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鲁冰（原名梁仪，1921年2月22日出生在浙江省温岭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2007年初查出患有肺癌，经海军总医院实施伽玛刀手术，肿块明显缩小，但今年春节期间发现残余癌细胞逃过了医生的监督，转移到了骨骼。于是，父亲又住进了海军总医院。虽经海军总医院干部病房朱主任、田医生、王医生等众多医护人员的长期精心治疗和细致护理，但终究无法战胜自然规律，2008年9月4日22点17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最后的跳动，他老人家带着万分的眷恋难舍，离我们远去。

此时此刻，回想起父亲在最后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我们不由得思绪万千，心情难以平静……

“我要辞去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

父亲生前怀有浓重的新四军情结，这情结，来自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军队的热爱，来自自己是新四军老战士的自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大地反抗侵略的怒火。这一年，年仅16岁的父亲坚决地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1938年6月，父亲加入了党组织，后因积极参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抗战失败，经党组织决定，辗转跋涉于1939年1月在安徽泾县参加了成立不久的新四军。

70年来，父亲一直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骄傲。1983年离休之后，更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新四军军史的研究上。他曾历时5年参与新四军历史丛书的起草工作，成书12册；曾四处奔波呐喊，参与筹建起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一无钱、二无人、三无房，新四军老战士又分散各处的困难条件下，经他和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终于在1997年宣告成立。不少老领导纷纷到会，更多老战士相互转告，闻风而至，可坐2000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后任常务副会长。他熟悉新四军军史，热爱研究会工作，参与了研究会各办事机构的组建并使它们迅速投入工作。研究会成立11年来，编辑出版了军史学术著作10余本，召开各种军史研讨会10余次，举办了数十场新四军将领的生辰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他还在叶飞将军领导下，筹集资金170万元，拍摄了《铁的新四军》电视纪录片。

2007年，他已经得知自己患有重病，但为了纪念建军80周年、新四军成立70周年，他还抱病坚持参加大型书画展的筹备工作，使这个凝聚了新四军将士们70年心血的展出顺利面世。

2008年，父亲的病加重了。此时，他思考的是如何将新四军军史研究继续下去，让铁军精神永远激励后来人。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一次会议上，病重的父亲意外地出现在会场，他郑重地向到会的同志们说：“我已经患有严重的疾病，不能再为研究会工作了，我要辞去研究会副会长的职务。”他还认真地推荐了几位同志，请研究会考虑吸纳他们参加领导层的工作。

就这样，父亲将他最后的那点余热都贡献给了新四军军史的研究。

“你们兄弟要团结互助”

父亲一生留有我们四兄弟，父亲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今年父亲病重后，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话语表达出一个意思：要尊敬长辈，对所有亲戚中的各位长辈，以及他的生前友好，仍须孝敬如故，决不可怠慢、冷落，更不能不逊。你们兄弟之间一定要互相尊重，团结友爱。他要我们继承他们的这一点好传统。

父亲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更是毕生亲历亲为。

父亲兄弟姐妹共6人，他排行老五。大伯父在大革命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不幸英年早逝，留有孤儿寡母4人艰难度日。解放后，父亲和姑妈主动挑起了资助伯母一家的重担，他们轮流从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钱供伯母贴补家用，并一直坚持到几位堂兄弟能挑起负担家庭的重担为止。如今，一谈起这段往事，堂兄弟们就唏嘘不已。

二伯父、三伯父、四伯父人生经历不同，政治面貌及遭遇各异，但几十年来，父亲和姑妈都像敬重大哥大嫂一样嘘寒问暖，给予必要的经济资助。

父亲和姑妈的关系最为密切，感情最深，这不仅是因为父亲当年将姑妈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他们都居住在北京，来往方便。父亲在世时，每逢节假日，两家人都要欢聚，姑妈家的四合院里总是飘荡着欢乐的笑声。1968年，父亲受到“造反派”的无理冲击，后被“发配”到黑龙江放羊。临行前，父亲将还在上学的小钢托付给姑妈，自己拖着伤残的身躯带着年幼的小胖走向了大雪纷飞、冰冷刺骨的东北大地。小钢在姑妈家一待就是四五年，从没受过半点委屈，直到1972年父亲从东北回到北京，才回到了自己的家。

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这天好多亲属都来探望他。父亲已经很虚弱了，无力说话，只能默默地向前来探望的亲友们点头致意。过了一会儿，似乎精力、体力有所恢复，赶紧示意将亲属叫到身边，说，我有话对你们说，因为体力关系，只能说一遍，请你们做些记录。他断断续续地说着，我们忍泪听着、记着：你们一定要好好团结……

第二天起，父亲就进入了弥留状态，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谢谢医生护士，你们辛苦了”

