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春天，苏中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日伪“清乡”行动从苏南转到苏中，把苏中四分区作为“清乡第一站”。日军调来在苏南“清乡”经验丰富的小林师团菊池联队，加上伪军、警察、宪兵、特务，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余人，以梳篦、拉网的战术对苏中四分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十几路人马分进合击，不少交通要道和大小集镇被占领。大汉奸汪精卫、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等扬言：六个月内，要彻底消灭苏中新四军主力和中共党政机关。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苏中区党委：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敌人以“军政清乡”和“经济侵略”两手，妄图置我于死地。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灵活运用武装与非武装、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与之斗争，因地制宜，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反“清乡”该怎么反？敌我双方的名堂都很多。

    日军的惯用伎俩是利用和操纵汉奸“以华制华”。此番“清乡”也不例外，除了军事打击，就是利用特工组织大肆渗透，企图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瓦解我抗日军民的力量和斗志。日军的马前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的主任张北生，另一个是伪“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的站长姜颂平。张、姜二人都是南通人。张北生抗战初期曾是国民党嘉定县县长，后来投靠汪精卫，得到日军派遣军特务机关的青睐；姜颂平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叛变投入国民党CC系的怀抱，日军侵华以后当了汉奸。这两条地头蛇走马上任以后，为献媚日本主子博取欢心，都急于显露一手，想利用旧关系对我党我军搞策反。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瞄上了同一个人——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的汤景延。

     汤景延是江苏如皋人，上中学时，面对学校和社会的种种不公，曾义愤填膺加入了反对校方的斗争。1921年进入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学习，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反帝救国运动。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回如皋担任了如城体育场指导专员兼县童子军教练，1927年任国民党如皋县党部监察委员、宣传干事。那年冬天，国民党进行“清党”，他因“言论过激”、“与共产党人接近”而遭解职，被排挤出县党部。卢沟桥事变后，汤景延到国民党江苏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军事谍报处工作，期间，参与组织成立了海门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担任副总队长。后来，总队被国民党收编为江苏省保安九旅第五团，汤景延任少校团副。1939年，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二纵队任中校机炮营长。驻扎江都时，他结识了相邻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三团团长梅嘉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有所认识，产生好感，曾以弹药支援过新四军。1940年郭村保卫战期间，他主动参与营救了因港口暴动而被捕的我地下党负责人。1941年夏，当上司、副总指挥李长江准备投靠汪精卫时，他毅然与李分道扬镳，带了一部分人、枪，随新四军一师三旅返回掘港、北兴桥、三余一带。这年秋天，苏中通海行署成立，以汤景延所部为基础，组建了通海人民抗日自卫团，汤景延被任命为团长。从此，“汤团”的称呼便慢慢叫开了。

   1942年2月，由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部长陈伟达介绍，汤景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汤团”接受新四军和中共通海工委、通海行署双重领导，定位是外围“灰色”地方武装组织。新四军将“汤团”作为中间力量使用，专向敌占区行动，在日伪夹缝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日伪大举“清乡”，形势十分紧迫。为便于隐蔽和迷惑敌人，组织上允许汤景延保持旧时的生活作派。于是打牌、下馆子之类对他而言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汤景延花天酒地、出手阔绰的生活，自然逃不过汪伪特工的眼睛，而他“国民党少校团副”的任职经历也引起了特工站的极大兴趣。

        1943年2月中旬，一位不速之客悄悄来到汤景延的住地。此人陆某，是日伪南通特工，曾与汤景延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的手下共过事，私交不错，平日常以兄弟相称，此番前来，是奉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之命，策反汤景延“投诚”。

    一番寒暄，相谈甚欢，陆某便开门见山，劝说汤景延投奔汪精卫，“共享荣华富贵”，还特别介绍了几个汤景延的旧友投汪之后如何升官、如何发财，如何前途无量。他见汤景延不为所动，又进一步鼓吹“清乡”如何声势浩大，如何力度空前，新四军如何狼狈等等，企图软硬兼施，动摇汤的信心。汤景延摸清了对方的底细，对陆某说：“此事甚大，非同小可，容我与弟兄们计议后再定。但不管结果如何，你我朋友照做。”陆某见汤景延没有一口回绝，愿意考虑，以为有戏，心中大喜。

