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田哨，1920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林头屯，原名：王赫，曾用名：王珏。
1925年，爷爷在北戴河火车站当铁路工人时，带着父亲王赫在火车站东边杨庄上小学。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我东北；1933年日本军队又占领山海关，接着占领北戴河。爷爷奶奶为让父亲继续读书，设法让他离家前往北平。
一、北平少年
1933年，父亲王赫到北平后，写了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投寄给《北平日报》，很快刊登出来。为此北平地下党约见他，发现文章作者竟然是位十二三岁的少年郎，很欣赏他的爱国之情和才华，从此建立了联系。
在北平，父亲听说东北中学（位于皮库胡同，现在的实验中学）要招收东北流亡学生，还管饭吃，就去参加考试。考入东北中学，父亲改名为王珏。
父亲进入东北中学后，积极与进步学生联系，成立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海燕诗社”。
在东北中学父亲与进步教师阎述诗、马识途、常静宇、王一夫等成为好友。
当时，东北中学国共两党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复兴社”“蓝衣社”“CC派”等特务组织千方百计迫害进步学生。他们偷偷列出黑名单，肆意抓捕学生，甚至采取半夜活埋进步学生的残暴行为。进步学生称特务为“狗毛”，并针锋相对，与之展开秘密斗争。
国民党特务常伪装成进步学生混在流亡学生中。晚上，流亡学生们常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人挨着人。特务学生假装宣传抗日，谁要与之搭话谈抗日，就中了他们的圈套，后半夜会被特务拖出去活埋，可见斗争的复杂残酷。有一天晚上，父亲睡觉发现他身边宣讲抗日的人，腰上别有手枪，就大声说：你腰上什么东西硌得人没法睡觉。屋里的人一听就明白藏有特务，谁都不吱声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北平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希望他能通知一些中学的进步学生去参加游行。父亲连夜组织同学去通知北平各中学的进步学生，号召他们和大学生共同参加一二·九运动。游行中父亲带领同学们一路高呼抗日口号，冒着军警的水龙头向前冲。寒冬腊月，学生们的衣服被水淋湿，结成了冰，大家仍团结一致，手挽手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游行到了西直门。
1936年，东北中学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父亲参加民先队任分队长。
二、迁往鸡公山
1935年7月至11月，东北中学开始由北平向鄂豫边境的鸡公山迁移。搬家的原因，一是国民党与日本签订的“何梅协定”规定，北平不准有任何抗日武装存在。而东北中学是唯一全副武装的学校。二是张学良担任东北中学校长、董事长，而当时蒋介石已把张学良调往武汉。学校只有部分教职人员留在北平。
1936年年初，东北中学全部迁到鸡公山。整个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不但要读正规的学习课程，还要进行军事操练，学习战术动作，站岗放哨，全是荷枪实弹。
国民党为了控制学校，于1936年2月19日，在学校挂牌开除了11名进步学生，由此激起公愤。进步学生抓住校方贪污之事，闹起学潮。学生们冒着漫天大雪下山，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去武汉请愿。结果校方不得不妥协，乘火车在湖北孝感将去请愿的学生追了回来，学潮取得胜利。
这次学潮赶走了校长，改正了学校一些不合理的陈规旧律，聘请了几位进步教师，由孙一民代理校长。
在鸡公山期间，父亲接受党组织的委托，担任学生自治会文艺委员会主任，负责出版铅印本的校刊。他夜里常秘密收听延安电台报道我党我军的消息并速记下来，连夜刻蜡版印刷出来，天亮时分送给大家。校刊还邮寄到武汉、信阳、郑州、北平、绥远等地，很受欢迎。同学们每天都盼望能收到抗日前线的捷报，为此父亲将它取名为“捷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代理校长孙一民将父亲叫到办公室，低声对他说，西安发生了大事，张校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你们活动要小心点。复兴社特务指名要逮捕43名同学，孙校长给父亲看了名单，含着眼泪说：“这都是我的学生呀！”父亲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民先队队部，设法转移名单上的学生。
1937年暑期，父亲参加了东北大学党支部举办的北平西山樱桃沟夏令营。此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地下党通知，指定父亲到东北大学与该校党支部联系，由父亲带同学们从西直门统一撤退。距离西直门不远处时，看到老校警“王大个”，他小声对父亲说：“我护送你们出城，到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时会有一个叫李俊的人接你。”李俊是北平大学的学生共产党员。父亲赶紧带领其他人一起出了西直门，由李俊护送，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鸡公山。一回到学校，父亲就在校刊首页，发表了一篇《虎口余生记》，文章详细描述了逃出北平的经过，许多师生读了之后深受震撼。
隔些日子，鸡公山上有些同学要下山。父亲借机与部分进步学生假装去送要走的同学，一块下了山。下山后他们继续向武汉挺进。前行的路上，每一段路程父亲都安排得很缜密，躲过了国民党为防止学生奔赴延安，在郑州、潼关、西安等地的盘查，由防守较弱的武胜关乘火车到达武汉。
