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翻开厚重的百年建党历史，作为一名老一辈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战士的女儿，我常回忆起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少年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中华民族从战乱频频、民不聊生到昂首挺胸站起来的一段历史，他的往事、不平凡的一生，如同胶片在我眼前展现，想起来百感交集。

父亲原名吴裕椿，祖籍江苏常熟，1928年出生于上海。“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战败之后，上海全面沦陷，原本繁华与贫困并存的城市更加分化，到日本人快投降时，上海市民苦到不仅柴米油盐匮乏，因手里的钞票快速贬值，连大米也吃不上了，爷爷微薄的薪水在狂涨的物价面前，已难以支撑全家生活。父亲是长子，从小懂得为父母分担。为抢购又酸又涩的糙米，他裹个毯子到米店通宵排队，手上被盖上劣质药水的蓝印，因洗不掉，第二天上课时感到难堪；有时还要承受米店还没开门，就被一群地痞冲乱队伍，排一夜队一粒米也没买到的落魄。父亲进入中学后，除了在小学兼职赚取一份薪水外，还学会了理发，假期他带着三个弟弟走上街头，用比理发店低三成的价格给路人理发，为自己和弟弟们赚取开学的学费。跟父亲在一起的岁月，我对他与生俱来的勤奋和节俭记忆深刻，是早年那个动荡的年代和艰苦的家境，给他留下的烙印。

父亲12岁时，进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于土木建筑科。“上海中职”由著名爱国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创办，建校宗旨是实业救国，为学生求得谋生技能，校风朴实重视实践，爸爸在这个校风熏陶下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上海中职”不依附任何政府势力，也不鼓励参与日益高涨的抗日学潮，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中职”领导的地下抗日活动，却前赴后继从未停止过。年少的父亲在“十二·九运动”影响下，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思想，并参加了1939年～1941年间中共上海市委俞正平同志以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干事为名，在“上海中职”建立的由部分积极抗日的学生组成的、名为“学协”的活动小组。在“学协”小组的秘密活动中，父亲学习了救国救民的理论，积极要求进步，在俞正平陆续发展了顾墉之、贺崇寅、杨德兴等中共地下党党员之后，1942年春天，年仅14岁的父亲，由杨德兴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入党以后，又相继发展了陆家琨等数名学生党员。

那个年代家境好的学生，一般选读金融、艺术类等专业，少不更事的父亲刚进“上海中职”时也受影响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这时组织下达了“求得立足，团结同学，建立信仰”的指示，党员服从组织这是必须的。父亲抛弃了杂念，首先致力于自己的学业，“上海中职”良好的读书环境，也使父亲养成了认真严谨的学习风格，他的遗物中，有几张当年的设计图稿，页面整洁，标线清晰，数字书写隽秀，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一个中学生的作业。父亲作为救济失学学生会主席，带领着同学们举办读书会、壁报、义卖义演等系列活动。他们演出的独幕剧《狐尾》收到社会广泛好评。这些活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救助了困难的同学，团结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父亲成为威信极高的“大班长”。由于学生党员一届届毕业离校，上海市委领导和“上海中职”支部书记也在不断变动中，1944年上级党组织派鲍奕珊同志接替乔石同志领导“上海中职”地下党工作。同年9月，16岁的父亲担任了中共“上海中职”党支部书记。