    事后，汤景延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一师，请示应对之策。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召开会议进行了慎重研究，认为，日伪军实施的“清乡”计划，给我军和根据地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困难，形势逼人；要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必须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汤景延身份特殊，具有与敌伪头目交往的基础和背景；他对党忠诚，性格豪爽，机智灵活，在身处险境时能应变自如，作为卧底非常合适。但考虑到“汤团”虽有我党的一定基础，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完成全面改造，还没有达到革命军队应有的要求。有人担心万一通海自卫团由汤景延率领打入敌伪内部，在与日伪周旋的过程中，部队被瓦解了，垮掉了，后果将极为不利。粟裕认为，汤景延是可以信任的。在目前情况下，将计就计，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策略，让“汤团”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人“清乡”的部署，粉碎日伪绞杀根据地的图谋，既是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也完全符合上级的指示精神。这个机会不应该错过。军区决定，实施“汤团行动”，为配合汤景延工作，选派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顾复生、赵济民分别担任团政委和副政委，派善于管理部队的沈仲彝担任副团长；全团634人中，有共产党员37名，党内实行单线领导；同时要求相关部队予以配合，任何人不得泄露“汤团行动”的机密。

        4月14日下午，粟裕当面向汤景延交代任务，鼓励他说：“你有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的条件。你在国民党军队多年，汪伪政权中有不少旧交，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在那边立足。你熟悉敌伪军政人员的习惯和作风，很适合这个‘红心白皮’的角色。到那边以后，你的任务是搜集敌人情报，牵制敌军行动，控制沿江口岸，确保我人员物资通行，配合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打击日伪。”粟裕深知这次行动责任重大—— 一个整团诈降，稍有差池，就可能满盘皆输，被敌人一口吃掉。临别，他紧紧握着汤景延的手说：“景延同志，这是不得不走的一着险棋。局势来得这么突然，舍此别无良策呀！”汤景延面对粟裕信任的目光，点头答道：“请军区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走好这一步棋！”粟裕要汤景延稳住节奏，等待时机，设法与特工总站的头目接触，摸清虚实，然后确定下一步行动。

   这个计划十分凶险，前景难料。汤景延沉稳自信，静静等待鱼儿上钩。果然，半个月后，陆某带了高档礼品来讨回音。汤景延称，过去可以，但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必须稳妥可靠，慎而又慎。他提出，要直接与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面淡，然后才能最后敲定。

        4月底的一天，一身绅士打扮的汤景延在陆某陪同下来到南通城与姜颂平密谈。

    姜颂平老谋深算，并非等闲之辈，作揖奉茶之后，便盯着汤景延皮笑肉不笑地问：“据我所知，新四军待你不薄哇，你怎么想脱离他们呢？”

    面对姜颂平的盘问，汤景延放下茶杯，不紧不慢坦然答道：“站长有所不知，通海自卫团是利用新四军‘三三制’的政策保存下来的一支地方武装，老底子并不是新四军，人家也不看重，顶多就算个外围组织吧，管得不多。否则，我们也不会如此自在。如今政府开始‘清乡’，共区那边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抗战前途嘛又十分渺茫，我也不得不为兄弟们考虑出路，以求生存不是？”说到这里，汤景延顿了一下，话头一转，不卑不亢地说：“当然，不过来，在新四军那边继续混，也能混得下去，他们也不会赶我走。毕竟共产党还讲统一战线嘛！”他呷了一口茶，盯着姜颂平的眼睛，一脸自信地说：“既然姜站长心有疑虑，不放心，我们也不强求。天无绝人之路，再等等看，说不定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听到这里，姜颂平马上放下了架子，换了付面孔，连忙推说绝无怀疑之意，再三表示热忱欢迎汤团长“深明大义”，率部投到汪主席麾下。边说边起身与汤景延拉手勾肩，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接下来，便开始商量“汤团”归顺的具体问题。这时，汤景延就“汤团”参加日伪的“和平运动”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持原有建制，不能动他一兵一卒；二是部队仍旧驻扎在老地方，人熟地熟，便于发展。

