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清 张旭东 张湘平 张旭阳 张旭光

每当我们深情地唱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首歌，眼前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我们小时候，母亲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洗衣服、打扫卫生、补袜子、养鸡……的情景。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时任三十九军军长的父亲张竭诚正在北京位于红山口的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那时的学员都是可以带家属的，母亲每天扛着锄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山脚下开荒种地，母亲刨地，我们捡石子，一边儿干着活，一边儿听母亲讲过去的故事。母亲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带给我们多少快乐、智慧和力量，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只可惜长大后，我们忙于学习、工作和自己的小家，失去了更深入了解、学习母亲的机会，突然有一天，母亲这本“大书” 重重地合上了，我们才在无限的思念中幡然醒悟：原来母亲这本书处处闪烁着人生“亮点”，是值得我们这些后代们用一生去学习、领悟和发扬光大的！

无怨无悔 投身革命

1923年端午节，我们的母亲张翠英在江苏宿迁县新庄南场村一个农户家出生了。命运多舛，母亲6岁那年，姥爷病重去世，时逢灾年，孤儿寡母受尽族人、邻里欺凌，实在无以生计，姥姥只好含泪将母亲托付给大妈照看，自己背着小妹外出乞讨，据说饥寒交迫的娘俩逃荒路过家境尚佳的表舅家门口，竟然也没有讨到一口饭，倔强的姥姥转身离去，再无消息。解放后，母亲曾多方打听寻找姥姥和妹妹的下落，却一直杳无音讯，这成为母亲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和遗憾。所幸的是，当年守寡的大妈为人善良、开朗、勤奋，把母亲视为己出，母亲6岁就跟着大妈下地干活，母女俩共同撑起那些本应由男子承担的各种苦活、重活。幼年的苦难经历，让母亲过早地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风霜，培养造就了她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品格。

旧社会，按当地习俗女童必须裹小脚，母亲也未能幸免这种对妇女的摧残。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洗脚总是背着人，怕别人笑话，我们真是佩服母亲，当年她得忍受多大的痛苦，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凭着她的坚韧， 不仅没有掉过队，还硬是将自己被裹变形的双脚练就成铁脚板，直到老年，母亲走起路来也不逊于年青人。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宿迁县，15岁的母亲目睹了日寇和伪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母女俩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0年5月，黄克诚带领新四军第三师到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日，母亲深受鼓舞。1942年5月，她想方设法做通了养母思想工作，毅然参加妇救会工作，每天到各村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组织群众支前、站岗放哨、坚持敌后斗争。不管斗争如何艰苦，环境如何复杂，母亲每每都能出色地完成党组织和妇救会交给的任务，由于表现突出，参加工作仅3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夫妻 相依相伴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大阅兵》，讲述了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讲的就是我们家。本来《东方时空》栏目组采访对象是在这次大阅兵中表现优秀的军人张小丁（母亲的大孙子），当得知其爷爷张竭诚曾是一位红军，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仍然健在的开国将军时，就索性把录像机架在我们家，对父亲进行了一周的采访，采访间歇休息时，主持人就跟母亲唠嗑，有一次他不解地问母亲：你们见一次面就结婚？那可是一见钟情啊！母亲哈哈笑了说：“一见钟情？我都不怎么认识他，那是组织安排的！当年我就敬佩英勇打鬼子的新四军，一心想当兵！1943年1月的一天，县委书记晁福祥说：我带你去见一个智勇双全的张团长，我高兴地说：‘好哇’，可真见了面都不敢正眼看对方，他一直没摘帽子，我想：他可能是个秃头吧？这次见面就听他讲些打仗、建立根据地的话题，谁知见面后第三天晁书记就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结婚，部队的马夫来接你啦！我吓蒙啦！那个年代，组织决定就得当命令服从，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结婚啦！” 从此，母亲的命运就和父亲及三十九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和其他的女兵及家属一起成为三十九军军史中的一部分。

战争年代，部队的生活非常紧张、艰苦，随时要准备流血牺牲。母亲说：结婚那天中午，吃的是大锅饭，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可放下碗筷部队就出发打仗去了。就这样，婚后夫妻聚少离多，从1943年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0年中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主持人海天打断问：那你还生了5个孩子？母亲不好意思笑着说：“我们只要见一面就有孩子。生老大铁兵时啥也不懂，农村亲戚来帮忙，用割麦子的大镰刀割断脐带，孩子生下来就没气啦，农村还讲迷信抓猫来打，说猫一叫孩子就有气啦！没有手纸，让我24小时坐在装炭灰的盆里，那罪遭的！”母亲在闲聊中，全然不知摄制组的人在休息，摄像机可一直开着，结果节目在全国乃至央视四频道向世界播放时，母亲口无遮拦的话都被播出，她难为情地大呼：丢死人啦！栏目组解释说：是母亲的朴实无华、忠于党、忠于爱、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栏目组。因为她代表的正是那些千千万万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默默无私奉献朴实的人民大众的形象。

