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随即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以为对抗，任命陈毅为代军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苏北一直是新四军的重心所在。事实上，新四军主力挺进盐城的时间是1940年1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仅两个月。发展苏北，是1939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根本战略所在，并在皖南事变前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学界有关新四军发展苏北的研究，运用的资料以新四军一方为主，主题或集中在发展华中的战略策略，或以相关重要战役（如黄桥战役等）和重要人物（如刘少奇、陈毅等）为对象，缺乏利用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对双方进行从决策到实践、从政治博弈到军事交锋、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深入的考察 。本文将全面运用和细致解读相关史料，详前人所略，考察新四军如何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中逐渐确定以苏北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尽量调和与克服内部的不同主张，选取适宜力量和方式稳步推进、切实贯彻，同时探讨国民政府从重庆高层到皖苏地方力量对新四军发展苏北的应对和抵制，进而分析这一时期华中地区国共交锋的具体情形和新四军在苏北成功立足的多方面原因，突出历史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和丰富性。

一、从“发展江北”到“发展苏北”的战略演变

 新四军着力发展苏北地区，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方案，它由“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调整、演变而来。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考量和新四军的力量布置，“发展江北”主要是指发展安徽和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区域，兼及河南、湖北、山东邻近以上两省的地区。“发展江北”，是从新四军的角度表述，因当时新四军的主力在长江以南的皖南和苏南地区，下一步的可能发展方向是长江以北。从中共中央层面言，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地区获得较大发展。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华中在地域上指的是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地区，基本等同于“江北”。因此，新四军“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实际从属于中共中央“发展华中”这一影响更大的设想。

 1939年春，新四军的发展形势是：皖南有叶挺和项英领导的军部，苏南是陈毅、粟裕的部队，皖中有张云逸、高敬亭的部队，还有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区率领的部队。总体而言，力量较为分散，且没有大片的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发展的重心应在哪里？是军部所在地皖南，还是其他地方？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明确指出发展江北为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堪称一份纲领性文件。这份指示实际上进一步确定了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案。要而言之，江南因为国民党势力的强大，很难发展，华北已有较大发展，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便是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江北地区，即华中地区。由皖中的江北指挥部（1939年5月正式成立）承担发展华中的主要任务，并安排八路军一部南下和新四军军部一部北上，配合发展。除张云逸外，中央要求项英或陈毅亲自前往江北指挥部主持。可见，发展华中主要依靠新四军力量，因华北八路军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不便大规模南下。

 既然发展华中的任务由江北指挥部承担，中央遂决定加强该部军政力量，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直接领导。中原局成立于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的1938年底，所有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归中原局领导。可见，中原局的管辖范围即为华中地区，中原局的成立本身便是中共实施发展华中战略的具体体现。1939年9月，刘少奇和徐海东一行从延安出发，经竹沟镇前往皖东。徐海东与刘少奇随行的原因是，项英未按中央指示，自己亲往或者指示陈毅前往江北支持张云逸 ，中央不得不派徐海东前往皖东。12月初，刘少奇和徐海东率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300多人，到达定远县藕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会合。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此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在政治上直接领导江北指挥部，加强了江北与延安的联系。他大力贯彻发展江北的战略意图，放手扩充武装力量，第四、五支队战斗力获得快速提升。后来的历史表明，刘少奇是发展苏北最重要的促成者之一，但他和项英、陈毅之间，也多有观点分歧。