到武汉后，父亲在街上宣传抗日。一天正在演讲时，突然有人上台一把拉住他，拽下台。父亲正惊诧时，那人小声说：“我是田军（著名作家萧军），你被特务盯上了，快走！”
他们离开武汉，到郑州坐小火车经潼关、风陵渡去太原。在离太原不远处时车停了，有几架日本飞机以车站为中心狂轰滥炸，父亲带着同学们下了火车，在硝烟弥漫中向太原市行进。在太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民先总队部介绍他先到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父亲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太行山上
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坐落在太原国民师范大院内，这个大院驻着许多抗战团体。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程子华，副班主任唐天际，都是红军著名将领。
由于太原战事吃紧，干训班提前结业，同学们被派往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这支队伍约八九十人，实际是干部队，没有士兵，刚刚搭起军队建制架子。不久八路军总部派总政组织部部长周桓同志来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一天上午，刘伯承将军穿着一身旧军装来到纵队。若不是有一位挎着驳壳枪的警卫员跟着，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同志讲话，鼓励了大家的抗战热情，也恳切地指出了一些刚入伍的同学们，不懂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在八路军驻地，朱德总司令住在村北头小院的正房。西厢房住着三个新俘虏来的日本军人，这三名日军俘虏拒食两天了。领导看父亲念过书，就让他去做俘虏的工作，劝他们吃饭。父亲用汉字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会杀他们。俘虏情绪略有缓和，说想喝糖水。那时只有朱总司令有一点白糖，父亲找朱总司令的警卫员商量。朱总司令知道了此事，让警卫员把白糖全拿给俘虏。这三名日军俘虏深受感动，和父亲成了朋友，后来全部加入了反战同盟。
有一天，从邢台县来了几位群众代表，他们越过高耸的太行山，来找共产党八路军，迫切要求八路军尽快开到邢台，领导抗战。经领导批准，父亲到了邢台浆水镇。那时候缺干部，父亲一身兼多职，首先开辟了太行三个县的根据地。
太行山根据地刚开辟，八路军大部队还没开到，日军就来“扫荡”了。面对日军压境，我方又没有武装力量，该如何应付？父亲想了个办法，他命令各村民兵在日落前集合，排成一队，扛着劳动工具上山，顺着山脊走，走到尽头再转到队尾接着走，在夕阳下就像一队一队走不完的八路军队伍，把日本鬼子吓跑了。
后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屠杀共产党人。因为父亲所在地方偏僻，地方上的国民党县政府还未收到要剿共的消息，父亲就抓住这个时机集合民兵，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当时整个队伍只有一支手枪，父亲让警卫员拿着，自己一个人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府内一个警卫班正在吃晚饭，看见父亲一个人进来没太在意，还互相打招呼。父亲若无其事地进了国民党兵宿舍，把枪架上的12 支步枪一下搂到怀里，拖到院中。国民党兵还没明白是咋回事，问道：你这是干什么？父亲命令警卫员拿出手枪，高声喝道“别动，谁动就打死谁！”将12支步枪发给了民兵骨干。国民党县长和其他官员一看情况不妙，吓得就往后院跑。后墙有一个狗洞，县长先让一个小职员爬出去跑了，县长一看没事也跟着爬出去，跑到胡同口刚拐弯，就被埋伏的民兵给抓住了。父亲把抓住的国民党县政府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宣布要公审他们。国民党县长吓得哇哇大哭，大声喊“饶命”，怕八路军杀了他们，向父亲再三保证今后再也不干国民党了。父亲让他们写了保证书，就把他们放了。
1940年，父亲带南下干部队出太行山要过京汉铁路，日本军队封锁很严几次都过不去。正焦急时有人来找父亲说，当地有一个人要见你，父亲一看是放走的那个国民党县长。他见到我父亲就说，感谢不杀之恩，我再也不干国民党了！还给八路军捐了粮食和钱。
太行区党委与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举办游击训练班，让父亲去给干部们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课，被陈赓将军看上，将父亲调到旅政治部工作。太行区党委领导李雪峰又将他要回去。直到解放后，开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会议，陈赓又和父亲见面，叫出他王珏的名字。父亲告诉陈赓，他早已改名叫田哨了。
四、战斗在苏北
1940年，父亲田哨（王珏）刚从八路军转到地方工作。由于苏北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南下干部队，到苏北重建党组织，增强新四军工作。1940年年底，父亲任南下干部队队长，带领队伍几过封锁线，终于到达苏北，被留在淮海区党委机关。
1940年12月，在江苏泗阳（古称淮阳）的国民党顽固派，操纵地方武装小刀会及土匪武装发动暴乱，他们拒交公粮，挑起流血事件，残害新四军同志。连刚到淮海区的干部队同志也莫名其妙少了几人。地方政府中一些人不但不维持正常秩序，对父亲追查此事还极尽阻挠。为了平息暴乱，我方出动军队进行平定。小刀会惨败，四处逃散。淮海区党委派父亲等同志到泗阳县与小刀会谈判。限定小刀会五日内立即解散，交出武器；上缴、销毁小刀会的迷信工具，停止一切活动。然后由我地方政府另组织抗日武装。
