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初，我还留守在上海坚持戏剧运动工作时，某一天，忽然从苏北新四军来的司徒阳同志秘密来访，他说明来意：奉命特来邀请我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文艺工作，问我是否可以离开上海到苏北去工作？由于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而我自20年代留日时期起，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活动，故对来自解放区领导同志的召唤，感到无比亲切和兴奋。我表示同意后，便和司徒阳同志一起悄悄地离开了上海。通过地下交通，乘船渡江，次日安全到达苏北新港，再换独轮车直奔黄桥。

那时新四军刚刚在黄桥打了胜仗，我们就在黄桥招待所住下。通过黄桥县委同新四军军部联系，随后便到达新四军根据地海安，住在敌工部部长丘东平同志处。经丘东平同志介绍，在海安见了陈毅同志，并由陈毅同志安排了一次欢迎晚会。同陈毅同志的初次会晤，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详见拙作《将军妙语绝人间》，载《当代》1980年第5期）。 

当时在海安街上看见到处张贴着欢迎中央大员胡服同志的标语，我问东平：胡服同志是谁？东平告诉我，胡服就是中央特派员刘少奇同志。第二天，听说刘少奇同志来临，我们都涌到街口鼓掌欢迎。我目睹陈、刘二位首长肩并肩地来到海安，后面跟着一大群身材魁伟、雄纠纠的八路军战士。那正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八路军和以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的第一次汇合。刘少奇同志在海安延续多日作建政报告，确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陈毅同志主持报告会。

某一天，由丘东平通知我，陈毅同志要单独和我会见。我便独自到一所大庙内陈毅同志的住处去看他。原来陈毅同志找我是商谈有关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鲁艺）的事，要我再回上海走一趟：想邀请许广平同志来苏北担任鲁艺华中分院院长；另外再请些专家教授来教学，并号召一些青年来苏北解放区学习和工作等；交给我为苏北和新四军开展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他用陈仲弘的署名分别写了三封信给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和李平心（马列主义理论家）。我便携带着这三封秘函，仍旧通过地下交通的掩护，又回到上海去和他们秘密联系。许广平由于要留在上海给海婴治病和编辑《鲁迅选集》的缘故，不能离沪去苏北鲁艺工作。巴人和平心也都各有自己的任务需要留在上海，不能分身前往。因此，我只动员了一批比较了解的爱国进步青年再次回到苏北解放区。

当时盐城已经解放，大批人员到达盐城正值农历除夕，陈毅和粟裕同志亲自到旅馆来探望，大家情绪非常激动。正月初一，在鲁艺的筹备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上海来的新同志，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都出席了迎新会。过了两三天，领导召开筹建鲁艺华中分院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院长由刘少奇同志兼任；丘东平同志为教导主任，负责鲁艺全部行政和教务工作；孙湘同志为教导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决定成立四个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由陈岛任文学系主任，由戴平万、蒋天佐、辛劳、戈茅和我以及由南洋归来的几位华侨任教。何士德任音乐系主任，由章枚、孟波、沈亚威及稍晚一些时来的贺绿汀等同志任教。莫朴任美术系主任，由刘汝醴、戴英浪、铁婴、涂克、洪藏和我任教。戏剧系本拟推我当系主任，但我表示不想搞行政工作，而愿意在三个系里（文学、戏剧、美术）担任教学；我的意愿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戏剧系由刘卯（刘保罗）任系主任，后因刘卯不幸牺牲，由许晴继任。戏剧系的课程由刘知、许晴、邵惟以及上海来的朱丹、魏征、天然、沈西蒙等同志和我共同负担。学员有四五十人，大多数来自上海和苏中的（南）通、如（皋）、海（安）、启（东）等县及苏北的盐阜、淮（安）、海（州）等县的抗日知识青年。当时丘东平同志提出大家在艺术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让我给各系的教员补补课。就记忆所及，其中一个课题讲的是《艺术的起源及原始艺术》，在周末的晚上开讲，约讲了三四个晚课才告结束。在美术系我除了讲《艺术概论》之外，还教过素描。在戏剧系讲课内容已完全记不起来了。据现在北京的原鲁艺同志沙地说，我曾给戏剧系排过《阿Q正传》第五幕。戏剧系以演出实践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训戏剧人才，成立虽然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却演出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抗战独幕剧，如《魔窟》《皖南一家》《繁昌之战》和许晴自编自导的多幕剧《雾重庆》等，颇得陈毅同志的好评。

这些话剧的演出地点多半是在盐城大戏院进行，这个旧戏院本为上演京剧和地方戏的舞台，不适于演出话剧之用，后由我设计，经过翻新改建成为“鲁迅艺术剧院”。把旧戏院的后台扩展为布景、道具、化装各室，又将前台用倒塌的城砖砌成有陡坡的池座。因陋就简地改建成剧院后，同志们颇感满意，并曾得到陈毅同志的赞赏和表扬，以后就成为新四军活动和群众集会的中心。记得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誓师大会就在此举行。仿佛《雾重庆》演出后不久，日寇多次来盐城扫荡，敌机空袭投下燃烧弹，把这个新四军活动和演出中心给炸毁了。至于鲁艺分院戏剧系当时的课程表及演出的剧目表，因相隔年代太久，已记不清了。

1941年春，在盐城大冈排戏时，刘保罗同志导演一个新编的抗日活报剧（剧名叫《枪毙汉奸》或《一个打十个》）时，用步枪作道具，由于管理道具的人粗心大意，没有认真细致地检查，在排演枪毙汉奸时，以致真的子弹出了膛，扮演汉奸的演员被当场击毙，子弹又从石阶蹦回来，随即又打中了刘保罗同志的要害，保罗在这次不幸事件中逝世了。这意外事件发生后，同志们都很痛心。

1941年夏，日寇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大“扫荡”。我们开始反“扫荡”时，军长陈毅和参谋长赖传珠几次召集鲁艺的负责同志开会，作了周密的指示和部署。随后鲁艺内部又作了反“扫荡”的动员，把一部分不适宜随队行动的人打了“埋伏”，又下放部分干部及学生到盐阜区做地方工作，当时宣布鲁艺精干人员分两队出发向指定地点集合：第一队由黄源（因丘东平被批准从事写作，由黄源继任鲁艺教导主任）、何士德、蒋天佐负责，包括文学、音乐、美术三系师生撤退。第二队由丘东平、许晴、孟波率领，包括戏剧系和普通班师生随行。我和贺绿汀被留下与军部同行。

1941年7月某日早晨，第二大队行至建湖县乔家村附近北莘庄时，首先与日寇遭遇，日军用火力封锁了桥梁，丘东平同志被敌人狙击手击中要害，不幸牺牲。许晴同志也于同一天在指挥学员撤退时饮弹而亡，30多名干部、学员同时牺牲，一部分学员被捕。丘东平、许晴、刘保罗三位文学、戏剧干将和革命斗士的牺牲，是鲁艺华中分院短暂历史中的巨大损失。

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鲁艺华中分院的干部、教员、学员也相继到达。政委刘少奇同志宣布“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改为“苏北抗日民主游击区”，并宣布鲁艺停办，军部文工团解散，分散到各师去，参加各师部宣传工作。由上海来的文化人仍暂回上海隐蔽起来，等时局稳定后再欢迎他们回来。我于是在新的指示与安排下返沪赴港，从事电影制片工作，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地下党指挥下，和留港文化人队伍一起撤离香港转到内地去。

      军部分会 许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