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吴綪在大学时代                                              2021年3月，我偶然发现了母亲吴綪在一段时间里书写的手稿，内容是从1945年1月到1955年1月这“10年来的概况”。我略做删减，附写在后面。本文首先简述母亲自1936年以来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再衔接到她1945年的概述。

母亲吴綪出生于1917年。1935年考入青岛市国立山东大学，1936年参加学校“一二•九”运动。1937年2月，母亲当选为山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4月，当选为青岛市“民先”山大区区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与民先队员一起奔赴山东省高密县，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武装；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一梯队。南进支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五纵三支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又成建制地转隶为新四军三师九旅，9月，转为新四军四师九旅。母亲吴綪先后在四师所属根据地邳睢铜地区、皖东北地区、淮北地区、豫皖苏等地区，做抗日宣传等工作。

母亲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1936年秋冬之际，日寇进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战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援会”。百灵庙战役傅作义部获得胜利！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全国人民发起了“援绥”运动，各地捐款风起云涌。青岛各界募捐大洋2000余元，山东大学全校师生工友共捐大洋1500余元，并电慰前方抗敌将士。吴綪等3名同学和外文系讲师周学普作为山大师生代表到绥远慰问前线将士。

左图：1936年底，山东大学师生代表去绥远慰问，在路上合影。左起：学生代表马骏、吴綪、黄丽婤；教师代表外文系周学普讲师。

右图：吴綪在绥远百灵庙劳军，在绥远战场的大炮和掩体旁留影。

 唱响《抗日游击队行军歌》

1937年10月以后，“山大民先”的队员全部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游击队里天天行军打仗，抗日游击队从崂山到高密，到诸城、又到徐州，奔赴各抗日战场。11月，由李欣介绍吴綪入党，无候补期。12月，吴綪又介绍唐棣华和李风入党，也无候补期。

由108名民先队员组成的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的队员们在行军路上，唱响了由中共地下工委书记伍志刚作词的《抗日游击队行军歌》。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母亲唱过这首歌，唱时神情坚定、慷慨激昂，她是不是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伍志刚？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

他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

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的心胸好像蓝天彩云，

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三女深夜翻山投奔八路军

1939年春寒料峭时，吴綪、唐棣华、李风三位女大学生趁着漆黑的深夜，翻过一座大山，走了50多里路。山路艰险，有一段路宽不过3尺，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渊，地上还有未融化的冰雪。她们连夜赶到山东分局，很秘密地住了2天后，与两位去苏皖地区的参谋人员来到邳睢铜地区，之后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驻地。苏皖特委代书记兼组织部长、梯队长李浩然对她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她们分配了工作。从此，三女跟随部队战斗在一起。1941年皖南事变后，这支部队转为新四军三师和四师九旅。三位女战士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做了大量的抗战工作；她们冬天穿着破棉袄，身上长满了虱子，但是信仰始终如一，成长为坚强的抗日女战士。

                 抗战期间，吴綪（左2）、唐棣华（左3）到青岛崂山周边农村宣传抗日。

                               (照片提供：黄克诚女儿黄梅)

母亲吴綪从1945年1月到1955年1月，10年来的手稿

（略有删节）

在这10年中，我有一次离开了根据地到阜阳汝心亮处隐蔽生产，时间大约是1946年的旧历八月初十前后到旧历年的前几天，共4个月左右，（因为记不准在淮阳的时间）这个事情的证明人有：

何启光（现名张德群），当时八地委副书记，由他决定我们去的。现在是在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处工作。

吴芝圃，当时是豫皖苏区党委书记，由他决定派人找我们回来。派去的人未找到，但他知道此事。现在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孙曙，我们一直在一起，现在安徽省法院副院长。

杨杰士，从根据地到阜阳和回根据地一直在一起，现在阜阳县作区委书记。

汝心亮，作区队长，地方主力上升，十八军去西藏时，他回来的。听孙曙同志说，现在复员在家。以后在阜阳王老人集区。
1945年1月-1949年1月

1945年1月，在淮北区党委整风结束后，我就休息下来生了第3个孩子。满月后不久，调到淮北区党委所属的津浦路西八地委做组织部副部长。那时因为路西地区刚刚重新解放，地方土顽和日伪军都还不少，环境很动荡，所以这个期间我工作的分工主要是做一些组织部的内务工作。到9月初抗战胜利了，土顽也赶到了涡河以南去了，除去铁路沿线还有一些国民党匪军外，在萧宿永、宿蒙怀一带地区基本上稳定下来，我就参加了一些县里的扩军运动和减租减息的群众工作。以后又在地委的重点永城县雪枫乡搞了半年多基点工作。
1946年，中央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下达后，我们刚组成土改工作队，进行分配土地，国民党匪军就开始向这个地区进攻。当时正是新四军四师主力十一旅上升到野战军去，新建升级的地方主力十二旅当时的战斗力还不强，未能很好的坚持，在国民党新五军和七十四师的进攻下，我们这个地区的军队和干部向西撤退到永城商邱一带。许多老弱和妇女干部经组织决定，向陇海路北山东地区撤退了。当时我没有走，还想争取在那里坚持下来。以后敌人追击很紧，我们撤到了八地委地区的最西边沿。我因为怀孕产期近了，经地委副书记何启光（现名张德群）同志决定，因向山东的路已不通，由地委统战部介绍一个在阜阳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关系，我就和孙曙同志（一个女区委书记）一起到那里去隐蔽，准备生产。

