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解放区中，有一位著名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同志，她就是谢飞同志。

第一、她把延安精神带到浙东解放区。

谢飞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她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作风上，充滿了延安精神。在浙东这一块新建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她把延安精神传播给浙东区党委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许多学员。1943年3月，她接受了浙东区党委交给他的开办党训班的重大任务。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自己筹备教材、教案，在政治指导员巴一熔同志的协助下，第一期浙东区党委党训班在四明山慈南杜徐岙正式开学了。她把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办学的经验，应用到浙东区党委党训班。理论联系实际，艰苦朴素，他们以竹林、树林当课堂，门板当黑板，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这60多位来自三北、宁波、四明山、会稽山，以及来自新四军南渡的干部，通过学习政治理论、时事政策等，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都得到较大的提高。谢飞同志请何克希司令员讲军事课，那时（四月二十三日）正好解放了梁弄镇，就带着训练班学员到狮子山去看战后陈迹，边看边讲，学员们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她请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思一同志讲《党的建设》。请宣传部长顾德欢（张瑞昌）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如何做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斗争中求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党训班，在谢飞同志主持下，办了两期。她把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全部传授给浙东的干部。这对干浙东这块新解放区的巩固和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她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宻切联系群众，富有开拓精神和传奇色彩。

谢飞同志在主持党训班工作中表现了她“能文”的特色。但在1943年12月22日，浙东第二次反顽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部队正式亮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旗号，主力有时跳出四明山，在更大笵围内机动作战。那时浙东区党委派谢飞同志去加强四明地委，任地委委员。在敌、伪、顽的夹击下，他们坚持了四明地区的艰难斗争，保存了四明山根据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三北地区在甬江以北，直到钱塘江边，地处战略要地，盛产粮食、棉花、食盬等战略物资。当你站在一个小山头上远眺，处处挿上了日军和伪军的旗帜，敌伪据点林立，清乡、扫荡频繁。1944年6月，区党委又派谢飞同志任三北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三北地委组成了以黄知真、谢飞等只有7、8人的一个小巧的领导班子，穿插在敌伪据点林立的广大农村中。谢飞同志身穿当地的土布衣服，脚穿圆口布鞋，和当地群众亲密相处，如同一家人一样。她到沿海的太平闸支部、平原的范家闸支部、山边的任家溪支部等地，听汇报、谈形势、学政策、论任务。她深入细致地和党员、群众们促膝谈心，指导基层支部工作，发动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开展减租减息。谢飞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宁波本地干部。就在这样尖锐的三角斗争中，她还是在11月建议三北地委举办党训班，这期的党训班学员就包括后来成为宁波地区专员的沈宏康、杭州市公安局长的叶靳。沈宏康同志回忆说：“谢飞同志对每个学员充滿期盼，临别前她亲笔为每个学员题词：‘坚定不移跟党走！’”

在我国战略大反攻的前夕，日、伪、作垂死挣扎，当地顽军也蠢蠢欲动。谢飞又被委派更为艰巨的工作任务，由她兼任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余上自卫大队政委。余上县地区内，五夫、余姚是日军据点，周巷、庵东是伪中央税警团的据点，马渚、临山、长河、松厦、小越、沥海驻着地方伪军。沿曹娥江一带，还有国民党的杂牌军。形势十分严峻。而我余上大队只有200多人，除步枪、手榴弹外，只有一挺轻机枪。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谢飞沉着分析情况、注意开展军事民主、多和周边同志商量，集中正确意见，谨慎而又积极应对。例如：一天中午，烈日当头，侦察员送来紧急情报，绍兴顽军一个大队偷渡曹娥江，妄图消灭我余上大队。谢飞立即和中队长鞠振滨、指导员郁忠等商讨对策，大家认为这股顽军系国民党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很强，既然来犯，就一定要把它们消灭。谢飞冷静思考，认为大家意见很对，决定亲自带一部分部队去抄敌后路，其余各部从三个方向围攻。结果大获全胜。俘顽军大队长以下30余名，斃伤顽官兵10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40多枝、子弹1000余发。还有好多敌人跳入曹娥江被淹死。被俘的副大队长喟然长叹：“想不到我会败在一个女人手下！”

谢飞同志在余上地区连续打了日、伪、顽军好几个胜仗。从此大家都叫她“谢团长”。敌人闻其名而丧魂落魄。千、万群众向她和余上大队全体指战友欢呼祝捷。她所率领的余上大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20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还调给主力部部40多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余上大队改称余上特务营，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三北地区的松厦、马渚、庵东等重镇。浙东部队奉命北撤，她才忙录地安排北撤有关事项后，向浙东人民挥手依依惜别！

第三、谢飞同志的崇高品德。

这是题外之话，但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谢飞同志是刘少奇同志的前妻。这些私人的事她不愿谈它，大家也从不问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就贴滿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几座名校的红卫兵就跑到谢飞同志家，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问谢飞：“刘少奇不仅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生活上也很乱，请你谈谈他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红卫兵以为谢飞一定会提供些他们想要的材料。但谢飞同志却冷静地严肃地回答道：“不能说刘少奇同志生活上很乱。他总是在和妻子离婚后才和别人结婚的。”红卫兵们为谢飞同志那种实事求是、豁达大度、决不落井下石地对待同志的高尚品德和精神所折服。

                     浙东分会    林晖

                       2006.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