从2006年起，父亲的健康状况日渐变差，住院治疗的日子也越来越长。但是，父亲将这一切都看得很淡，以豁达、乐观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健康。他说：“生物，有生有灭；人，有生有死，皆是自然的规律。不论是伟人还是平民，都受此规律制约而不能逾越。”健康时，他忘我工作、积极锻炼；生病时，他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从不给医生护士添麻烦。

长期以来，只要不下大雨，每天晚上收看完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就拿起手杖，到楼下大院里散步，有时出远门在外地，他也坚持锻炼。即使到了病重的时候，只要体力允许，他还是扶着助力行步架，在病房里走上一两个来回。最后，他连走路都有困难，还是要我们用轮椅推着他在医院的大院里散步。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哪怕是下楼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好的。

父亲年纪大了，人又很消瘦，每次护士给他打点滴都有点紧张，特别是新护士，有时扎了几次都没有扎准静脉。这时，父亲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她们：谢谢医生护士，你们辛苦了。我年纪大了，静脉不太好找，你们不要着急，慢慢地来。病区里的护士们都说父亲真好，一点首长的架子都没有。

病重期间，父亲先后进行过伽玛刀手术和放射性治疗，治疗点上病人很多，有时要等上四五十分钟。每当此时，他总是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从不以首长的身份要求特殊照顾。他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别人能等，我也可以。每次治疗完毕，他都要对医生轻声地表示感谢，就连进出病房大楼，也要对电梯驾驶员表示谢意。

海军总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护士们对父亲的治疗和护理是十分周到的，每天查房问诊十分仔细，有时还教我们一些护理知识。一次，田医生前来查房，正给父亲听心脏，突然，父亲的心跳停止了，田医生立即实行体外按摩，足足忙了20多分钟，父亲的心跳才逐渐恢复正常。望着田医生满头的大汗，我们一个劲儿地表示万分感谢，虚弱的父亲也蠕动着嘴唇说“谢谢医生”。田医生却摆手微笑着说，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让新四军军歌伴我远行”

父亲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他得知自己来日无多时，将身后事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安排：

他为自己拟出了题为“敬告”的讣告——忠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新四军老战士鲁冰同志自行制定的“西行漫游”计划，已于20хх年х月х日启动。根据本人叮嘱，后事一概从免，特此敬告。

他在一次与家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解释：3个称号务必写上，这是我最大的安慰。第一个代表曾参加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个代表入党70余年始终忠于党的事业，第三个代表早年曾战斗过的部队。关于“西行漫游”，他是这样说的：人，生如来，死如去，我走之后，你们不要太悲痛，务须节哀，譬如我出差远游。

父亲是何等的豁达！他将自己的逝去比做出远门，就像70年前他毅然告别奶奶和伯伯、姑妈投身新四军，又仿佛63年前告别故乡随新四军北撤转战山东，犹如58年前告别祖国踏上硝烟弥漫的朝鲜国土，    40多年前忙碌地穿行于三线基地的崇山峻岭，如同当年意气风发地跟随叶飞将军出国访问……

父亲终于要走了，他再三叮嘱我们：后事一概从免，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家里不设灵堂，家人不佩戴黑纱，不写生平，不麻烦任何组织。我走后，就让我穿那套跟随叶飞司令访问泰国时的海军制服，上白下蓝，戴海军军帽；请给我覆盖一面党旗，我这一辈子都跟着党；不要播送哀乐，播放新四军军歌，让雄壮的军歌伴我远行。

父亲1939年1月参加新四军，亲身经历了军歌诞生的过程，并成为第一批学唱这首陈毅军长作词、军部文化队长何士德谱曲的军歌的新四军战士。当年他从军部文化队结业分配至三支队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教唱军歌。70年来，他唱着军歌投入战斗，英勇杀敌；默唱着军歌打入敌内，圆满完成情报工作；皖南事变后，唱着军歌坚持在浙东打游击；战斗中身负重伤，从死神魔爪下挣脱出来唱着军歌重返战场；一路南下，唱着军歌解放了全中国……

新四军军歌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父亲的血液中，是他一生辉煌的象征。

2008年9月4日夜，父亲最终还是离我们远去了。我们按照他老人家生前的安排给他穿上了他最中意的军装，在他的书房里挂上了他最喜爱的摄于老家的那张照片，像前摆放了4盆洁白的蝴蝶兰，小圆桌上放了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温岭当代名人风采》，书内载有记述他三进军旅的文章《戎马生涯，血染沙场》，四周的书橱里张贴着他各个时期的照片。

不过，我们还是稍稍违背了一下他老人家的遗愿——尽管我们“封锁消息”，但他众多的老战友还是从各种途径闻知了父亲的逝世，执意要为父亲送行。我们和海军干休所磋商后最终同意了。9月8日，250多名闻讯赶来为父亲送行的老首长、老战友及其子女和海军有关领导，聚集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

厅内一遍遍地播放着坚毅而雄壮的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父亲做最后的告别，送他老人家魂归大江南北。

              浙东分会  小冰  小凉  小钢  小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