    对于这两条，姜颂平很爽快地答应了。事后，他与“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商量，并得到日军顾问同意，与汤景延达成了这笔“交易”。

    回到部队，汤景延召集党员秘密开会，提出“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保住团队，保卫家乡”的斗争任务；党员要带头执行命令，做好战士们的工作。当部队要换穿伪军军装的消息传开时，许多士兵反应强烈，当即有4人忿然离队。留下的也想不通，一起涌向团部。他们愤怒地喊道：“为什么要投敌？为什么要当汉奸？”

    面对战士们的质问，几位团领导五味杂陈——他们知道，这些官兵都是好样的。现在打入敌营，可能要毁掉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背上“汉奸”的骂名。但为了革命全局，又必须服从，别无选择。这些话面对眼前的官兵不能公开讲，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在排以上干部会上，汤景延对大家说，目前我们处在敌人“清乡”的最前沿，是敌人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我们首先要保住团队，保存实力，穿伪军衣服只是暂时的，将来再图大业。大家似乎听出了团长的“弦外之音”，激动的情绪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1943年4月15日深夜，“汤团”驻地桃源乡附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第二天早上，深夜“交火”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说，死伤了好几个新四军，“汤团”已不知去向，可能投敌了。有人发现沟边有3具尸体，从衣着判断，就是“汤团”的战士。这一下，人们对传说更加深信不疑了。其实，这是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为汤景延精心设计的一场戏：激烈枪声响起的时候枪决了3个等待处决的叛徒，而他们的尸体则成了“汤团”反叛、与新四军“交火”的证据。

    “汤团”连夜开往南通郊外，在此接应的陆某陪着他们入城见了姜颂平。姜喜不自禁，连说“欢迎”，问：“部队都拉过来啦？”汤景延点头说：“都来啦，有十几个杂种临时变卦，制裁了几个，其余的跑啦！”特工一查，果然有3个新四军的人被解决了。姜颂平便对“汤团”投诚深信不疑。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组织欢迎大会，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欢迎“汤团”。

         4月19日，汤景延正式通电汪精卫政府，宣布哗变“投汪反共”，参加“和平运动”。日伪集团与日军南京当局闻讯大喜，当即发布两条命令：一道公开的命令是：重奖汤景延，犒赏全团官兵，将汤部番号编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团”；另一道密令是：要求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站“严密监视该团，防止其中有诈”。

汤团行动的组织方案是极其严密的，整个“哗变”过程无懈可击，就连精明的汪伪特工也没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这一点从现存的敌伪档案可以得到印证。有一份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呈文（海循字第二十一号），详细报告了汤团开抵海门、组织欢迎及汤团长发表“投诚意义”演讲等情况，并得出结论：“查汤团参加新四军在通海一带游击抗战为时已久，现率部来归诚非易事，而海启匪军为数颇多，数年以来幡然觉悟效忠‘和运’有如汤团者实所仅见”。（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呈）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汪伪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渲染汤团“弃暗投明”。南通地区则精心编出“欢迎汤沈团长反正”的伪报特刊，称这是“清乡必胜的先兆”。“汤团举义”震动了大江南北，成为汪伪致力推行“和平运动”的兴奋剂。

    与此对应的是，一支新四军地方武装摇身变成“伪军”，也让抗日军民大为震惊。“汤团”深夜出走竖起“和平运动”旗帜后，苏中新四军第四军分区也发出了“讨逆”布告，号召军民打击“叛变投敌”的汤景延部。

  “汤团”正式接受了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日伪喜出望外。4月20日，姜颂平通知汤景延前往海门茅镇，要求他将团部设在紧靠日军宪兵队和伪启海特工站的海明桥。

  很显然，敌人还是不放心。汤景延知道，把队伍带入敌营仅仅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要想在奸细、特务如麻的日伪魔窟里站稳脚跟，取得“信任”，还有许多路要走。为了最大限度迷惑敌人，全团所有官兵连同家属都一起过来了。汤景延带着妻室儿女，还在南通城里设立了“汤公馆”，作为与日伪打交道的办事机构。公馆外有武装警卫，内有副官、佣人。他平日头发油光，衣装笔挺，皮鞋锃亮，派头十足，经常邀请汪伪军政头目开赌局、摆饭局。至于“八方朋友”的约会，更是有请必到，携礼上门。他颇为大方义气的出手，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称赞。“汤团”的营连军官，也都受命如此这般，很快便和伪军官兵打成一片。

