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蒋介石同室操戈，摧毁了新四军军部，皖南新四军部队损失惨重。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苏中部队为新四军一师，师长是粟裕。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的家乡——泰东、东台、如皋、启东、海门等地，派来了许多的民运工作同志。他们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宣传新四军的宗旨，宣传“二五”减租。我在此时参加了新组建的浒澪完小儿童团，因为我胆大，工作积极，被民运工作同志袁顺森和本校老师张振华指定为儿童团团长。

1941年3月，新四军一师师部进驻在离我家一两里的旧场，粟师长住在老坝头小学教师吴其震家。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署驻栟茶镇北三官殿一带。栟茶镇还有军队医院。民运工作同志袁森同志告诉我，上级要在浒澪镇召开重要的会议——“苏中军、党、政扩大会议”，儿童团会有许多的活动，如写标语、贴标语，组织儿童团员四乡宣传等。我和袁顺森在大街上遇见了朱克靖团长，经袁顺森介绍，我和朱团长握手，他鼓励我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陈丕显同志（当地人称为阿丕）到学校找儿童团干部谈话，鼓励我们一番，并和我们师生一起照了像，我很高兴。四月中旬，镇上在东庙召开“二五减租”大会，我是儿童团长，能坐在主席台上，并和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一起就坐，很是兴奋。在会上，管文蔚主任讲话，他讲了“二五减租”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抗日、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

4月20日晚，在栟茶镇徐家祠堂召开苏中军区成立大会，我也参加了。我聆听了粟裕师长的报告。栟茶当地民主人士徐一朋也讲了话（徐曾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任过东台县县长，是上海人）。晚上光线暗，人又多，没有看清楚粟师长的面容，有点遗憾。

大会以后，我常常想，苏中军区高级领导人我先后都见过面了，只有粟师长尚未拜见。经常听人说，粟师长是红军指挥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坚持三年游击战，打仗厉害，在江南江北打日本鬼子，俘虏了不少日本鬼子；在黄桥，粟师长和陈毅军长一起指挥打垮了韩德勤几万顽军。军长李守维在逃跑时，遇到河，他不会游泳，抓住马尾巴过河，结果还是淹死了；粟师长身材不高，但冷静沉着，善于思考，很有谋略。我心灵上崇拜英雄的念头油然而生，特想见到粟师长，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强烈愿望。

恰巧，师部有一部分机关驻在我村，有一位魏处长我几乎天天见面，已相处得很熟悉了。我把入党后的思想和我工作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也讲了从江南到江北的许多战斗情况，还讲了粟师长的故事。我再三请求魏处长带我去拜见粟师长，魏处长答应了，我高兴极了。有一天是个星期日，魏处长叫我：来！来！跟我走，去见粟师长！我欣喜若狂，连蹦带跳的跟着魏处长出发。一路上魏处长讲了许多新四军的故事。

到了粟师长的住地，见到大门外有两位警卫战士在站岗，他们拦住了我，不让进。魏处长上前说明是跟他来见粟师长的。我们正要进大门，见一位身材中等的军人稳步向魏处长走来，头戴灰色军帽，身着一套合体的灰军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系着一条一寸宽的皮带，打着绑腿，灰色的袜子黑布鞋。他笑容可掬，走近我们。魏处长上前举手行军礼，并介绍说，粟师长，这小伙是浒澪小学儿童团的团长，刚入党，家在我住的村里，特别想见见你。我立刻向粟师长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口中说：“粟师长好！”粟师长走近我，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多大了？”我回答：“十六了。”粟师长说：“个子不小嘛。还入了党，又是个团长，后起之秀啊！好好干吧。要坚决抗日，打鬼子，把日本小鬼子赶出中国，还要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斗争到底。不论遇到什么风险，都要挺得住，坚持到胜利，永远跟党走。”还问我：“怎么样？能做到吗？”我听了连连点头，说：“一定做到！”魏处长插话说：“你已见过粟师长了，听到了首长的指示。我要向首长汇报工作，你就在外面等我吧。”我连连说好的，向粟师长鞠了一躬。他们走进屋里，我和警卫员聊天，问他们关于枪的常识，弹夹能装多少子弹，枪的型号、射程有多远等等。大概20多分钟后，我向警卫员说，告诉魏处长，我先回家了，家中还有活要干，不等他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花怒放，心想，细伢儿，你见到大官了，是粟师长呀!这是我的光荣。粟师长没有架子。我把见到粟师长的情况像过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又一遍，把粟师长的教诲话一句一句的默背了好几遍。脚底生风，不多时回到家里，我把见到粟师长的经过写在练习本上，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特别把粟师长教诲的话写下来，作为我一生做革命人的座右铭。第二天，回到浒澪小学，我把拜见粟师长的情况向袁顺森，张振华二位作了汇报，他们很高兴，说;“你真行，比我们还幸运呢!要把粟师长的话牢记心头，照他的话去做。”

