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凌（李瑞元）1912年7月出生在广西平南县大安镇，曾入读家乡私塾和县立三育高等小学、苍梧县立中学、广州求知补习学校，1930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二年级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休学回家，在三育高等小学任教员），1934年考入广西师专（1936年更名“广西大学文法学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的学运兴起，父亲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他与宁振邦、何砺锋被同学们推举为学运领导。一天宁振邦通知他党组织已同意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宣誓仪式还未举行，就被桂林警备司令部公开逮捕了。原来他早已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一起被捕的还有何砺锋、曾世钦等五位同学。他们六人被同牢关押了一个月，大小便都不能出牢房，后来由学校保释才出狱。这使他更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丑恶面目。此时同学宁振邦已去了延安，父亲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党，但他更坚定了追随共产党、投身革命的决心。

1937年父亲毕业后，就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直至1946年的中原突围，转战中原9年。其间1939年4月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正式党员。1940年4月受党组织指派，与杨明（杨庚）、梁体芳（彭敏）三人到光山县找在五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工作、任上校副司令员的他们的师兄杨德华同志（杨必声），当时杨德华负责组建政治部并任政治部主任。此事很快便引起李品仙的怀疑并通缉他们，危急时杨德华将与新四军军部联络的密码本交给父亲保管，并让他们每人带上2支驳壳枪，往李先念部队转移。他们到了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见到李先念报告情况后，被留下安排工作，此后父亲在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工作了6年多。1940年5月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七七报》编辑兼印刷厂厂长。1942年7月调新四军五师政治部联络部工作，同年10月任鄂豫皖军区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改任二军分区后勤科政委及荆潜工委书记。之后，历任五师政治部《挺进报》编辑、中原局《七七日报》主编及新华社记者、中原军区干部旅教员。1946年中原突围到陕南时，奉命疏散转移到了香港，任中共香港分局《正报》社工作人员、香港培侨中学总务。1948年8月，父亲又被调到粤桂边区工作，历任二支队宣传科长、边区青年干训班负责人、粤桂边纵队政治部《人民报》社长兼总编、边纵新编16团政治处主任。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父亲受过伤，流过血，但他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结识了许多患难与共的战友。他对中原大地的河山和人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年后，每当忆及当年牺牲的战友，他便陷入久久的沉思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湛江市委宣传部工作，因受枪伤的膝关节半强直，每天骑单车上班很不易。“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在干校劳动，一次回来看病，突然，膝关节的枪伤发作，走不了路了。我实在找不到汽车送他去医院，只能用自行车推。那时候我还小，推着父亲很吃力，想到父亲带着有伤残的腿脚，中原突围时走了那么多的路，真是既心疼又佩服。“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了不少委屈，我们都为他鸣不平，但父亲宁愿靠边站也不附和错误。他常说：“我是幸存者，个人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了，我只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你们这些下一代。”

在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封信，是1950年他写给李先念师长的，主要内容是报告由中原突围出来后，他被疏散转移到香港再转到粤桂边区工作的艰险过程，以及请求帮助恢复党籍的事情。李先念一贯关心爱护干部，认真负责地办理了他的请求，并指示将此信转给父亲所在的广东军区。1951年3月广东军区党委做出了恢复李凌同志党籍的决定。