在阜阳的社会关系名叫汝心亮，他住在阜阳王老人集北八里汝庄。他过去是西北军的一个连长，以后退伍不干了。在当地是一个大族，他的堂房哥哥就是那里的乡长。我们在他家里住了3个多月，我生了第4个孩子刚满月5天，大约是旧历十一月初八，汝心亮被捕了。据说是太和县的一个人被捕后供出的，因为他们在地委统战部遇见过，但是那人不知道我们住在汝家，所以当时我们未出事。

夜间，我、孙曙和杨杰士（他是和汝心亮一块儿接我们去的）一块儿逃出来。在阜阳县汝心亮的亲戚家住了几天以后，我们和部队还是联系不上，听说已撤退到绥杞太地区，当时我们只有10万块旧法币，（约折合几百元人民币），又没有可靠的关系可以多住几天等候和部队联系。

我的小孩早已寄留在老百姓家，孙曙同志还有孩子拖累，追赶部队也有困难。于是我们商定，把孙曙同志的孩子送到她丈夫王光宇同志家里（王家住在霍邱县），并在那里找一点儿社会关系和借一点儿钱，然后去找部队。事情很不巧，孙曙同志记错了地名和人名儿，结果我们在霍邱跑了十几天也没找到王光宇同志的家。随身可以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身边只剩了几万块旧法币，一个社会关系也没有。我们只好硬向涡河以北地区闯过来。这次倒很巧，在我们回到涡河边上的时候，正好我们的部队打回来，我们循着枪声追了两天找到了部队。

这时，为了便于坚持敌后斗争，建立了豫皖苏区党委。我原来工作的八地委改为三地委，属于豫皖苏区党委领导，我仍回三地委作宣传部长，杨杰士分配在工作队工作。这时已是开始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情况仍很紧张，国民党匪军力向山东作重点进攻。我们虽处在敌后，但是是徐州的外围，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扫荡清乡很频繁。我军撤离根据地一个月后再回来，很多中心区都没有恢复。当初主要是进行武装斗争，很难单独进行群众活动。地委分配我和地委副组织部长朱玉林同志带着七八个同志作为地委机构，在商邱县南界沟集一带分散隐蔽在几个村子上活动，主要任务是和一些地方干部联系和印刷发行一些必要的宣传品，也搞一点儿简单的地道。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精力很大部分是用在应付敌情上。

敌人在鲁南的重点进攻受到挫折，七十四师等被消灭以后，在我们这里敌人的压力也稍稍减轻了一些。区党委提出了“游击到哪里，土改到哪里”的口号，我们就开始分散零碎地进行一些发动群众、分配地主浮财的活动，但当时群众顾虑很大，主要的还是一些群众中的勇敢分子参加斗争。

刘邓大军南进大别山以后，把敌人的主力牵走了，我们就开始较大规模的发动、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区党委决定，在涡河以南、凤台、蒙城、阜阳、怀远、涡阳等地区建立六地委。

1947年11月，我调到豫皖苏六地委做宣传部长。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未曾占领，这是一个国民党统治很久的地区，土顽兵力较多，土匪也不少，开辟地区时，主要的还是武装斗争。我是经常被分配在阜阳县板桥区和涡阳的一些中心区进行发动群众、分配地主浮财的工作。

1946年春，大批干部南下了，中央土地工作会议的精神也传达下来了。在战争情况下，我们只能集中进行了两个暑期的“三查三整”。在这次学习中，我的思想上主要解决了3个问题：

第一是检查了我们只分浮财不分土地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环境不稳定，群众顾虑很大，用分浮财来初步发动群众，等到群众觉悟提高，组织较强时再分配土地。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在敌人的压力减轻以后，如果认真地发动群众，群众还是敢于接受土地的。而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可以更深刻地发动群众，靠拢我们坚持斗争。

第二，我虽然经过了整风运动，但对于自己家庭——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认识不足的。

第三，在会议期间，收到了中央关于在各类不同地区怎样进行土改的指示，使我们更加深刻的根据所在地区的特点，研究了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也批判了某些同志当时正在产生的打击面过宽、完全采用老区做法的“左”的情绪。

三查三整后，我们大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不久，经区党委批准，我参加地委为委员。

