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一文中，蓝瑛先生强调：“纪念巴人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榜样，也要强调从‘真正’两字上下功夫”（蓝瑛：《七十年耕耘文集—献给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90页），以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崇高称号，方是对巴人这样真正共产主义者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近日，在蓝云老师的帮助下，笔者有幸拜访了有着76年党龄的蓝瑛先生。除向笔者热情、耐心回望他与王元化等上海地下党文委部分成员共同投身文艺事业的往事，以及他参加中共地下党、新四军的革命经历之外，蓝老对何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进行了详细阐述。

蓝老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一项优良品质就是：讲真话，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通过阅读蓝老著作，可以窥见，蓝老推崇的共产党人，除有“坚定的理想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刻苦专研学问”、“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等高尚情操外，皆有“真正” 这一共同特质。比如他赞赏张闻天同志“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坚持事实”， “曾在许多重大事件中表现出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心，敢于坚持真理，反映真实情况，向党讲真话，绝不隐瞒自己观点，坚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76页、77页）；肯定吴其亮同志“在长达数十年中，他几次在受冤屈、受迫害的逆境下不怕种种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原则”（92页）；认为黄逸峰同志“对上级领导绝不唯唯诺诺，而敢于实事求是，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揭露问题和不良倾向”，大大促进了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概括与他有近70年深厚情谊的王元化三个字中，一个便是“坚持真理，坚持事实，说真话决不说假话”的“真”字（108页）；陈其五同志对“大跃进”时代“受到错误批判、受到委屈的党内外同志的热情关心和爱护，敢于仗义执言，从事实出发，为他们说公道话（113页）”，给蓝老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他的革命同道王元化、巴人等上海地下党文委重要成员一样，蓝老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不仅长期坚定于1938年便树立的“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坚定了永远跟党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好事”等理想与信念，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讲真话、追求真理。1950年代，当王元化被定性为“胡风分子”，沦为多少人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政治贱民”时，在很长的时间，蓝老“一直和他（王元化）联系，去他家访问，看望他和张可”，“两家之间的亲切感情始终未有丝毫变化”，“直至文革爆发，蓝老自己被批斗检查，才中断了联系”。更难能可贵的是，蓝老“直接和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石西民有过多次谈话，提到元化的情况”，取得了石西民的“深表同情”，促成了给王元化带来很大“安慰和鼓励”的谈话，而蓝老却因与王元化的关系，在“文革”中遭到了批判（106、107页）。可以说，王元化能够熬过痛苦的那二十年，既得益于身边伟大的女性——母亲、姐姐、妻子的爱护与温暖，又得益于郭绍虞、以及实事求是的“真正”共产党员蓝老等人的支持与帮助。

其实，对“真正”共产党员的期望，蕴含着蓝老“把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同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的强烈现实关怀。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认为“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一样，蓝老非常赞同习总书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之观点，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灵魂，是我们党能否永远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基础”（6页），而与此相应的是“表面上乔装打扮，装腔作势，背地里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干尽丑事坏事”、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的“假面人”，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败坏党的声誉，其危害性更为严重”（260页）。

诚如华东师范大学现任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所言，蓝老等老一代“真正”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的成功基础，而且是这种事业之所以为正义事业的内在要素”，更让“共产党人所谓‘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的两难选择”，成为了“一个虚假命题”。 很大程度上，这亦与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总要求之“做人要实”高度契合。

                                                                  何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