父亲说，中原突围失去了很多战友，他是幸运的。1946年突围前，组织给他火车票，让他随伤病员转移去往延安，不巧守火车站的正是他曾去过的广西军队，检查很严。他的身上没新伤口，怕被认出来，于是当机立断，马上返回，将车票给了报社一位胃病很重走不了的记者。随后他被编入干部旅，任文化教员，跟王震三五九旅去往延安。突围路上，他曾借了战士的一支三八式步枪，到山林里打了一头野猪，给部队做伙食。走到陕南镇安县山区时，因情况严重，他奉命疏散突围，先随做向导的红军家属程老先生到离凤凰嘴30里的金井乡第一保住了12天。当时他和刘诚（三五九旅政治部干部）、汪洋（五师政治部楚剧队队长）三人一起走，刘诚身体不好，应老乡要求留在山乡教书。他和汪洋假装国军开小差落伍的逃兵上了路。为了绕过瓦房嘴的民团关卡，找老乡带他俩多走了3天路。在往龙王集的路上，先是被盘查的民团搜去了部分钱款，接着遇到回家的民团自卫队副队长查问，便主动用组织给他的路费买通此人，混过这道民团设的关卡。在离开龙王集路上又遇到民团自卫队员盘查，被用竹杖毒打，他们咬死不承认是八路军，被搜去部分钱款后才放行。晚上住店时他俩商量，同行目标大，应该分开走，他走前面，汪洋随后几百米。第二天上午翻过十八盘大山后，他回头见汪洋下到山脚了。这时他见前面一排饭店有多人走动没敢进，继续往前走了十几里路，才进了路边一个小饭铺买饭吃，等汪洋，可是等了很久不见汪洋来。饭后便边走边等，却一直不见汪洋的身影，推测汪洋可能遇民团出事了（解放后父亲曾多方查找刘诚、汪洋二战友，但都下落不明）。之后的路上，他遇到一位同情八路军的纸贩，便帮助背棉纸作掩护，又走了4天半的路，跟着纸贩潜入了西安。此时，他食宿的钱快没了，就到街上找活干，在东大街遇到疏散突围的战友唐亥。唐亥正要乘火车去上海，便请他饭馆小叙片刻，送给他一件衣服并劝他尽快离开西安。父亲感觉马上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已不可能，去延安的道路又被严密封锁，只好找广东会馆的同乡帮助，北大街宝盛金饰店的陈老板（广东同乡会监事）送了他5000法币，他便坐车离开了遍布特务的西安，到达陕州。他在火车站里，混入难民中，申领到救济总署陕州难民招待所的遣返难民证，可以免费乘车返乡。这时他看见从潼关开来的军列押有上百名突围被捉的战友，心里非常难受，只能默默地目送。因怕车上遇到熟人，于是他改坐马车到郑州，再转乘火车。辗转到达武昌，他遇见了在难民招待所工作，曾在边区建国公学学习的武汉青年吴垠和周祥，他们送了些钱给他。到广州后，他在爱群酒店找同乡朋友李时燊借了1万法币，搭船到了香港。然后，他通过《华商报》找到在港的老师千家驹教授，再由千教授介绍他到《华商报》社找张枫（饶彰风）同志联系到了党。在香港分局的《正报》社和培侨中学工作了两年。另外，杨明（杨庚）、徐明（李国友）等人也先后疏散突围出来，转到香港，他们在培侨中学会合了。在香港期间，他曾利用报纸联络下落不明的梁体芳（彭敏），但没有联络上。香港分局领导方方曾找他和杨庚去谈话，要派他俩去云南工作，后来计划取消。不久，杨德华从延安到了香港，见到他说：“我马上要回广西工作了，你若想回广西找连贯写介绍信即可。”之后他写信给方方要求回内地工作，党组织派周伯同志和他谈话后，连贯写了介绍信，由交通员带他乘船到湛江上岸，到了粤桂边纵司令部。梁广司令员兼政委即安排他在粤桂边区工作，任二支队宣传科长。

我兄长李向东（李少清）说过，其同学之父黎江叔叔曾谈过我父亲李凌在粤桂边纵队的往事。1949年9月湛江解放前夕，父亲那时正在粤桂边纵队政治部《人民报》任社长，纵队派他到驻湛江市郊的国民党六十二军某部联络起义工作。这些在淮海战役后溃败重组的残兵败将，虽有起义的意图，但不稳定，更有其凶恶的一面，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父亲毅然前往。果然，情况出现反复，顽敌扣押了他，并扬言要加害他。这还了得，自古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对方的作为激起了时任湛江市工委书记黎江的义愤，立即带着一个连的部队上公路打埋伏，伏击敌军车队，扣押敌军官和部属为人质，将父亲从敌营中换了回来。

1949年10月，在粤桂边纵队策动和接应下，驻湛江市的六十二军军部和直属部队起义成功，占领了湛江市西营（霞山区）。敌六十二军有两个师不响应起义，反而合击起义部队。于是粤桂边纵队三个团赶来支援起义部队，激战两天后，起义部队转移到粤桂边纵队营地。这一起义战斗，影响了余汉谋部几万人不敢往湛江撤退，滞留阳江，被陈赓的部队追上消灭。该起义部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六支队新编十六团，父亲奉命任该团政治处主任。该团军心稳定,成为边纵主力，曾参加了歼灭两广残敌的“廉江战役”，1949年12月在解放湛江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解放后，父亲历任广东军区高雷军分区政治部秘书、直工科科长、粤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56年因病退役（获得二等乙级“荣誉残废军人”、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到地方工作后，历任中共湛江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市委候补委员、市人大代表、《湛江晚报》社长兼总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76年5月在湛江市病逝。

纵观父亲的一生，和千百万投身革命的前辈一样九死一生，历经坎坷，然初心不改，忠于党，忠于人民，令人赞叹与敬佩。我永远怀念敬爱的父亲！

五师分会  李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