小刀会的问题解决后，组织上让父亲返回淮海区党委工作，不久（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应《淮海报》社长贺汝仪之约，撰写社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
在淮海区党委工作期间，党组织让父亲到淮海党校任总支部教育委员，负责教务工作，教授党课，和李×一起工作。李×原在淮海泗阳中心县委工作，中心县委撤消后，全部财款由李×带到区党委创办党校。但李×经济上公私不分，究竟有多少钱，谁也不知道，都装在他带来的一个外号叫“小皮匠”的皮包里，随花随拿。父亲建议请位会计将钱管起来，有计划地使用。这个意见惹恼了李×，竟擅自开会决定要秘密地活埋他。当李×与人商量此事时，被淮海医院党支部书记许琳的朋友无意听到，感到事态严重，就报告许琳。许琳赶到会场，一脚踢开门大喊道：“你们谁敢动田哨？田哨同志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们！”李×看到事情败露，不得不收手。许琳的父亲在当地是享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家里有武装队伍，这也是李×不敢再乱作为的原因。
此事暴露了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新的党组织在任用干部和财务管理上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存在巨大漏洞。
后来，父亲被任命为淮阴区区委书记，又经历一件涉及人命关天的事。那是在一个初秋的晚间，区委得到情报，敌人出动了几百人进行“扫荡”。区委决定立即转移。等天色大黑，父亲带着干部队开始转移。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部队兜了几个圈子，改了三个驻地，每次都是悄悄睡一会儿就转移。一次，刚刚睡下，就听到狗吠声，父亲当机立断，通知大家起来从后墙跳出。跑到古寨后才知道教导队的100多名营以上干部被敌人包围在交通壕里，手里只有手枪，没有长武器，不能打阻击，情况十分危急。父亲带人去某旅请求解救，不料旅长不肯解救，一口咬定：不发一兵一弹！父亲看调不动，就请金明同志给工作队发些枪，自己带人增援。金明马上批了十支枪，没想到专署秘书长也坚决不肯发，说：“金明批的也不发。”父亲火冒三丈，说：“那边100多人被包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你见死不救，还是什么共产党员？！”这时金明派组织部长来了，下令道：“你必须给！不给不行！”这样父亲才领了十支枪和一些弹药，解救这100多干部突围出来。
父亲带领干部队初到淮阴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旅长王光夏向群众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青脸红发，吃人肉”，等等。淮阴又是国民党的模范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工作队首要任务就是做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他们的艰苦工作，减租减息、建立农会等，对争取群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群众都视工作队同志为自家人。
父亲在淮阴工作期间，将当地民兵编为县大队，亲自挑选并授课，每天带领县大队搞军事实战训练。经一年多实战训练，县大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能都有了很大提高，完成了由老百姓向正规军转变的历程。后来这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就在父亲离开连队不到一个月，四连在淮阴以北的刘老庄与1000多名日军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及老百姓转移，四连战士坚守阵地与敌人血战，击退日军5次进攻，歼敌170余人。他们坚持了一整天，子弹打完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剩下的干部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最后全连82名指战员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全部壮烈牺牲。当地老百姓流着眼泪，重新挑选了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又恢复了四连建制，这个连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刘老庄连。几十年后，父亲仍然清楚地记得该连许多战士的名字。
后来，淮海区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干部教导大队，由黄克诚同志亲自领导，父亲任教导员，培养了100多名营以上干部。为此，田哨、聂大朋、冈森三人获得淮海区一等模范工作者称号。
1943年阴历八月十五，由李一氓同志主婚，黄克诚同志证婚，田哨和许琳(我们的父母）结为伉俪。
1945年8月15日，父亲在苏北区委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后返回淮海区，行军到益林镇宿营。当晚躺在城中心大戏台上，还未入睡，区党委发来电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父亲一行二十多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高喊：“胜利了！胜利了！”有人拔出枪向天空鸣放。接着，全城枪声大作，庆祝胜利。街上到处集结着人群，敲锣打鼓、放鞭炮、喊口号，全城一夜无眠！
父亲回到沭阳县县委，县里正紧张忙碌地准备收复县城。县城里的日本鬼子冒着大雨，蹚着雨水，狼狈地撤走了；伪军则纷纷宣布起义。
军部分会 田野 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