 事实上，刘少奇从延安前往藕塘的途中，即1939年10月至11月，也正是中共“发展江北”战略进一步成熟并细化方针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重庆南方局的形势判断，另一方面也与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汇报豫东和皖北沿途情况有关。南方局主张：鉴于新四军在江南的困难环境，应秘密地以一部坚持江南，主力分批到江北发展；在江北组织军队和政权时，需注意发展方式，不要与桂系的廖磊增加摩擦，如果发生摩擦，只宜在地方交涉，就地解决，不宜在重庆交涉；江北发展的主要地区应放在津浦路以东。刘少奇经过彭雪枫所在的豫皖苏边区时，认识到应在该区域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州为中心建立巩固根据地，下一步再到津浦路东去创建苏北根据地。可见，着重于向津浦路东发展，是南方局和刘少奇的共同判断。津浦路以西主要为桂系地盘，津浦路以东是韩德勤的地盘。韩德勤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心腹 ，属于蒋介石中央军一脉。在津浦路以东发展，避免与李宗仁、廖磊产生激烈摩擦，符合抗战爆发后中共对桂系的缓和态度。更重要的是，津浦路东有大片沦陷区，与中共向敌后发展的既有方针契合，长远看可将国民党军甩在身后，减少摩擦。11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指示中有关“广泛猛烈”“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的表述，传递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强烈决心。与此同时，中央也提醒发展区域是在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并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体现了积极发展战略中的慎重态度。

 中共中央1939年春季的意图是以皖东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主要力量，但刘少奇1939年底到达皖东后，对形势作出较为悲观的判断：一是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减员很大，人数不足，而且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微弱；二是国民党军正调集兵力，压迫江北新四军到江南。所以，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的发展，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相应地，依靠第四、五支队向苏北发展就有困难，刘少奇建议应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和张爱萍力量向苏北发展，并与鲁南八路军联系。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突击方向。也就是说，“发展江北”的战略设想在1939年春明确后，到1939年底进一步具体为着重发展津浦路东地区，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依靠力量也从皖东的江北指挥部转为豫皖边区和皖东北的彭雪枫、张爱萍部及鲁南八路军。

 不过，皖南新四军军部项英（时任东南局书记）对大力发展江北持犹疑态度。1940年1月4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报告中央，提出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到江北，再从江北抽调一部分力量到彭雪枫部帮助发展津浦路东时，虽然中央复电同意 ，但遭到了项英的拒绝。项英认为，军部附近只有3个团，周围的国民党军却有6个师，军部不便抽调和减弱。中共中央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的两次指示中，一方面肯定了刘少奇发展江北的战略，另一方面对不愿大力发展江北的项英也采取些许让步，如指出新四军的退路一为皖北、苏北，二为项英坚持的皖浙赣闽交界地区；再如，中央同意皖南不再抽调部队到皖东。这也可视为中央对皖南项英和皖东刘少奇之间意见分歧的一种折中态度，亦表明中央将皖南及向南发展作为一种备选项，未予完全排斥。刘少奇和项英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北方到南方中共抗日力量的发展程度以及面临的不同形势。正如中共在应对国民党摩擦的办法中指出：在淮河以北可激进一些；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待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反击；在江南，过去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项英在皖南受到第三战区的压力比较大，态度保守，对于军部离开国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江北大力发展，一直持保留态度。另外，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军事归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皖南部队和苏南部队（包括苏皖支队）归东南局项英领导，这也应是项英对发展江北不甚积极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位于长江以南的陈毅，在苏南贯彻了与皖南不同的方针。陈毅认识到，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区域太小，活动困难，需要冲破国民政府的各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

北发展。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陈毅领导的管文蔚江南抗日挺进纵队便攻下长江中的扬中岛，进而北渡长江，控制长江北岸江都仙女庙以东的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这样，从丹阳北部到扬中，从扬中到大桥，一块跳板在长江上架设起来。除了军事挺进外，陈毅特别注意做苏北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二李部队是新四军一踏上苏北土地首先面临的国民党力量。他们与韩德勤有隔阂，部下复杂，其中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的立场偏左，是陈毅最关心的人之一。1939年8月，陈毅与管文蔚第二次到江北时，请颜秀五来长谈，希望他做好团结李明扬和其他纵队司令的工作。9月，执行向东发展任务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以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团为主力）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发生摩擦，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关系和避免摩擦损失，陈毅果断让江南抗日义勇军西返，撤至扬中，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合编。合编后的部队沿用挺进纵队的番号 ，经过整训，成为发展苏北的新四军主力。上文提到的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中共中央的两次指示，均建议陈毅派有力部队过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初，正值日军3000多人分数路进攻扬中，挺进纵队决定将主力撤出扬中岛，开往江北吴家桥一带 ，正式踏上苏北土地。

