们。拂晓时，眼看已突出敌包围圈，何司令站下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后面队伍。何司令作了简短讲话，神情极为严肃，部队也没有哭闹谈天和活跃的气氛，有的只是对国民党的无比愤慨！部队遭受这样的重挫，在浙东纵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我在抗日军政干校最后的毕业考试。

我们干校有一位同学失踪，当时我们在一起，他被挤压跌河后，估计他没有回到公路上来。他个子极高，我能从河中爬上来，他当然绝无问题。此时最不可取的是慌乱后不择方向道路的乱跑。后从杭州集中营突围出来的陈谷华同志说，被俘的同志都关在杭州集中营，没有见到这位失踪的同志。在突围出发时，他出于对我的照顾，要帮我的背包，当然我不能接受这份好意，但后来他一定要给我背饭包袋（内装杨奚烈士遗下的日记本、文艺创作纪录本和照相本。我是是精简了其他东西而装了这三个本子），结果突围时丢失了。说实话，即使突围时不遗失的话，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很难说。因为以我自所身处的条件是很难保护这些遗物到上海解放的。北撤淮安后，干校同学相继分配了工作。从海安出发去涟水时，我又发疟疾，是政工队的同志用小车推着我回到政工队的。到整编后，我才到华中军区工作。以上这一切，都是在1945年，我15岁那年的事。

             杨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