1942年末，日伪军大举“扫荡”我淮海区，时任新四军二支队五团团长的父亲，根据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副政委吴信泉指示：“不让敌人打通宿沭公路，以保证我军华中和山东的联系。”父亲率领部队围绕宿沭公路打响了一个又一个反“扫荡”战斗，端掉敌人一个又一个据点。1943年春节，父母结婚后不久，父亲就决定拔除卓圩子据点的顽敌。那里驻敌一个中队，但我方对该据点的情况不太了解，母亲在妇救会工作时常去那儿做抗日宣传，就把自己所熟悉的据点周围地形地貌和道路情况详细报告，并自告奋勇带路前行，这个战斗打得很漂亮，部队        

顺利攻下据点，凯旋而归。母亲每当讲到这事儿，都充满自豪！

这辈子嫁给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军人，母亲最担心的是父亲的安危，因为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永诀。她多年来将这份担忧、痛苦埋在心底，从不表露出来。特别是1950年10月，随着全国解放，母亲刚开始过上平静幸福日子的梦想，就被美帝国主义烧到鸭绿江边的战火给打破了。父亲作为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师长奉命首批率部由丹东长甸河口秘密渡江，赴朝作战，这又是一次生离死别！临出征前那个晚上，母亲把满腔的话憋在心里，平静地啥也不说，生怕影响父亲的情绪和休息，她认为哭着送丈夫上前线，是做军人妻子的大忌。第二天早上出发时，父亲本来已和孩子们告别，可走了几步又返回来，依依不舍地抱抱这个，亲亲那个。母亲强装笑脸目送着父亲，心里在流血流泪。看到有些家属一夜未眠，眼睛都哭肿了，她忙着帮助开导家属，做安抚工作，只等到夜深人静，孩子们都入睡后，她才把头蒙在被子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母亲常说的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决不能拖革命的后腿。所以父亲多少次出征，多少次战斗，多少次生离死别，她从未在父亲面前掉过眼泪。

父亲有张照得特帅的礼服照，胸前挂满各历史时期的勋章，他常说：“这些军功章有你妈妈的一半！”这话不假，因为母亲为父亲付出的太多啦！1955年部队精兵简政时，所有女同志都不愿意离开部队，大家都看着母亲，当时母亲在军幼儿园工作、排级待遇，身为军长夫人的她只能顾全大局，忍着悲痛第一个脱下军装，离开自己热爱的军队。

孩子们逐渐长大了，闲不住的母亲义务到街道工作，她积极主动、吃苦耐劳的精神终于感动了街道党委，一致同意给她转了正，结果赶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父亲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当时斗争形势复杂，派性严重，为了不给父亲找麻烦，她又失去了工作。按理说她已是国家正式干部，既使不上班也可以领工资，但母亲说：我没有上班工作，不能拿国家的钱。从1955年至1984年，29年没有工资收入，她却从没少交一分钱党费，1984年国家开始给抗战女兵发60元/月补助，母亲不嫌少，她很知足地对我们说：我有钱啦！不用再拿你爸的钱交党费啦！

父亲在新疆时，情况很复杂。一次，周恩来总理安排通知父亲赴北京开会，“造反派”闻讯一直在门口看守，母亲就拎着买菜篮子，背着大孙子往门外走，“造反派”把母亲当成家里保姆，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父亲趁机从后门溜出去，等“造反派”发现时，父亲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母亲得意地说：这怎么像做地下工作呢！

有一年，我们休假回到新疆家中，看到家里的被子、枕头都打着补丁， 母亲说是“造反派”常来抄家，拿着刺刀挑破的，还把母亲辛苦种的菜园踩烂，果实瓜分。母亲看到他们白天黑夜在家院里静坐，天冷， 就好心给他们送水、送棉大衣，他们不但不领情，还说这是拉拢他们。我们听了很气愤，可母亲识大体顾大局。说：坏人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逼来的，不然不给发工资。就这样，母亲总是妥善地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绝不给坏人把柄来整父亲。