 1940年初，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北渡长江，是陈毅1938年离开皖南山区，东进苏南后审时度势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苏南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域狭小外，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负责人冷欣还沿着苏浙皖边区山麓重重设防，随时都有把新四军皖南和苏南两部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且苏南日军势力强大，新四军天天与日军作战，拼消耗，久而久之，就可能被消灭。反之，发展苏北，是到日军的后方发展，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在苏南平原水网地带两年的活动经验，也让陈毅对于向苏北平原发展充满信心。离开一般认为更易发展游击战的山区，来到掩护较少的平原地区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但是，平原地区有更多的群众、更丰富的物产，是新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保证。此时，陈毅在苏南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与中共中央进行独立、频繁的联系，但他的想法与中央较为一致。也正是陈毅领导的挺进纵队主力，最早在苏北立足，迈出发展苏北战略的关键一步。

 从1938年秋到1939年底，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共同确定了“发展苏北”的战略，它由“发展江北”（发展华中）、发展津浦路东的战略演变而来，最后锁定于苏北地区。“发展苏北”的主力原计划由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担任，后改为由皖豫边界的彭雪枫部和鲁南八路军担任，最后实际执行中又有变化，以陈毅部为主。苏北虽是敌后地区，但“发展苏北”还是威胁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利益，中共决定避免韩德勤的基本区域，谨慎维护国共合作局面。1939年和1940年之交，刘少奇带领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与张云逸领导的江北指挥部会合，以及1940年初苏南陈毅指挥的挺进纵队主力到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县，标志着发展苏北进入实质启动阶段。皖南军部项英虽然不反对发展江北 ，但认为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江北的第四、五支队和南下的八路军一部。他坚持长江以南的皖南和闽浙赣山区仍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愿派更多的皖南军队到江北，更不愿亲自率领军部主力尽快北渡长江，这是中共执行发展苏北战略中的极大不确定因素。

二、国共皖东交锋与新四军应对南调

 1939年底刘少奇到皖东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发展，以及1940年初苏南新四军挺进纵队抵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地区，触犯了安徽桂系和江苏韩德勤的利益。尤其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在皖东执行较为积极的发展政策，如自立自主地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建立农抗、工抗等。这些举措引起国民政府安徽省新任主席李品仙的警惕与反感。较之前任主席廖磊，李品仙更强调国民党在安徽的党政军一元化统治，对新四军的态度较为强硬，与新四军的摩擦逐渐加剧。他在1940年1月至3月屡次致电蒋介石，报告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皖北的第六支队（彭雪枫部）收缴民枪、勒捐派款、破坏政令等情况，指责新四军“假游击之名，行扩军之实”，要求加派两师予以弹压。韩德勤也呈报了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六合、盱眙地区的扩展。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汇报了新四军正谋求快速发展、准备与国民政府敌对的一些情报。总之，进入1940年后，华中地区特别是安徽国民党方面有关新四军的负面报告不断增多。

 由蒋介石日记可知，1940年2月至3月，他在反复权衡中共问题，至3月初，形成解决中共问题的大致原则与方略：“对共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 可以说，1940年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处置，基本符合这一原则。不论是本节处理的将华中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还是下节讨论的将新四军北移黄河以北，都属于“对共党限制范围”。2月27日，蒋介石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要求对第三战区新四军的行动严密防范，“如其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切勿为其巧言所欺弄。” 这与3月初日记所记精神一致，新四军应守纪律，如有越轨，立刻“制裁”。不过，他此时考虑中共问题的重心仍是晋南的八路军， 欲将八路军限制在山西长治和河北邯郸一线以北，而非新四军。

 3月下旬半塔集之战的发生，让国共两党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到华中地区。半塔集位于安徽省东部的来安县，是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处于李品仙和韩德勤势力的中间地带。3月上旬，李品仙调集兵力向津浦路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发起进攻。3月21日，韩德勤乘第五支队主力西调、协助第四支队与李品仙作战之机，包围半塔集。23日，在江苏吴家桥地区的叶飞部奉命出发救援。同时张云逸和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东返。双方激战后，韩德勤部向东溃退。半塔集之战是新四军第五支队、苏南挺进纵队与韩德勤之间的第一次交锋。韩德勤首先攻打第五支队驻地，挑起战斗，但在苏皖两地新四军的合力反击下，以失败告终。

