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岗1922年4月17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后来，父亲在年幼时期随着父母到上海定居。

   1941年4月，在父亲19岁生日那天，在班长徐晓伯伯的安排下，他们一行三人坐船离开了上海，路费还是我父亲从家里陆陆续续偷出来的100块大洋，19日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父亲很喜欢化学，高中的时候就自修完成了部分大学的化学课程，这为日后从事火工品的研究和生产打下了基础。临去根据地前他在商务印刷馆的书店买了很多有关火工品的书籍，由地下交通站提前运达新四军军部，对他日后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辅助作用。很多年以后，父亲将伴随了自己大半生的几本书捐给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历任新四军军工部工务科科员、新四军三师军工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蒋拥瑜的丈夫孙克定）、工务科科长，194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屡建奇功，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三师军工厂开始生产的炮弹都是“哑弹”，我父亲拆开“哑弹”和正规炮弹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哑弹”的原因是填充火药的密度太低，因为新四军当时的条件差，都是用老百姓的磨盘碾压火药，密度太低，后来他提出改用压面机碾压火药，提高了火药密度，解决了“哑弹”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主要讲雷汞，雷汞是各种弹药的“底火”，也就是原来的“甩炮”，它的配制有一定的难度，当时三师只有军工部部长田汝孚伯伯可以凭经验配制，但是不知道怎样教给别人。配制雷汞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吴运铎伯伯就是配制雷汞时爆炸，把手炸伤的。我的父母跟吴运铎都很熟悉，母亲是吴伯伯当厂长时的试验室主任，我小时候还去过吴伯伯甘家口附近的家。 父亲通过反复研究，搞清楚了各种材料的比例和配制流程，编写出雷汞配制手册。从此，把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工作，变成了规范化低难度的工作。有一次，下面工人配制好了100个雷汞按照指示交给我父亲，当时屋里没有人，他就把100个雷汞放到了父亲的床下，父亲半夜起来上厕所穿鞋时才发现100只雷汞在床下，心想这要是爆炸，肯定飞上天了。通过这件事儿启发他思考，如何安全存放雷汞的问题，最后他想出来用绳子把雷汞吊在房樑上是最安全的，并且向大家推广了这个安全存放法，避免了雷汞“闪爆”造成伤残事故的发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接到调令去山东的一个党校报到，他带着密封的介绍信到了党校，见到了在当教师的徐晓伯伯，才知校长不在。事后得知，介绍信指定父亲接任校长，原来的校长不想离任，就去找谭震林汇报说，金岗在研究白色火药，如果当校长，是大材小用。谭震林一听，非常高兴，指示他，通知金岗明天来见我。第二天我父亲到了谭震林那里，谭震林说，你不要当校长了，继续研究白色火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我父亲以顾全大局为重，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担任了山东军工部研究室主任兼化工厂厂长的同期，他成功的研发出了白色火药。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还有两次比较大的贡献。日本投降后，咱们可以从朝鲜那里获得很多化工产品，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父亲就给出了使用方案，单位领导向上级汇报时为他申报二等功，后经上级领导批准记为奖励一次。后来在使用化工产品时出现技术难题，还是父亲帮助解决的，单位领导又为他申报二等功，上级又批准奖励一次。

    1951年父亲在上海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到北京后才知道是去高教部参加数、理、化考试，由于没有任何复习准备，结果考试只有化学过关。事后才知道是国家要选拔留苏人员，他们这批考试不过关的人员是周总理特批才得以派遣留学苏联。批示大意是，这批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员政治上更可靠，应该派遣留苏。1951年8月，父亲被派遣赴前苏联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化工系学习，当年寒假他们这批留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国休假，而是就在苏联自学补课，开学后父亲就向学校提出跳级的申请，结果考试通过，成功跳级，提前毕业回国。

    1956年8月，国家再次派遣父亲赴前苏联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进修核专业，1957年夏回国从事“两弹一星”研究工作。他在担任二机部十三局十二室主任期间，主要负责“四氟化铀工艺流程的设计”。为了保密，这个“提纯装置”的施工是由军队负责，牵涉到设计单位和最后的使用单位三个部门，父亲提出建立“指挥部”，最后三方同意成立了“指挥部”，由当年358旅旅长担任指挥长，十三局总工程师，使用单位的厂长两人担任副指挥长。因为三位领导对“具体业务”都不太熟悉，所以每次开会基本都是我父亲向这三位领导汇报，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据说建立“指挥部”的方法，是他们最早开始的。

    在我父亲他们的努力下，“四氟化铀提纯装置”终于完成，属于国内首创。其后，在他的建议下，成功地解决了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关键技术难点，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二机部派人下来慰问这些“功臣们”，这时候，我父亲又向“部领导”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目前核工业的布局很不合理，经常要用火车专列运输，一旦出现核泄露，就会造成严重污染，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应该重新调整布局。这位领导非常重视父亲提出的建议，回到部里立即向上级汇报，二机部责承十三局做出全面研究，提出“调整布局方案”，后来这个“方案”由二机部上报国务院，最后上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后，给了重要批示。大意是，我原来说的苏联专家定的都不能改的规定作废了，中国技术人员提出的修改方案只要好，就按照它进行修改。其后，核工业的布局进行了较大的更加合理的调整。

    氢弹是由九院负责研发，现在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几年，他们专门给参加氢弹研发工作的“功臣”们发了特制的纪念品，父亲也收到了一个。后来父亲决定把这个纪念品交给五院保存，以此教育和激励年轻人，五院当时的院长亲自到家中完成了交接。

    目前建筑工地常用的“钢管脚手架”，最早还是我父亲提出来的。当年他负责青海一个核工业基地建设时，由于脚手架的“沙杆”没有运到，无法施工，下面的技术人员向他汇报后，他提出，咱们工地钢管很多，你们研制一个“金属固定扣”，做成金属脚手架。从此以后，钢管脚手架成了建筑工地的“常规武器”。

父亲1957年从事“两弹一星”工作，历任二机部十三局十二室主任，核工业九院研究设计分院副总工程师，核工业第六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院长。他1964年参加国家三线建设离开北京，1986年5月离休才回到北京，回京后担任核勘察设计协会常务理事长，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中国退科联副会长，继续发挥余热。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

                浙东分会 金伟明

           2023年1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