  这天，汤景延正与刚结交的伪军头目应酬，套取情报，姜颂平打来电话，说：“省主席李士群决定召见并嘉奖你，要你我立即赶到苏州。”

  立即前往苏州？事情来得有点突然，汤景延在心里暗暗做好了各种准备。原来，李士群先前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魔头，后来，虽然得到汪精卫的赏识，当上了伪“江苏省政府主席”，还挂了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头衔，但因手中并无实权，日本人依然把他当狗一样呼来唤去。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没有实力是不行的，便私下招兵买马，广收地方武装，想编一个“清乡警察大队”，扩大特工系统实力，增加自己在日本人面前的分量。眼下，投诚而来的“汤团”，正是他可以好好利用的一支力量。

    5月3日下午，汤、姜一行赶到苏州。汤景延呈上高级瑞士手表、茅台酒等礼品，李士群热情设宴款待，气氛很是融洽。李对汤说：“抗战抗战，抗来抗去只是害了中国。只有与日本人携手，开展‘和平运动’，才有出路。你这次率部起义，夺了清乡的头功，希望你以此为基础，扩充人马，壮大力量。”

  汤景延一边谦恭颔首，一边接上他的话头，说：“省长所言极是。南通一带，在下还真有不少帮会弟兄。他们手下不少，而且配有武器，如省长能给我一个相当的军职，汤某登高一呼，必能聚集一众弟兄于麾下，以壮省长的声威。”

  李士群事前已令特务对汤景延进行了秘密考察，得到了“表现良好，似无阴谋”的报告，此时便顺势嘉勉了几句，拱手道喜说：“经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已晋升景延兄为少将旅长。”

  汤景延听闻这一消息，赶忙“惶恐”地起立表示：“谢省长高抬！今既获此重任，景延誓必尽心竭力，以报答汪主席、李省长的信任和重用。”

  回到“汤公馆”，汤景延穿上将军服，佩戴少将衔，摆宴请客。那些伪职人员见他受到省主席召见，又官运亨通，争相谄媚，巴结靠拢。他则趁机广结人缘，为开展工作打下根基。

  汤景延身在虎穴，始终不忘配合反“清乡”斗争打主动仗。很快，他获取了“清乡”计划、兵力部署、装备给养等方面的大量情报，及时提供给了新四军。不久，伪海门特工站配合日军残酷“清乡”，散布谣言，刺探情报，搜捕抗日战士，发展秘密特工，对抗日军民构成极大威胁。上级要求“汤团”配合短枪队给气焰嚣张的特工站施以“颜色”。汤景延接令后，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了江边有嫌疑的几个村庄，挨家挨户“搜查抓捕新四军”，捕获了一批嫌疑分子。审讯中，一些人大喊“冤枉”，称自己是奉命而来；有些人甚至出示了自己的特工身份证。经过逐一甄别确认身份后，“汤团”当即释放。很快，这些货真价实的秘密特工就被新四军短枪队铲除了。

  一天后半夜，日军头目突然通知“汤团”二中队，立即出发偷袭正在一片乱坟场休整的新四军游击队。为了达成隐蔽突然，一再告诫：“不许开枪。”随着目标的接近，地下党员、排长刘剑平心情愈加紧张急迫——再不报信，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忽然前方蹿出一条狗，他急中生智，大喊：“有新四军，快趴下！”并“啪、啪”打了两枪。日军头目赶上来仔细察看，见是一条狗窜入芦苇丛，气得大骂：“你滴，混蛋！”

  枪声惊动了睡梦中的游击队员，等到日军和二中队死死围住那片坟场时，游击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军头目为此一连扇了刘剑平十多个耳光。这位机智的排长尽管嘴角流血、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在为游击队及时脱险暗自庆幸！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汤景延像其他伪军将领一样，开店做生意。他以补贴给养为由，办起了“协记公行”，还拉拢特工头目入伙。这些人早就想经商捞油水，只是没有合适的代理人，因此一拍即合。