在半塔集之战进行时，国民党方面将华中摩擦进一步升级。蒋介石指示军令部制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这一方案令李品仙和韩德勤将淮河流域的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主要针对安徽省境内的新四军第四、五、六支队和江苏省境内的挺进纵队，预期至6月中旬完成，旨在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切断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在批示中提醒两点：第一，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合正规军特种训练的小部队。第二，“进剿”新四军不能长期进行，最多不超过半个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的方法将新四军一网打尽。小部队和短时间，均是为了控制国共摩擦的激烈程度，也是担心招致当地日伪军的干预，被迫多方应战。

 不过，蒋介石的计划需要李品仙、韩德勤和鲁南于学忠（属于东北军）的密切配合，实际情况是各部因派系背景不同，只是在自己防区内作战，不能共同阻止华中新四军的发展。1940年4月，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请求蒋介石命令鲁皖主力会同八十九军歼灭苏北游击队， 无后续进展。1940年7月，李品仙与皖东新四军冲突后，韩德勤、李明扬按兵不动，不予协助；李品仙向蒋介石告状，认为韩德勤和李明扬致电蒋介石的“何日进攻、收复何地，全数空言”。蒋介石还重新划分了苏北游击区，让韩德勤和李明扬调防，便于韩德勤“围剿”新四军。李明扬以运河以西防区都被新四军占据、韩德勤“围剿”部队完全撤退为由，仍坚持泰县原防地，并要求向东和向北扩展防区。华中后方的国民党军队不能团结协作，以及1940年5月枣宜会战开始后第五战区正面面临较大压力，致使蒋介石“剿办”江北新四军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

此外，蒋介石还命令顾祝同，让其告知新四军军部，严令江北部队南调。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皖东和皖北的新四军“速开江南”，蒋介石表示已经严令叶挺让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对于南移命令，中共方面进行了有策略的抵制。之所以称为“有策略的抵制”，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总的态度为“抵制”南移，即对有关命令“置之不理”；第二，“置之不理”并不表示不回电，而是回几封电报，列出理由声明难以执行南调的命令，如江南和皖南区域狭小、无法回旋 、粮食不足；第三，江北部队不南调，如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在反摩擦时要采取攻势防御，而非单纯防御。半塔集之战中，第五支队驻地被韩德勤部包围后，新四军不仅让第五支队主力东返，同时急调江苏的叶飞部队救援，全力打退韩德勤的包围，可以说属于攻势防御。当中共中央意识到蒋介石和李品仙正在皖东和皖北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时，立即决定派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南下华中地区增援，亦属攻势防御。考虑到三四四旅从太行山区出发至华中地区需一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建议由一一五师山东部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团迅速南下。中共调八路军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本在1939年春的计划之中，当1940年3月蒋介石决定“剿办”淮河流域的新四军时，毛泽东立即将这一计划提上日程，付诸实施。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采取抵制南移、继续在苏皖边界大力发展等较为激烈的举措，有两个前提。一是以华北地区的缓和政策为前提。上文谈到，蒋介石在3月上旬的思考重心是晋南、冀南的八路军。3月10日，他下决心限令山西和河北的八路军于3月15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一线以北地区，令卫立煌坚决执行，并从速渡黄河亲自指挥 ，“如其不从，必以武力制裁”。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的动向予以密切重视。1940年3月7日、14日、15日，毛泽东和王稼祥数次致电朱德、彭德怀，指示对卫立煌有所让步，在晋冀南部的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以南，与国民党军休战，维持国共合作局面。毛泽东指出的从临汾到大名一线，与蒋介石所说的长治、邯郸线基本吻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山西、河北两省反摩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由于中共采取明显的退让政策，华北摩擦得到缓和。蒋介石在3月底反省录中记到：“中共朱、彭在晋东南与冀省之反叛，形势险恶，幸决心坚强，不惜武力制裁，其恶焰渐杀。” 言下颇有自得之意。事实上，中共此时在华北采取守势，是因朱怀冰事件已解决，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华中取得发展。