1982年父亲从新疆调回沈阳军区，开始主持三十九军军史编辑工作，经常要有一些活动，和老战友见面叙谈，常因为情绪激动犯心脏病，母亲始终跟随在父亲左右照顾。后来父亲患了脑梗，随时会跌倒，有几次都是被母亲及时抱住，父亲才没有摔着，可矮小的母亲因为抱不动，向后仰时却把自己的头碰了个大包。后来父亲昏迷不醒，一直抢救，母亲在痛苦的煎熬中悉心照顾、陪伴着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路程。

父母一辈子没有互相说过：我爱你！倒是经常看到他们斗嘴争吵两句。但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淳朴、忠诚、深沉。那是经过战火中艰苦生活考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真谛；是经历过无数次生离死别的煎熬而凝聚成的情感；是一辈子不离不弃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默默付出，无怨无悔的共同承担。这一切教育了我们六个孩子，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楷模。

乐观豁达 永葆青春

凡是熟悉母亲的老战友、老姐妹、老工作人员和三十九军的孩子们都忘不了她那“咯咯咯”的爽朗笑声。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大，突然转移、南征北战是常事，母亲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困境，无论是重病缠身，还是严重的妊娠反应，她永远都保持着乐天性格。母亲曾讲过：新四军第三师进东北初期，她患疟疾（俗称“打摆子”），连续高烧、昏迷不醒。以部队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救治不了，大家都认为母亲挺不过去，父亲又在前线打仗，就为她净身换了衣服，用担架抬到一个破庙里，准备等着咽气后掩埋。母亲一个人在破庙里躺了一夜，天亮后，阳光从房顶破洞中透射在她身上，在阳光刺激下她竟奇迹般地苏醒了！看着闻讯围上来的同志们，她咯咯一笑说：“阎王爷不收我，我又回来了”。这时她隐约感觉身边少点什么？好像是孩子，这是不是烧糊涂产生的幻觉？想问又怕让人笑话，只好等到大家散去，她才悄悄不好意思地问看护：“我有没有孩子啊？”看护高兴地说：“有哇！你终于记起他们啦！”他们赶紧把大哥铁兵、大姐秀清抱到担架旁边，母亲拉住这两个孩子的手，高兴地“咯咯”笑个不停。当搂着孩子脖子时，他们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母亲才发现他们脖子后面都有血痕， 已经开始溃烂，一问，原来是挑夫老方将孩子一边一个放在挑筐里行军，孩子的娇嫩皮肤哪经得住行军时一跑一颠的，脖子被筐沿的藤条磨破了。

部队“三下江南”后，条件有很大改善，给团长夫人配上了毛驴，这可是高级待遇。她可以抱着俩孩子骑驴行军啦！一次走山路时疲惫得在驴身上睡着了，被一个大树杈子从驴身上刮下来，只好双手抓着树杈吊在空中，每当讲到这个故事时，母亲又是“咯咯咯”一阵笑。

教育子女 含辛茹苦

都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们六个孩子，包括孙子辈都深有体会。我们的衣食住行、身体健康、思想品德、学习状况等等成长的每一步都渗透着父母的心血。尤其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母亲为几个孩子操碎了心。

老大铁兵1944年出生，一次部队转移，母亲背着东西，挑夫老方挑着担子，一头放着哥哥，一头放行李。到了宿营地，母亲发现老方不见了！这下母亲急疯了！顾不上休息，连夜按原路去寻找。漆黑的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天快亮了，当母亲精疲力竭、失魂落魄地回到驻地，没想到儿子跑来了！原来老方在与友邻部队交叉时，稀里糊涂地跟人家走了。

老二秀清在沈阳军区幼儿园得过一场大病，眼看快不行了。母亲在大石桥军部驻地接到幼儿园的通知，心急火燎立刻赶到沈阳。抱起孩子见浑身冰凉，气息奄奄，脖子都挺不起来了。母亲伤心欲绝！医务人员告诉：准备后事吧。母亲给姐姐用热毛巾擦身，换上带去的干净衣裳，紧紧抱在怀里，一夜没撒手。谁知第二天姐姐居然睁眼啦，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老三旭东1948年在齐齐哈尔出生后，部队奉命南下，当时战事紧张， 部队南征北战，孩子多，照顾不过来，母亲只好忍痛把她寄养在房东家，自己带着大哥、大姐随着部队南下。坐在铁路闷罐车里几天几夜，又冷又饿，好容易到了一个车站停下来，挤了半天才买到一个冻得梆梆硬的豆腐卷，母亲只好先在自己嘴里化了，嚼烂了再一口一口喂孩子，而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到南方后，母亲承受着日夜思念女儿的精神煎熬，待情况稍有好转，她就千方百计通过组织托人去齐齐哈尔，终于把女儿找了回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生活环境安稳了，孩子们也逐渐长大，母亲成了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培养艰苦朴素、吃苦耐劳这一课，母亲可是“高手”。“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家训之一。弟弟妹妹的衣服是哥哥姐姐穿小的，实在不能穿就拆了当补丁，或做鞋底、鞋垫。母亲很注重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女孩儿从小就跟母亲学补袜子、补衣服、织毛衣、纳鞋底等，还让我们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教我们种菜、喂鸡鸭、识别野菜，一点一滴地教会我们各种生活常识。这些本事让我们受用终生。