    自从拜见粟师长以后，我心中经常想，新四军苏中军区的大领导我都见过了。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还有魏处长。我是幸福的。尤其是粟师长的谆谆教导让我铭刻心里。这些领导干部南征北战，见多识广，都有大学问，比我年纪大，都是父辈之人。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打鬼子，为穷人求解放而斗争。他们都是外地人，为打天下来到江北，他们能干共产党，我也能跟着干，要学习他们，把这条路走下去，一定没有错。

我回想起新四军没来之前，那时我在浒澪镇念书。浒澪镇是东西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经常从镇上过，国军有野三旅、保安团、薛承宗部。只要他们一来，老百姓们都逃之夭夭，怕被抓壮丁、怕被拉做苦力、怕被敲诈勒索。摆小摊的宁愿不要货物，也逃得无影无踪。而新四军来后，纪律严明，不打人骂人，和老百姓关系很好。有礼貌，买卖公平，亲如一家。部队到了镇上，乡下的老百姓都赶来看新四军，问长问短的。到镇上工作的民运工作女同志，都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她们有文化，能说会道，和小脚老太太交朋友，聊天谈家常，引得许多妇女来看女兵，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当官的没有架子，和当兵的关系很好，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很好。听说管文蔚主任是江南人，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是老共产党员，上过大学，知书达理。有文化的绅士都竖起大拇指佩服，知道新四军中并不都是泥腿子。民运工作同志开会讲话都是新词，“穷人富人团结抗日”，“实行二五减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工抗会、农抗会、妇救会，社会气象一新。老百姓都夸新四军好、抗日民主政府好，称“新四军是自己的队伍”。

我把两个政党、两个政府、两种军队一一对比，似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两个党、两个政府、两种军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纲领、宗旨不同，走得是两道路。这是我当时在政治上的认识基础，也是我入党的目的，更是我在战争岁月残酷斗争中、在险恶环境中不怕牺牲、不怕家破人亡的力量源泉。

时光过得真快。1941年，日伪军发动了“八一三”大扫荡，环境开始紧张了。一师师部和苏中行署、区党委也转移了。白莲教、大刀会替日伪军打头阵，欺骗蒙蔽许多老百姓参加暴乱。我军以政治和军事攻势并举，平息了暴乱。紧接着日伪军大举扫荡，占领了苏中刚解放不到一年的抗日根据地。占领了全部县城，大小集镇、大的村庄或隘口也都占领了。抓丁拉夫，砍伐树木，构筑堡垒，挖掘战壕，组织伪政权，建立保甲制。日本鬼子下乡抢掠烧杀，奸淫妇女，杀害抗日军民。伪军经常三五成群下乡敲诈勒索，收捐收税，无恶不作。从1941年秋至1943年年底，栟茶北区外来的干部区委书记徐闻同志、卓吉同志、田子猷同志均遭日伪杀害。以徐闻同志牺牲最惨烈悲壮，受到种种逼供，遭到徐闻同志的拒绝，并遣责汉奸卖国求荣，被汉奸砍下头颅，挂在大街上示众。地方干部有西洋乡农会主任韩锦荣、启新乡民兵大队长吉春发、新园乡乡长曹华振先后被捕，也被杀害。还有的干部被捕后，家里倾家荡产，卖房子卖地拿钱赎人。有的干部受尽酷刑吊打，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大针钉手指，有的被敌人摧残致死，有的残废了。抗日阵营中干部队伍有些混乱了，思想波动很大。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逃到了上海做工，有的人流落他乡，有的人东躲西藏。