看如今抗日谍战剧，有些剧情不够真实。我听过父亲的故事，感受过他不亚于剧中血雨腥风的真切经历，远比艺术创作精彩得多。那是在全面抗战进入第8个年头，日本侵略军穷途末路又不甘心失败，上海的日本驻军更是加强了城市的白色恐怖，市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为了让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看到希望，鼓舞抗日的信心，1945年年初，中共华中局领导上海各学校开展“天亮运动”。爸爸领导的“上海中职”党支部在上级指示下，配合上海华中局的“天亮运动”，策划了一个“贺年片攻势”活动。在同一个时间，一些同学收到一张张小巧的贺年片，正面是恭贺新年的吉祥话，反面却印着署名新四军的宣传话语，大意是“日寇即将失败，抗战就要胜利，不要将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收到贺年卡的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贺年卡带到学校来偷偷传阅，师生们既惊奇又兴奋，都在私下交谈“春天”就要来了。收到贺年卡的学生并不认识寄出者，日本特务虽十分惊慌却也无奈。“贺年片攻势”活动旗开得胜，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但第二批贺卡却被特务在邮局查获，并抓捕了“上海中职”地下党员陆家琨的哥哥陆家伦，陆家伦没能经受住日本人的刑讯，供出他的上级上海工专支部书记贺崇文，为保护其弟弟他没有供出陆家琨。贺崇文被捕后机敏逃脱，“上海中职”地下组织看似暂时安全,但上级党组织立刻预判“上海中职”地下支部处于危险之中，党组织负责人鲍奕珊果断决定，命令目标较大的父亲和支委黄宏元离开上海，立即，马上！

临近午夜，黄宏元轻叩父亲的窗户，把父亲从被窝里叫醒，低声传达了组织的紧急决定。父亲提着油灯去开门时，风吹掉了玻璃灯罩，灯罩落地破碎的声音，惊醒了爷爷和奶奶。正在病中的奶奶察觉异常，一边叫喊着什么事啊？一边披上衣服去追父亲。父亲无法解释，又担心被拖住走不成，狠心不理奶奶，脚上穿着的一双破拖鞋也顾不上换，头也没回“砰”地关上门就走了。父亲说：“我把门关上了，把爹娘的呼唤瞬间关在了门里！我在那天夜里，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几天后又离开了上海，由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军人。对家庭来说，我走的既突然又不明不白，给家人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3月初的上海，午夜十分寒冷。离家当晚，父亲和黄宏元为了躲避可能的特务跟踪，跑到最热闹的上海北火车站，在人山人海中转来转去。父亲回忆：惊魂不定地埋头昏转，哪里人多往哪里钻，记不清转了多少几圈，在确定没有特务跟踪的凌晨时分，又冷又累又怕的二个人，跑到马浪路(今马当路)一条弄堂里，没地方可去，更不敢回家，看到一个垃圾箱，便累的瘫下来，躲到高高的箱体后面，背靠背打了一个盹，那时垃圾的脏和臭早已感觉不到，离开人多有热气的火车站，凌晨出来时又只穿了单薄的内衣，此时感觉是一种冻彻心腑的寒冷。天亮以后，他们悄悄摸到附近因生病在家不被日本人注意的杨姓同学家里躲了两天。第三天父亲拿到组织上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两张火车票。当时敌统区火车票早已成为高价倒卖商品，可见为挽救几乎被破坏的“上海中职”地下党组织，为了救护父亲等年轻的地下党员，上级党组织也是费了很大力气啊。父亲和黄宏元先乘火车到了南京，在下关码头与交通员接头，之后辗转到达苏北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继而到新四军华中局城工部报道，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3月中旬，父亲由新四军华中局安排，进入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一期学习。“建大”校长由彭康、张劲夫担任，设立民政、财金、民运和文教四个系，父亲被分配到文教系，和其他从上海地下党撤离的同志编在一个班。开学前学校安排这批特殊学员进行入册登记，采用每人单独进行的方式，原则是必须放弃白区用名，短短几分钟的填表时间，父亲来不及多想，他为自己取名吴明，这个名字陪伴了他的一生。这个班的学员延续了白区的工作习惯，互相不打听各自原来的姓名、职业、家庭住址和来根据地的原因，大家都用新的名字相处，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建大”师生实行供给制，过准军事化生活。父亲在新四军“建大”学习的5个多月成为他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回忆：“那是多么丰富而又充满青春活力和战斗激情的几个月！”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新四军各部队迅速向日伪占据的各大城市进军，急需大量干部，“建大”决定第一期学员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8月3日，汪伪精锐部队警卫第三师在我党地下人员徐楚光同志策动下，师长钟健魂率师部炮兵连、特务连、七团一个营、九团全部3000余人进入六合解放区，向新四军反正。8月15日《解放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义举。新四军将该部编为华中独立第一军，同时迅速从军直属队和华中建大的学员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入这支部队，主要任务是改造这支部队，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父亲是从“建大”抽调的首批学员之一，被任命为五团二连文化教员(代政治指导员)。他先连夜到达六合竹镇参加干部大会，随后背起背包到了连队，开始了近一年既陌生又不寻常的工作。