  汤景延自任总经理，政委顾复生当起了账房先生，协记公行的总行就设在茅镇汤景延公馆内，并在青龙港、宋季港、牛洪港等港口设置了分行。协记公行表面上经营粮食、棉纱、药材、八鲜、家禽家畜等农副产品，暗地里为新四军打通了长江南北的联系，替新四军采购运输武器、药品、盐、布匹等日伪禁运物资，同时把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传递到根据地，还掩护了大量的新四军干部和进步人士往来，使日伪苦心经营的“清乡”封锁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让党的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

  张北生和姜颂平因派系不同，互不相让、勾心斗角。汤景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伪江苏省省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要求“汤团”永远接受其“领导”。几乎同时，日军师团长小林信男和张北生赶到苏州，迫使李士群同意将“汤团”改编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汤景延任大队长，由张北生直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汤景延私下对每一方都表示“服从”“效忠”，又充分利用双方给出的有利条件来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汤团行动”在苏中四地委只有主要负责人知晓，在“汤团”内部也只有支部书记以上干部知情，对一般官兵只提“变换斗争方式，保住团队，保卫家乡”。南通地区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投敌当伪军，非常痛恨，常常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和唾骂，恨得咬牙切齿。我方有的部队打算袭击“汤团”防地，给以颜色；锄奸队也跃跃欲试，将汤景延及其家人列为暗杀目标……所有这些想法和计划，在请示上级时都被以各种理由否定或制止了。尽管如此，身在敌营的汤景延还是遭遇过两次暗杀，所幸有惊无险。

  日军这边，对汤景延一直不大放心。为了打消日军的怀疑，汤景延以无懈可击的汉奸习气和派头，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伪企图化掉“汤团”、吃掉“汤团”的阴谋，保存了部队的实力。在日伪不能按时拨付军饷的情况下，为了维持部队正常运转，汤景延悄悄变卖了如皋老家的宅院和家产以充军饷，稳住部队。

  身在敌营，他特别注意巩固内部，消除隐患。“汤团”多数官兵投身敌营都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也出现过个别败类。有个干部被海门特工站同化，吃喝嫖赌抽大烟，迷恋灯红酒绿。政委顾复生再三批评规劝，仍然一意孤行，与日伪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渐渐露出叛变苗头。为了保证特殊使命的完成和全团官兵的安全，汤景延果断下令秘密处决了他。

  这个人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海门特工站的怀疑。后来，特工还在“汤团”三营防地发现了带手枪的便衣人员，就打电话给汤景延，名义上是通报情况，实际上是质问查询。其实，便衣人员是“汤团”保护秘密电台的短枪组。汤景延一面命令他们立即转移，一面派营长去特工站解释，称：“派勤务兵去老家拿东西，考虑到清乡期间不甚太平，为安全起见改穿了便衣。”

  然而，这两件事还是引起了敌人警觉。一天，张北生、姜颂平派车把汤景延“请”去苏州“消暑”。第二天张北生就突然下令：“汤团”集中到茅镇“点编”，接着又命令开赴南通城“整训”，并对部队驻地进行了严密封锁。

  “汤团”接到“整训”命令，副团长沈仲彝和政委顾复生觉察到情况可能有变。他们担心敌人已把汤团长扣作人质，如果部队不去整训，团长和部队都会有危险，所以决定全团按时前往南通。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沈副团长向营连干部布置了应对办法，特别强调了要沉着镇定，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集训地点在南通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学校四周有日伪军驻扎，铁桶似的把“汤团”围在里头。团部试了几次，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张北生特别颁布了三条训令：一是军官与士兵分开训练；二是不得携带武器，一律徒手受训；三是军训教官由“清乡公署”派人担任。此外，还安插了不少特工。很显然，敌人的意图是把“汤团”官兵分开，实行分化瓦解。

  日伪对“集体投降”的“汤团”一直存有戒心，这一点汤景延心里有数，但突然来这么一手，还是有点意外。面对日伪的突然袭击，他一面沉着冷静，处之泰然；一面金钱开路，托人找伪教育长刘秉正疏通。最终，对方同意教官由本团副团长沈仲彝担任；团部文书不参加训练，负责看管枪支弹药。这样，指挥权和武器就牢牢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使张北生阴毒的训令形同虚设。

