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一直想为母亲写点什么，每每提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记得201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母亲荣获了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戴上这沉甸甸的纪念章，母亲感慨万分：“70年过去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多已离世，我能活到今天和祖国同庆抗战胜利70周年，真是万幸中的万幸了。”

母亲1926年出生在江苏灌云一个中农家庭里，兄妹有十几个，母亲排行第四，大家都叫她“小四丫头”。封建社会是重男轻女的，在家中母亲属于“三等公民”，才五六岁时，就学会了扫地、挑野菜、理菜等许多家务活。到了七八岁就要像一个小大人似的，抱柴草、烧火、背孩子、洗尿布样样事都能做。九岁时，在母亲的再三请求下，甚至还向外公下跪才勉强读了一年半的书。

1938年的冬天，抗日的烈火已经燃烧到全国大地，当时年仅12岁的母亲正在张店镇她的舅舅家帮助照顾舅母坐月子。母亲的舅舅孙笃生当时是国民党区长，实际上是在做革命工作。他们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在讨论抗日大事。那时候母亲的表姐孙曙和几位女同志都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活动的地点就在舅爷爷家的小阁楼上。晚上经常是开会到深夜，谈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组织妇女学文化……听着她们的谈话，渐渐地就好像在母亲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9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进行大“扫荡”，到处烧杀掠夺。当时家里要把母亲的两个表姐送到解放区（灌云），孙笃生那时候已是灌云县的县长了，因为在此之前，母亲已经受到了表姐她们革命思想的影响， 一心想跟两个姐姐到解放区去参加八路军，她还以不吃不喝的举动和大人抗争，无奈之下，家里同意让母亲跟着两个姐姐一起到解放区了。两个月后，正赶上淮海干校成立，母亲就和一个比她大五六岁的表姐，带着她舅舅写的一张便条（是写给教育长孙存楼的），一同来到了淮海干校。母亲就是在那天参加了革命，那是1940年10月的一天。

淮海干校在淮海区沭阳县钱集镇，每期学习时间为四个月，母亲是淮海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淮海干校都是军事化的管理，起床、吃饭、上课样样活动都要集合排队，晚上还要集体站队点名。干校生活很艰苦，晚上是睡在用草铺成的地铺，枕头就是一块砖头，长时间睡在潮湿的地上，好多同志身上都长了湿疹、疥疮。平时吃的就是玉米面、山芋干稀饭和玉米面窝窝头，从来没吃过菜，所谓的菜就是用盐腌的胡萝卜丝，喝的水也是蒸窝窝头时的锅底水。当时母亲年纪小、文化低，上课时讲的好多内容她都听不懂，但是教育长孙存楼讲的一堂课让她听懂了“孙存楼先生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又有面包吃……。我当时都听得入迷了，心想：有大锅饭又有面包吃，面包一定比窝窝头好吃，那生活该有多好啊，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想着想着我的口水都流了下来……”母亲经常会回忆起这段有趣的往事。

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1942年6月，淮海区医训班成立，母亲参加了医训班的学习，学期是半年。在战争年代里，突发情况经常是瞬息万变的，医训班总是在不断地转移宿营地，白天上课晚上行军，行军时候由于太疲劳了，常常是一不小心就会滚到战壕沟里去。后来组织上决定，让几个年纪小的女同志都回到各县打埋伏，等环境好一点再回来。尽管母亲是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当时她已经是青年队队员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母亲回忆起她入党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10月的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问“共产党好不好？”“当然好了，这还用问！”我立即回答。“那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指导员又问，我迫不及待地答道：“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指导员当时就让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并且告诉我说：“你的入党时间就是1943年10月20日，介绍人是黄以良、吴素民，候补期是三个月。”晚上开了一个党员会，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了。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