淮海战役开始了，豫皖苏的三地委和六地委都是进行战斗的地区，支前任务很重。淮海战役胜利后，大军迅速南下，江北全部解放。

从1945年1月到1949年1月的这4年中，我所处的工作环境除去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外，其余时间都是紧张的战争环境。这一时期我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自从整风以后，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参加革命，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岗位的工作，所以在一切情况下尽量争取参加基层群众工作，加强自己的锻炼和学习。在这方面，4年来是有了一些收获。但是因为经常处在紧张的战斗环境里，既不可能较长时期在一个地方搞群众运动，又不能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再加上生孩子，觉得女同志在这种环境下做的事情少，许多男同志都在战争中立功，感到苦恼，这是当时的主导思想。

但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也潜存着一种骄傲情绪，认为很多人都离开了地区，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在游击区坚持工作，也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
1949年2月

1949年2月，长江以北地区解放后，各县都划归原省建制，豫皖苏六地委所属的蒙城、怀远、阜阳等县和南边的临泉、颍上等县合在一起，建立了阜阳地委，归安徽省委领导，我到阜阳地委做宣传部长。在阜阳地委工作的10个月里，开始因为是一个刚解放的局面，蒙城、怀远一带还发生过两三次大的会门暴动。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为支援渡江大军服务的支前工作。以后局面稍安定，就开始了反霸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宣传工作方面，主要是创办了“阜阳报”，和指导阜阳专区的“新华分社”，协助专署教育科组织暑期中学教师集训。在夏季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我兼了团地委书记。进行了初期的建团工作，并建立了一个文工团。

1950年1月我又调到六安地委，在我从阜阳到六安去，我的主要职务是去六安做地委委员，后经区党委同意我去六安县委兼县委书记。

在六安县委工作了一年，了解和学习了一些水稻地区的生产问题。1950年我回地委做宣传部长，主要搞了一些抗美援朝的宣传，干部训练和创办了《六安报》。

1951年12月至1954年1月，我调合肥市委做书记。城市工作是个新问题，一切从头学起。因为省委住在这个城里，很多问题可以即时请示，因而经过三反五反和各种改革运动，在执行政策上还没有出什么偏差。

……

看母亲留下的手稿所想
在这里我可以寻找到母亲的初心，了解她真实的思想和经历。我对母亲说的一些事情印象深刻。比如当年，邳县土山乡伪乡公所的人见了宣传品后说：“到底是中国人，这是劝咱们的呀！”泗阳县伪军一个中队的5个班长看到传单后，商量好决定反正，被敌人发现杀了头。但之后逃亡的就更多了。

这说明宣传工作在战争中也是一种极为有力的武器，有时并不亚于枪炮的力量。母亲主要是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工作，用这个无声的“枪炮”来参加战斗！

过去我对母亲做宣传工作都包括哪些内容不太了解，觉得很抽象。看了她的自述后，对宣传工作有了较深入、直观的了解。

另一个感受深的事情是，战争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女性更让人敬佩，因为她们要克服比常人更多的艰难困苦。母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生有5个子女，但只有1946年出生的姐姐吴阳活了下来。这些子女的离去，不仅要让母亲忍受战争的艰苦，更要让她承受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折磨。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因病抢救不过来，先后夭折，她心里十分难过。需要压在心底坚持工作才能慢慢缓过来。最不能忘怀的是，解放前寄养在阜阳老乡家的姐姐曾经被国民党政府搜捕，要抓走还在襁褓中的她。是老百姓全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新四军的孩子，姐姐吴阳才能活到解放后。老百姓的救命之恩今生都不能忘记！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1946年中央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下达后，母亲吴綪等很多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到农村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使得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根本之根本，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制胜法宝，也是人心之所向。国民党维护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共产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

我曾于2012年至2016年间三去合肥和南京，拜访母亲的战友王光宇（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枫（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秘书陈发祥叔叔（合肥离休老干部），他们对母亲的评价都很高，说她是位能力很强的女干部，是大学生，有文化，又有担当，还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离休老干部陈发祥回忆说：“吴綪书记做报告时我去听了，座无虚席，非常精彩，讲话也非常犀利到位。”

的确，那时的合肥刚解放不久，百业待兴。母亲作为市委书记，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非一般的女性所能承担的。

后记：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一任中国代表吴綪

新中国建立后，母亲吴綪历任合肥市委书记、华东区妇联第二书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全国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等。1961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到越南河内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1961年在越南举行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吴綪（左2）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邓颖超（中）参加会议。

1972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母亲吴綪担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一任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妇女在国家发展和建设中的地位》的演讲，她说：“今天，在我们国家里，凡有劳动能力而且自己要求参加劳动的妇女都参加了社会劳动，她们同男人一样，从事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文学、艺术等活动，成为国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她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在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充分地发挥了在旧社会时被埋没了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母亲的演讲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这篇演讲的全文后来刊登在了1972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中国妇女同男人一样，以主人翁姿态在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又何尝不是母亲自己一生的写照呢！

   四师分会 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