 二是战略上的积极，以战术上保持稳健、灵活，甚至退让为前提。如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南调的命令一一予以回复，只是强调南移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按照华中地区不同区域和对象，新四军的发展有轻重缓急之分。如以淮南路为界，在路西避免武装斗争，在路东地区可较为激烈。对李品仙部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采取自卫原则，如韩部先进入新四军驻地，坚决予以消灭。联系1939年底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指示中谈到的，淮河以北可激进些，淮河以南可缓和些，可以概括出华中地区东部激烈西部和缓、北部激烈南部和缓的特点，两者重合的激烈地区为东北部，即苏北地区。事实上，此时苏北并无新四军活动力量，但当仁不让地成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指向，反映了中共得失分析和战略决策的独到眼光。

 中共决定在华中敌后地区采取积极发展政策、华中国共形势紧张的一个后果是，长江以南受第三战区优势兵力包围的新四军军部的处境更加危险。1940年4月3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项英，详细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此电反映了当时国共局势的紧张程度。毛泽东的担心并非多余。4月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布置第五十二师和第一四四师在新四军军部附近严密戒备，做好“制裁”准备。项英不久后给毛泽东回电，强调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绝不可能，因日军已封锁长江，桂系亦在江北严阵以待；向东转移到苏南也不可能，要越过两道封锁线，所以暂时只能在皖南继续坚持。事实上，在顾祝同的施压下，项英还希望叶飞和陶勇两部南调，以便在突然事变中支持皖南。如果考虑到皖南的情势，以及新四军军部与顾祝同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项英的态度亦可理解。因蒋介石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的压力，实际上通过顾祝同全部转嫁给了新四军军部。3月29日，项英刚得知蒋介石要求南调的电令时，反应也是“置之不理”。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顾祝同在周边紧锣密鼓地部署兵力，项英急切地希望江北部队南来支持军部。有些能反映项英态度变化的电文，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入流传广泛的《新四军•文献》中，导致研究者基本站在批评项英的立场立论。在发展苏北的整个战略中，项英确实处于消极抵制、格格不入的位置。不过，事实上，项英也曾支持发展江北，如果不是皖南形势急迫，项英不会再三让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南调。对于这些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历史的低音”，似应尤其重视。

 上所述，1940年春，国共皖东半塔集交锋中新四军的获胜，使新四军在皖东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以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为忧，做出两项决策：一是敦促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军“剿办”江北新四军，二是严令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皖苏国民党军主要力量李品仙和韩德勤背景不同，虽对新四军有所行动，但并不积极，且互相指责，效果有限。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地区依然继续发展。根据李明扬向蒋介石的报告，1940年4月至5月，新四军已占据两省的泗县、天长、六合、仪征、盱眙、嘉山、来安、五河、灵璧、萧县、江都等县，在苏皖交界的北部地区铜山、砀山、邳县、宿县等县十分活跃。李宗仁感慨：安徽省政府除了国民党军驻地巢湖、和县、含山、全椒、滁县五县政治尚可推行外，其余各县均由新四军控制，特别是津浦路东全部为新四军势力范围。苏皖边界新四军势力的发展，可有效阻隔安徽李品仙与江苏韩德勤的呼应，为新四军发展苏北提供西部屏障。因1940年春夏之际枣宜会战的发生，以及国民政府高层出现将新四军北调黄河以北的建议，蒋介石对于调新四军至长江以南的命令，并没有积极贯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蒋介石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的企图，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调八路军南下增援新四军。鲁南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和黄克诚所率三四四旅分别于1940年6月先后抵达皖北苏北和豫皖边界的彭雪枫地区。在八路军两支部队的支援下，华中地区中共方面的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强，苏北局面迎来新的变化。（待续）

  浙东分会 吴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