  酷暑季节，南通城痢疾流行，“汤团”有10多人患病，而医药费每人每月只发一元。“清乡公署”派来的军医借口药费不够，拒绝收治重病号。汤景延一面亲自去找张北生交涉，一面指示沈副团长到“协记公行”抽调资金，把所有病号都送到乐仁医院医治，还多次到医院探望慰问，使得官兵关系更加融洽，部队战斗力得以巩固。

  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李士群不甘在与小林信男交涉中屈居下风，在姜颂平鼓动下，委任汤景延为伪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还答应每月给“汤团”数万元津贴。汤景延便趁机大肆张扬，办酒请客，扩大交往，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8月底“汤团”集训结束，敌伪居然违背前约，不让部队返回原防地茅镇，而是要移驻金沙，而且团部只准带两个排为直属，受日军大队长山本节制；又将“汤团”改编成5个连，调往内地二线，分散驻扎在金沙、北刘桥、石港、骑岸、余西、东社、三余、四甲坝、九门闸等十几个集镇，首尾相距100余公里。而且都是与当地伪军、特工站夹驻在一起，美其名曰“联防”。沿江的重要港口改由汪伪嫡系部队把守。这使“汤团”的行动受到很大制约，极易遭受暗算。

  这是敌人借“联防”之名，行分割、监视、溶化之实，是敌人企图瓦解、吞并汤团的危险信号。汤景延命令各点各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指派专人负责联络，使部队分而不散，确保在紧急关头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还要利用与敌人夹驻“联防”的机会，以多种形式麻痹敌人，了解更多敌情。同时，他将这一危险信号报告了苏中区党委。

  粟裕得悉“汤团”面临险恶处境，与三旅旅长兼分区司令员陶勇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汤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困难和风险很大；反“清乡”斗争已胜利在望，部队没有必要再冒险待在敌伪内部，以免不测。陶勇说：“是把‘汤团’拉回来的时候了，给日伪失败的‘清乡’做个小结。”粟裕果断地说：“不应是悄悄回来，而应是破腹而出，出其不意敲掉它几个据点，震一震日伪高层，长我新四军的威风！”

  很快，汤景延收到苏中军区党委的指示：鉴于收集敌人情报、配合反‘清乡’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为防止部队被敌人吞掉，可在适当时候从敌营破腹而出，回归新四军。团党委必须切实掌握部队，了解官兵思想动态。

  与此同时，苏中军区命令南通警卫团开赴根据地边缘，接应“汤团”归来。

  得到上级指示，“汤团”紧急部署，各连均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确保收得拢，打得响。

  一切就绪，只待良机。

    9月中旬，伪军配合南通、如皋的日军，开始向苏中根据地展开以烧杀为主、重在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军事行动。“汤团”党委觉得不能再等了，遂于23日下达命令，布置各连于9月29日晚11时同时发起暴动，消灭驻地附近的敌伪力量，然后向指定地点集中。

  恰好这个时候，二营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来队探望，汤景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麻痹敌人，组织调度各类人员，做好准备，然后果断发起暴动，将驻地附近的敌伪头目一网打尽。

  依照计划，周显才对外宣布了将要举办婚礼的消息。29日傍晚，他来到团部，当着特务们的面邀请汤景延、沈仲彝等团领导的家属到金余镇参加他的婚礼。

  汤景延不大赞成地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她们就不要去了吧！”

  一同来的家属们叫叫嚷嚷都说要去，汤景延不耐烦了，发脾气说：“都要打仗了，还参加什么婚礼？！.....”听闻此言，众人面面相觑，场面十分尴尬。

  见汤景延发火，在场的特务上前劝解：“汤团长，别生气。现在这里还掌握在我们手里嘛，喜事还是要办。喜酒也还要吃，夫人们的安全不用担心，一路上都有我们的人嘛，放心放心.......”