母亲不仅勤俭持家，更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她听说带重孙子的保姆生活困难，就经常用卖废品钱贴补给她，有一次收破烂的人看到家里有几个空茅台酒瓶子，就提出高价收购，母亲不卖，直接把那几个茅台酒瓶子全砸碎了，她说：“再缺钱也不能丧良心，绝不能让不法商贩用茅台酒瓶装假酒害人。”

母亲带大了六个孩子，又接着带第三代，这个奶奶可不像一般老人那样溺爱娇惯孩子，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社会，奶奶竟狠心让大孙子丁丁利用假期，去工地当小工干活，美其名曰：吃苦锻炼、体验生活，为了鼓励丁丁坚持下去，晚上回家专门给做好吃的犒劳，丁丁干一天活累得回家倒床便睡，奶奶守在床边，聚精会神地打钻进蚊帐里的蚊子。丁丁就是在奶奶这种言传身教下练就出铮铮铁骨，在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中，被当作优秀军人楷模加以宣传，成为奶奶的骄傲。

战友情深 无私奉献

母亲不仅对家人充满爱心，对战友对朋友也是亲如兄弟姐妹。她性格开朗，助人为乐，走到哪儿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家都称她是“活雷锋”。

1960年父亲在沈阳军区工作，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物资匮乏。只有军区首长有点特殊待遇，可以购买到少量肉蛋食品。可让我们几个“馋猫”失望的是：家里餐桌上很难见到那些“美食”，因为每逢星期六，父母都会到沈阳八一学校分期分批，每次接十多个三十九军老战友的孩子，轮流来家里改善伙食，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这些孩子们也确实没把自己当外人，母亲看到孩子们如狼似虎地甩开腮帮子，把她准备的满桌饭菜一扫而光时，别提多开心啦！

当时三十九军驻地分布在大石桥、海城、盖县、瓦房店等地，子女大多都送到沈阳八一学校住校上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母亲说：他们的父母都是和我们一起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老战友，这些孩子也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现在人家父母在外地，我们家不就是他们的家吗？其实这样做的不止我们家，俞惠茹阿姨、刘润涛阿姨、吴玉清阿姨等许许多多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三十九军的优良传统。

母亲曾担任部队住宅区家属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组织委员，她为了做好部队家属工作，不怕劳累，经常到各家走访了解情况，关心别人、助人为乐。一次，有个阿姨病了，母亲就和其他阿姨去她家帮忙做饭、洗衣、拆洗被褥；还有一个阿姨流产，母亲干脆把她的孩子带到自己家照顾。平时经常组织家属帮小车班的司机、警卫班战士、锅炉房的工人洗衣服、拆洗被褥，受到大家的好评。有一个阿姨身患绝症晚期，母亲常去看她，闲唠时阿姨说想穿红衣服上路，母亲就赶紧按她的想法买来红缎子，连夜亲手缝制好，第二天阿姨看到红缎子袄，含笑闭上了眼睛，母亲又替她擦身，穿上那件红衣服。由于母亲待人诚恳，团结同志，助人为乐，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有方，1964年和1965年连续被沈阳军区直属机关政治部评为“五好家属”。

“母亲”这一称呼是多么亲切而神圣，她代表着慈祥大爱，代表着无私奉献。我们的母亲张翠英用她全部的爱，全部的心血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她没有赫赫战功，没有耀眼的头衔，她是最普通不过的“女兵”，可她却是我们心中最美、最亲、最可爱、最可敬的母亲。她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回忆和思念！就像一本富有生命的书，让我们不遗余力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传承下去。

母亲，我们的好妈妈！

三师分会 张秀清 张旭东 张湘平 张旭阳 张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