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人

我认识章致和同志是在1946年，他当我们文工团指导员。当时，文工团住在如皋县城的一个庙里。团里的同志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他作为指导员，对每一位同志都十分关心和爱护，平易近人。那年我才十六岁，刚从苏南北撤回到苏北，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没有掉队，没有发生任何不幸，比较坚强。他和王士明副团长，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青年党员，我从内心崇拜他。同时，也对他慢慢的滋生了爱情的萌芽。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我从23军文工团调到69师政治部任指导员。我们离的远了，但我心中仍然十分的记挂他，只要有空就去他那里。

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去看望他。那天风和日丽，道路两边都是绿色的田野，沟沟坎坎上盛开着各种颜色美丽的小花，我的心情好极了，一路上盼望早点见面，所以脚上不停的蹬着车子，把车骑得飞快，向风一样奔驰而去。

眼看到了他的驻地，致和也看到了我。可是，当时我蹬的一时兴起根本刹不住车，还在往前冲，致和一看不好，一下从后面拉住车，我才停下来，直接从车上蹦了下来。真是有惊无险啊，事后让致和担心了好一阵子。

    我们俩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致和总是给我讲一些战友们的趣闻轶事，记得他讲的一首打油诗：

朱白吃猪肉，

肉在碗中哭，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就是一位叫朱白的战友，每次看到饭菜里有肉时，就吃的飞快，然后不停的再去盛饭，所以得来此诗。

听到此，逗得我哈哈大笑，笑过以后想想，在那艰苦的环境中，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那时我们都很年青，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不管干任何事情都是兴致勃勃的，充满激情。

致和两次负伤，都是行走在生死一线上，但是他以乐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伤好后立即归队，参加战斗。

我们即是战友，也是爱人。那时部队有规定，团职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我年龄小，还不到结婚的时候，但是一次次的分开和团聚，让我们彼此牵挂。

直到解放后1951年， 我21岁了，致和28岁了。我们相恋了五年，经过组织批准，我和致和结婚了。当时致和在68师政治部工作任宣传科长，随后我也调入68师。

 他是一颗属于我的太阳

 作为社会的人，他已远去；做为精神上永远的伴侣，他却仍与我朝夕相伴，昼夜同行。他是一棵树，仍为我遮雨挡风；他是一盏灯，仍照我不断前行；他是一颗属于我的太阳，依旧给我温馨与光明。

纪念章致和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苏进

致和同志离开我们已二十五年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然而，举笔之间，总觉得很难铺陈记述，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阵苦痛。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久远，又是那么的清晰。他很平常，只是一名为党搞了一生宣传工作的普通战士；他是一个很平淡的人，但对战友却有着一份热情和友爱；他是一个充满情爱的丈夫和父亲。我时刻怀念他，并为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行所感动。他的离去和许多已故战友一样，是重于泰山的。只是他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不已。

 在他一生中，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为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他已尽了他毕生的精力。在一场场残酷的斗争中，他两次身负重伤，两次死里逃生，是战争的幸存者。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任总编、副台长时，因辛劳病故，总政授予他烈士称号，以慰他的英灵。

1940年，致和由沈西蒙同志带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师文工团。他亲眼看到日寇铁蹄蹂躏我中华大地，到处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使他认识到只有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才有光明前途。参军后不久，经夏光亚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理想信念起了质的变化，决心要追随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他离开上海投奔新四军前，曾对家人说，我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国际饭店楼顶上。终于，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还在枪林弹雨中找到了自己厦门路的家。当他出现在亲人面前时，他的母亲和兄弟都惊喜交集。

抗战时期，他调到七团当文化教员。他的团报办得十分红火，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车桥战斗中，他左腿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血流如注，晕倒在河沟里，辛亏被卫生队的王国强同志发现并抢救出来。对此他念念不忘，他常告诉孩子们说，王叔叔是爸的救命恩人，切不可忘记啊！第二次负伤时是在1945年春，在天目山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美式武器的子弹打伤了左腿。在深洞养伤，养伤期间他认识了唐剑老师。据唐剑回忆，当时他受了致和同志的影响毅然参加新四军，为了避免家人受迫害，还为自己取名唐剑。唐剑同志深情地说，老章是我的导师，是他带领我参加了新四军，不然，独生子的他是不可能参加革命的。

1946年致和调到军文工团任指导员。他平时刻苦学习，与同志们友爱相处，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致和和王士明同志。他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在七战七捷战役中，他和游龙、王士明同志带领我们和部队一起，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当时，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那时，天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地面上有机械化部队。部队战士果敢机警，他们爬上房顶把机枪架在战友的肩上，向敌人开火并打下了一架飞机，从此敌人再也不敢低空扫射了，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然而致和说，这仗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1949年渡江战役开始，致和和七团团长邓若波同志在一个指挥所里。当时在长江上游弋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断向我阵地开炮，一颗炮弹向他们的指挥所飞来，邓团长先跳进防空壕，致和向后门右手拐出，没有进入战壕，结果邓团长牺牲了，他却幸免于难。

抗美援朝开始，他和蒋科长一同去前沿阵地了解情况，蒋进入一个我军碉堡，致和则进另一个碉堡，一颗炮弹落在了蒋科长那里，蒋当场牺牲，而致和又一次幸存下来。

后来他调入志愿军总部，任志愿军报主编，同志们都说他妙笔生花，真是一支笔当三千毛瑟用了。在朝鲜，他一直把我和孩子的照片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说实在的，他对我和孩子的眷恋之情是多么的深沉。在朝鲜的六年当中，一年度假一次，假期为一个月。为数不多的送别和无数次的担心终于等来了我们的胜利，美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结束。我在1956年带上4岁的大女儿去朝鲜探望致和。他带我们去了烈士陵园凭吊牺牲的战友，在毛岸英烈士的墓前我们合了影。

1964年，他又奉命去抗美援越，离别总是伴随我们。家中四个孩子由保姆照看，因为我也要带140个大学生下乡四清一年。在此我感念领导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总政联络部专门派人来照料孩子，孩子生病送医院，中秋节买了月饼和孩子们一同赏月，我们从内心深处感激当时的领导。

“文革”中歪风四起，致和要去带红卫兵，而我被打成“走资派”。当时，不断有前来避难的战友亲属，致和弟弟、侄女、侄子等七位也来家避难，家里成了小招待所。这时，致和总约我去看望刚被扒下领章的老领导和战友们，如钱砥千、沈新、肖卡、李家齐、方扬、朱侯年、郑明、钱江、陈烙痕、丁谷等。他总是叹息着说，他们都是我们党才华横溢的优秀干部，是宝贵财富。

人品作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有本质。他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几年光景，我们相敬如宾，志同道合，和子女平等相处，合家欢娱，其乐融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里总能听到歌声和笑声。由于真正的爱，必有责任，真正的心，则是责无旁贷。他人虽走，他生前树立的家风依然，他的品德和为人是我和子女们的楷模，并使我们受益匪浅。

25年过去了，可以让他在天之灵得到告慰的是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生活日渐富裕，国家也日益强大，家里也有了很大变化，几个子女成家立业，两个外孙今年也相继考进大学，我们生活得很好，多么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啊！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我们所留下的却是长久而永恒，他那音容笑貌，将伴随我左右，直到我人生的尽头。

             一师分会 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