南京汪伪警卫第三师成员比较复杂，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原中央军校的学生，接受过效忠蒋介石的洗脑，对整编到新四军有极大的抵触情绪，下层士兵大多是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但兵痞油子也不少。父亲作为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突然到这样的工作环境，一时感到很不适应。他第一天到二连就被请入席，小灶做出一桌占去全连一个月1/3伙食费的饭菜，连长毕恭毕敬地说：“指导员请上座。”在座的人均是一团江湖痞气，当他被带到队列面前时，全连人特别是那些兵痞在等着看父亲的笑话，父亲暗压内心的忐忑给自己鼓劲：不能输了共产党员的气势！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吧：“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从没有做过指挥工作的父亲，年方17岁的父亲，第一次跟士兵们见面，就在“八路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完成了由一个地下党的学生干部到新四军政工干部的蜕变。 

到连队时间不长，父亲就发现不少问题。连长不仅克扣战士的伙食费，还雇佣老百姓吃空饷。行军时连长坐着老百姓家的小毛驴，到了宿营地还让通讯员去各家找鸡找肉吃。10月份部队到达二淮后，华东分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干部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同志接见了独一军连以上干部，宣布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所有团教导员改为政委，连文化教员任命为指导员，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独一军的领导地位。可是二连连长牢骚满腹，说连长没权了，还在士兵中散布新四军二师要来缴我师武器等谣言，搞得部队人心惶惶。连长胡作非为甚至去嫖妓，在战士中影响很坏。父亲认为这个毒瘤不除，部队没法带，更谈不上提升战斗力。他先在连队一些敢怒不敢言的战士们中做工作，并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处理了这个连长。团部调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任连长，与父亲搭档。此举有效整顿了二连的旧军队作风，过去受欺压的战士感到扬眉吐气，党的干部也树立了绝对的威信。父亲一鼓作气，在连队中进行阶级教育和诉苦运动，继而展开主题讨论：国民党的曲线救国为什么不能救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救民这条路上为什么走得通？启发战士们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觉悟。父亲还趁热打铁，在连队中发展了2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这一番整顿，使部队在向淮安进发的途中，士气高昂，群众纪律秋毫无犯。

1946年春天，独一军奉命编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独一军军长钟健魂任纵队副司令，父亲所在八十六团团长是汪伪警卫三师策反中起了重要作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鸿学。几经整编独一军最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福建战役。上海战役时，父亲所在部队于宝山、吴淞一线外围作战，部队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常与敌人开展近战、夜战，困了在战壕里打个盹，饿了扒几口冷饭团，眼看离别4年的家和亲人近在咫尺，但为解放上海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在福建南平军区参加为解放台湾而进行的备战训练。11月，他收到一份家信，爷爷用苍劲松骨的亲笔小楷，把对儿子的思念牵挂、奶奶从病重到去逝、家中的窘迫之情全然倾诉于信笺之上。爷爷最终也没看到父亲一眼，带着对长子的苦盼离开了人间，而这封″价值万金"的家书，被父亲一直珍藏在随身的小箱子里。如今，这封家书，连同父亲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纪念章军功章，成为了我们的传家之宝。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国家文化部、陕西省国防工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终身奉献于国防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1989年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的故事我不敢忘也不能忘，作为共产党员，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坚毅，永远是我传承给下一代的精神食粮。

   五师分会 吴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