  汤景延静了片刻，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那好吧，不过你周显才一定要保证她们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你是问！”周显才一面恭恭敬敬千恩万谢地应着，一面带着几位夫人走了。就这样，借着吃喜酒的名义，将团里的家属全部集中，由部队保护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当晚，汤景延邀请特工站站长翟光耀等人打麻将，玩到半夜意犹未尽。汤景延把牌往桌上一推，对几个敌特头目说：“诸位稍等片刻，我解个小手，去去就来。”出了房门，他以两声咳嗽发出信号，埋伏在门外的警卫人员立刻冲进房间，当场将翟光耀等人击毙。随后，团直属队冲入附近碉堡，俘虏了全部特工人员。与此同时，金沙、石港等方圆百里各个驻扎点上的部队一齐动手，以迅雷之势摧毁了敌伪碉堡、特工站、警察署、区公所，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之后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次日凌晨两点，汤景延带领全团向新四军十八旅防区开拔，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穿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这一刻，官兵们情不自禁地欢呼：“我们回家了！”

  “汤团”高举着新四军的旗帜，带着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胜利凯旋，苏中军区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庆功会，粟裕司令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汤团’的干部战士以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胜利完成了钻进去、打出来的计划。正是他们的这一卧底行动，粉碎了日伪向通海区域的清剿，牵制了敌人，掌握了敌情，在反‘清乡’斗争中，起到了一般部队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以一个团的人员向敌人假投诚，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才能做到！”接着，三旅旅长兼四分区司令员陶勇高兴地说：“当初‘汤团’打入敌营，有人担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你们看，那些狗不但没有吃到‘包子’，反而被痛打了一顿，我们的‘汤团’不是胜利凯旋了吗？”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汤团”官兵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汤景延、顾复生遵照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的命令，公开发表了“反正”宣言。“汤团”的胜利回归，宣告了日伪第一期“清乡”的彻底失败；还使得日军负责相关工作的指挥官受到上级严厉训斥，连军衔都降了一级；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也被撤职查办，还挨了日军头目小林信男的耳光。

  经历了5个多月的惊涛骇浪，一夜之间又从方圆百里的战线上破腹而出，胜利归来，“汤团”写下了抗战史上的传奇篇章，完成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而且是整建制的潜伏任务。粟裕大将后来在回忆新四军抗战史时，曾多次高度评价汤景延和汤团行动，盛赞汤景延“英勇果敢，赤胆忠心”，称汤团行动是一次“在极其复杂艰苦环境中进行的特殊战斗”。当年延安《解放日报》也发布了“汤团”破腹而出的消息，简短的报道浓缩了这支600余名官兵组成的特殊部队忍辱负重，机智果敢，与敌周旋的167个日日夜夜。

  回归后的“汤团”，编为新四军苏中军区“联抗”部队第二团。沈仲彝任团长，顾复生为政治处主任，汤景延升任“联抗”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汤景延先后任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2月他奉命带领部队进人浙东山区，配合解放大军正面战场开展对敌斗争。出发前一天，他将家人带到即将出发的木船上，吃了行前最后一顿饭。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家人的最后诀别。

    2月18日，因被人告密，部队在向淀山湖进军途中，陷入国民党军重重包围，虽英勇奋战8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部分官兵牺牲，汤景延伤重被俘，被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狱中，敌人花言巧语企图诱降，被他严词拒绝；敌人严刑拷打，威胁恫吓，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

              临刑前的汤景延

    1948年5月14日，汤景延在上海江湾刑场慷慨就义。当年《新闻报》曾对经过作过报道：“下午3时半，由警备部看守所提出时，汤态度仍极傲慢，身着被俘时之青蓝色便服及布鞋……军法官询其有何遗言，仅称家在解放区内，在沪并无亲友，并拒绝注射麻醉针剂，亦不索烈性酒食。上车高呼口号，面部毫无恐惧之色。临刑拒不下跪，中弹直立不倒……”

  牺牲时，汤景延年仅44岁。

                   与汤景延一起被杀害的烈士遗骸

  上海解放后，汤景延烈士的遗体移葬龙华烈士公墓。人们至今还常常记起这位英雄牺牲前鼓励被俘战友的话：“我们是在上海快要插上红旗前流血的人，这是我们的光荣！”

 “来时路”故事组根据贾凤芝、季耀祥、吴璟、李丹丹、曹笑钤的文章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