1943年10月，母亲在淮海军分区一支队医训班培训了三个月后，被分配在一支队二所当实习医务员。在二所工作期间是很艰苦的，转移病员时她和男同志一样抬担架，肩头磨起的水泡肿得像馒头一样大。因为没有好的药品，有的伤病员伤口发炎化脓，给他们换药时伤口上的蛆会爬到手臂上；有些重伤员伤势重、吞咽困难，给他们喂水的时候，经常会不自主地把喂进去水喷出来，溅得母亲满身满脸都是。除了照顾伤病员，稍微有点空余的时间，母亲就会到群众家里帮忙做事。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河西有个何四姐，一天挑水几十担。”母亲曾经多次受到淮海军分区的嘉奖，并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和母亲的相识是组织“介绍”的，婚姻是组织“包办”的。在母亲18岁那年，被当时已是灌云县委书记的父亲(吴书)看中了。得知这个消息，母亲感到非常惊讶，虽然也知道同在一个支队的男队长对自己颇有好感，但那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毕竟母亲才18岁啊。又听说父亲比自己大10岁，老家还有过老婆和孩子，心里很不情愿！母亲的舅舅孙笃生、堂姐孙曙以及时任淮海区妇救会长汤若瑜同志，代表组织很认真严肃地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说父亲是当地很有威望的年轻干部，为人正派，有思想有文化，能和这样的同志结合成伴侣，也是对革命的贡献……

                            1944年秋，吴书与何赋亭结婚照。

婚礼也非常简单，1944年秋的一天，趁父亲在县里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后宣布了一下。一张床、一床洗干净的被子，就是父母全部的家当了。婚后第二天，父母就又投入到各自紧张而激烈的战斗和工作中去了。

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直到长大后才知道，我曾经还有过一个姐姐。1945年3月，当时任县委书记的父亲被选调到淮海区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新二团担任政治委员，母亲也随之调到了该团。新二团驻扎在沭阳县东大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和组织生产自给。6月里，我的姐姐出世了，她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久，就传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喜讯，全国人民欢喜若狂，迎接胜利，准备建设新中国，父亲给姐姐取名：建华。

1945年9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接到命令后，第三师立即转入北上准备，补充兵员、被服、调整编制。25日，副师长刘震、八旅副旅长胡继成、参谋处长沈启贤率领先遣队先行出发。28日，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主力组成两路纵队（七旅和师直为左纵队，十旅和八旅为右纵队，独立旅为后卫），告别了在抗日战争中结下深厚情谊的苏北人民，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征途。

李宏垠在他的回忆录《岁月恢宏心无垠》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一天，部队由河北河间向任丘行进时，我因脚泡感染脚脖红肿，领导照顾我坐上团收容队的病号车。收容队有四辆马车，拉着20多个病号，其中团政委吴书的妻子何赋亭大姐，是江苏灌云人，当过护士、护士班长。她身体不适，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车上，一会儿也不闲着，除了给孩子喂奶外，腾出手来就帮助医生护理病号。她建议将四辆车上的病号统一编组，轻重搭配，相互帮助，同时还承担起为几个重病号打针的工作。途中经过一条七八十米宽的河流，何大姐第一个跳下车，往返数次，搀扶病员过河。在一个小镇休息时，她将孩子交给挑夫老张，东奔西跑地弄来了面条和酸辣汤给病号吃，感动得大家流泪说：何大姐，你太辛苦了！一路上你为大伙操了不少心，比亲人还亲，我们感激你，我们忘不掉你！”

就是这样，母亲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姐姐，跟着部队长途跋涉。夜里在通过陇海铁路封锁线时，这些来自苏北的农民，哪里见过铁轨火车啊，每个人都会蹲在铁道上去摸摸铁轨。每天都要行军七八十里路，国民党军队是靠飞机轮船，而我们部队只能靠两条腿。为了和敌人抢占东三省，大部队强行军先到达了东北，家属和伤病员就不能跟着大部队前进了，随后组建了后方部队，有时还可以坐一段闷罐子火车。

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4个旅3个团3.5万余人，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历时两个月，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11月的东北早已是寒风刺骨的冰天雪地，三师这支唯一来自南方部队的指战员们，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只有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无法抵御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战士们都冻得叫苦连天，何况是一个才出生几个月的孩子。一床小被子根本就不保暖，姐姐经常被冻得两只小脚发紫。母亲没有一点奶，东北只有高粱米，姐姐能吃到一点点小米稀饭就是最好的了。饥寒交迫的姐姐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让她看不懂的、炮火连天的世界。母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从失去姐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直到有了哥哥，她一直在自责：“都怪我年轻好胜，只顾工作而没有照顾好小建华，可怜的孩子后来干瘦如柴，到死都没喝过一口奶，哪怕是牛奶啊！”