    这时，我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深深地思考，敌人如此残忍，我们能否坚持斗争下去？能否不让敌人抓去?怎样改变斗争方式？在此紧急情况下，我把粟师长的教导回忆起来，“要坚决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遇到风险要挺得住，坚持到底。”想到粟师长的这些话，我把记着粟师长话的小本拿出来，细读细想：日本鬼子还未赶出中国，我救国的责任还没有尽到，我要做抗日英雄，决不怕死。我又想到在学校受到的抗日教育，想到抗战歌曲的内容，想到粟师长、管主任的高大形象，他们也在和敌人周旋。我们是当地人，人熟地形熟，小青年要学习民族英雄忠于祖国的精神，和敌人干到底。我提高了信心，又下了决心。于是，我通知七八个干部晚上开会，有乡干部，也有村干部。我当时已是区委宣教科科长、区委委员。在会上，我首先发言，讲了一年前粟师长的谆谆教导，讲了本地的斗争形势：一、日伪疯狂屠杀是吓不倒我们的，抗日的中国人都是硬骨头。我们要像粟师长讲的“要顶得住，抗日到底。”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历史决定侵略者一定会垮台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二、德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德、意、日法西斯在国际上很孤立，反法西斯力量在不断壮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提高信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新四军还会回来。我们要保持力量，暂避敌人锋芒，少公开活动，加强秘密工作。三、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弱点，打造我们的活动空间。各乡都有敌人的据点，敌人行政区域是不统一的，乡与乡之间是三不管地区，这是我们的活动生存领域，灵活行动，注意保密。凡是积极分子，晚上不能在家住，以免在夜间被敌人抓住。经大家讨论，都赞成粟师长的讲话精神，坚持抗日不动摇，准备打击地方土匪。这是我们第一次用粟师长的指示来指导工作。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到了1943年，在我们地区就开展了武装斗争，发了枪枝弹药，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由于我们镇压了几个汉奸、伪情报主任，敌人对我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企图暗杀我，但我早就不在家住。一天深夜，敌人来到我家，把我父亲绑去，连捅七刺刀，耳朵边被捅掉一块，满身的血，并用绳子勒脖子，以为我父亲已死，又接近黎明，敌人心虚，仓惶跑了。万幸的是父亲未死，被他人救走。1944年，因我领导的几个乡从各方面与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为了打击高举抗日大旗的我，在春天里把我家的草房拆毁了，把房上的木料、全部家具，连同嫂子陪嫁的箱子柜子都抢走了。全家老小东躲西藏，无处栖身。父母哥嫂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怕我出危险，十分矛盾。我跟他们作了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怕有什么用，只有斗争才能生存，我会小心的；只要大家咬紧牙关，难关是可以度过的；干共产党我不能半途而费，好日子会来的。我让他们分散到亲戚朋友家住。全家人认同了我的思想，继续支持我抗日。我很难过，全家为我受到了牵连。敌人向我挑战，斗争白热化了。此时，粟师长的教导又在我心中回荡。他说过，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坚持到底跟党走。上级已经提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盟军也在打击德、意、日法西斯。现在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坚持到底”曙光就在前面。我深刻理解粟师长的教诲，更加激起了我对日伪的仇恨，弘扬民族大无畏的精神。我们埋地雷，炸日本人的汽车，夺取大洋马，与敌人开展枪击战；深夜向伪军据点喊话，瓦解伪军；并带领几个乡的武装力量，于深夜摸到浒澪伪军据点捉汉奸，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我每每想起粟师长的教悔，都得到勉励，鼓舞我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做一个勇敢的抗日战士。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阶级矛盾尖锐，国民党大军压境，斗争形势也十分复杂。在残酷的工作环境中，粟师长的教导都给了我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无穷力量。

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到了考验和洗礼，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这与粟师长的教导密不可分，粟师长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永远难忘。

                                                                                                                     一师分会 顾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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