从苏北到东北的转战，新四军第三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1946年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改称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8年，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向反攻，东北三省除了沈阳和长春仍在国民党手里，其他城市都先后解放了。父亲时任第三十九军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哥哥和我相继来到了这个世上，母亲一直是在部队后方家属队任职。为了让前方的将士们能安心作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母亲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大量的家属工作。哪个同志要生产了，她就会日夜守护在她们身边，给她们接生，以前学过的那么一点点医护知识可算是派上用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十九军奉命驻扎在河南，一一七师是在河南的漯河。部队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进行整训，另一方面参加地方建设——挖河。这时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似乎更难做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浮出水面。苏北的战士要求复员回老家，干部考虑待遇高低以及婚姻等问题，伤病员认为自己光荣负伤以功臣自居…… 为了做好思想工作，担任师部休养所副指导员的母亲，磨破了嘴皮，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部队第二次开赴东北，驻扎在辽宁省辽阳市待命，进行紧张的出国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母亲在师政治部机关任副指导员，那段时间工作特别紧张，但是精神非常愉快。母亲说：战争年代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从全国解放后到达辽阳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七八个月，这是他们结婚以后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未曾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1950年10月16日，第三十九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奉命开赴朝鲜参战。三十九军成立了留守处，母亲在一一七师留守处任副指导员。部队出国作战不比在国内，牵动着每个留守家属的心，要使前方的指战员安心作战，就要保证后方的家属不出问题。当时有四五个女同志都要临产了，作为一个指导员，母亲除了要掩饰自己忐忑不安的内心，还要去安慰其他同志。那时候，每个妻子最期盼的就是前方的来信和消息。父亲在短短的四个月中给母亲来了五封信，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多么不容易的啊。“战争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艰苦就是光荣，艰苦就是胜利！”“站得高看得远，不要过多考虑自己，要顾全大局，多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有争取多歼灭敌人，才能保家卫国，达到永远的平安。”字里行间透出父亲对战争充满了必胜信心。母亲在父亲的教诲下，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不断地成熟起来，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

1951年2月，朝鲜战场揭开了第四次战役的序幕。在横城反击战中，一一七师的任务是迅速穿插到敌军后方，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部队在龙头里穿过敌人空中封锁线时，遭敌空袭。副师长彭金高负伤，师政治部主任吴书负重伤不幸当日（2月10日）牺牲。

战争是残酷惨烈的，多少将士战死沙场，留下了无数个孤儿寡母。父亲牺牲的那天，我的妹妹出生才五天。父亲的遗体运回国后，2月25日组织才将噩耗告诉母亲。母亲没有向组织提出什么更多的要求，只希望能给父亲做一套较好的呢制服，买一口较好的棺材，母亲说，怕父亲在冰冷的哈尔滨给冻着。母亲流着泪亲自为父亲抹净了身体，并换上了一套新做的呢制军服。落葬的那天，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三月的东北还是冰天雪地的，挖了一米多深才取去冻土层。墓穴挖好以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先一起在墓穴里坐了好一会，为自己的亲人暖穴，祈祷父亲的在天之灵感受到妻子儿女的深情厚谊。灵柩徐徐降入墓穴，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军队优秀的政治领导干部，就这样长眠在北国寒冷的土地上了，那天是1951年3月8日。父亲牺牲后，母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那是一种折柱塌天、撕心裂肺般的痛。她想过死，可是当她看到刚刚懂事的儿子哭喊着要爸爸，再看看幼小的女儿和刚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小女儿，他们已经没有父亲了，她怎么能忍心让他们再失去母亲成为孤儿呢。她见到孩子、见到战友、见到亲人甚至见到所有认识的人都能触景生情，常常以泪洗面。母亲已经无法在那个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工作下去了，她的舅舅、舅母又一次向她张开双臂，希望她能到北京去，至少是换个环境。

1951年7月，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东北，来到北京，住在母亲的舅舅孙笃生家。在父亲的老首长关心下，时任军委总干部部长赖传珠亲自批准，我和哥哥被安排进了中央军委保育院，妹妹当时因为只有六个月暂时没去，是一年以后再入保育院的。

中央军委保育院前身是1940年诞生于延安的中央托儿所（又名洛杉矶托儿所）。1948年春天，托儿所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之后，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有的孩子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1950年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受命创办中央托儿所的是一位年轻的保育工作者丑子冈，她是烈士余家永的家属，这位连任了十年园长的老人也成为中国早期幼教的一位开拓者。该园老一辈教职工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铸炼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革命”的办园宗旨。我们兄妹三人是在军委保育院度过了我们的童年，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关爱和呵护。

安排好了我们兄妹，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去读书。组织安排母亲以调干生的身份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这对于母亲来说真是梦寐以求的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母亲在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很快就被送到军委黑山扈疗养院住院。也许是经历过了重大的磨难，也许是比较年轻，母亲很快就能面对现实，在医院里积极配合治疗，安心休养，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凡是路经北京的老首长、战友、亲人，都会去医院看望母亲， 在医院母亲还结识了许多病友，她渐渐地走出了低谷。

在母亲安排我们兄妹入保育院的同时，也就是1951年的8月份左右，母亲还做了件重要的事情。她通过组织把老家的两个哥哥接到了北京，并且按照烈士子女的待遇，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这前前后后的经历，我也是在长大后才渐渐搞清楚的。平时，母亲也很少和我们提起这些事情。后来问到她当初怎么会想起做这件事情的，她总是淡淡地说：“这是你们父亲希望做的事，我只是完成了他的心愿，尽管可能还会引起误会和矛盾，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对得起你们的父亲。”

我们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直都非常团结友爱、相互照顾。在北京时，一到周末，哥哥经常会到保育院接我们，然后一起到舅爷爷家度假。大哥、二哥在北京华北小学（华北军区的子弟学校）就读，大哥小学毕业后，因为奶奶、爷爷思念孙子心切，就又回到灌南老家了。二哥在北京七中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军雷达学院。母亲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团结和睦也非常欣慰，她说这是对父亲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1953年母亲病愈出院，组织安排她到北京工农速成中学读书。1955年部队大批女同志集体转业，母亲也非常不情愿地脱下了军装，后被分配到中国轻工业部供销总局工作，开始了她新的工作和生活。1957年，在母亲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她重新组成了家庭，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继父。我们兄妹一直不理解这件事，抗拒、冷淡、回避、无奈……等我们渐渐长大了，特别是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我们才理解了母亲当初的苦心。父亲牺牲时母亲才25岁，再婚时也就31岁，为了我们兄妹在日后的生活里不受委屈，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母亲和继父（李景玉）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母亲告诉我们，在父亲牺牲50年（2001 年）清明节时，继父陪同母亲一起前往哈尔滨烈士陵园去祭扫。在吴书的墓前，他流着泪许下诺言：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何赋亭和你们的孩子。请首长放心，安息吧！这是一个男人对他敬重的先烈终生的承诺。几十年过去了，他做到了。这位善良、忠厚的男人，为这个家庭贡献了他所有的一切。

在组织、亲人、朋友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母亲坚强地生活下去，精心地抚养烈士的后代。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家是在安徽度过的，我和妹妹在部队子弟学校还算没有吃到什么苦，可是父母和哥哥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吃不饱就想方设法去种“自留地”。即便这样，母亲都没有怨言，依然对党忠心耿耿，努力工作。一直到1961年，在家乡亲戚朋友的关怀下，我们全家这才回到了江苏南京。1983年母亲离职休养，安享晚年。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沟沟坎坎。母亲说她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我们兄妹以及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都能健康地成长。2011年，在纪念父亲牺牲60周年之际，我们兄妹陪着85岁的老母亲再次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吴书，我带着孩子们来看你了。虽然我们不能常常在你墓前倾诉心中的思念，但是对你的崇敬和怀念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老了，快要走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来看你了，孩子们会来的，他们永远都是你最亲的人。”抚摸着冰凉的墓碑，母亲泣不成声……

都说女人是弱者，然而面对战争，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为实现和平而战的平凡的、伟大的女性。面对战争，她们并没有走开，她们背负着、坚守着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她们和男儿一样，发动群众， 宣传抗日，救护伤员；她们跟随部队转战南北，还要照顾好革命的后代，在那个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她们付出了要比男子更多的辛劳和心血，做出了更多的牺牲和奉献。

母亲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在我们兄妹心目中，她就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三师分会 吴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