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无线电报务之前有一段经历和波折。1939年6月我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参军，之后在随营学校学习。同年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从“竹沟惨案”起，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由任质斌带领随营学校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路经湖北随县（今随州）时，当天在随县宿营。我在房东家的灶门口铺稻草过夜，因没有衣服换，加之南方潮湿，我身上长了疥疮浑身发痒，这家老伯对我很好，烧了一大盆热水帮我洗澡。第二天一早出发不久，就听到传来口令：“李天昭停下。”只见老伯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一包烧饼递给了我，令我十分感动。

中秋节我们到达了豫鄂边的四望山。在这里我碰到老家小学校的邢老师（后来他转业到郑州铁路局当保卫处长）。邢老师在宣传队当指导员，把我偷偷带到宣传队，希望我在他的身边工作，但我还是被随营学校要回去了。不久，我调到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在任质斌主任处做内勤。数月后，大约是1940年5月间任主任找我谈话，跟我谈无线电工作的重要性，要我去学报务。后来我去看任主任时，他还送给我一支钢笔。从此，我在无线电战线上干了大半辈子。

1941年元旦，我们在钱家冲、腊树湾兴高采烈地迎接新年。电台中队加上报训班有七八十人。我们扎了一个壮观的彩门、四个鼓形灯和一个五星大红灯，出了一期内容丰富的新年墙报。

因为下雨，挺进纵队整个直属队的迎新大会没能召开，我们自己倒很自由地开了两个活泼的“花生拜年会”。首先，我们给中队部贺年，鼓动着缪伦中队长请客，一块钱的花生米同学们抢着要，小娃娃似地专往麻袋里摸。接着就是唱歌游艺，演了一些有趣的节目。有工作人员请客，也是一块钱花生。后来缪队长的爱人小许来了，大家要求她报告团圆甜蜜的经过，她不说，大家就罚她请客，又是一块钱花生。

元月2日，举行新年庆祝大会，会上有李司令、任政委的讲话，有日本嵩兄板谷同志参加新四军入伍典礼。会后，大场地上敲锣打鼓、龙船高跷、舞狮子、舞龙灯，还有篮球比赛，热闹非凡。夜幕降临，晚会上两场花鼓戏、话剧《搜查》陆续登场，文工队演员胡旋同、方西、陆诚等人的表演出神入化，不愧为文工队的出色演员。

元月初搬房子，长长的队伍走成一大串看不到头。我们报训班同学边走边练，“滴滴哒哒滴滴答……”一群鸭子叫一样，不知不觉中翻过一座大山，到达九口堰。

元月7日，又一次搬家，我们到了塔耳冲。分给我们的房子是三处不相连的三座房子，中队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他们住下面的小房子，我们住上面的大房子，伙房在中间山坡上。没有电池真急人，我们只好口念电码互问互答了。

元月9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据可靠消息，亲日反共派新二军近日可能围攻我们,刘少卿参谋长立即集合所属两部作战斗动员报告。驻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大家做好了轻装迎战准备。

元月13日，敌人飞机轰炸了洛阳店，鬼子向我们推进了。这时接到紧急通报：10点钟集合。我们立即肃静并迅速行动，翻过一座大山，在夜半3点钟最先赶到集合场——丁家冲，前后不过20分钟。

元月15日，在丁家冲，战斗终于打响了。10点开始，炮声隆隆，我们迅速集合起来往对面山上爬，爬过第一座山，经过李家冲到达第二座山，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朝着我们射来，前面的人抢过第二座山，看到一匹马嘶鸣着，马背上的东西全掉了，光身马在山坡上狂奔。这时，走在我前面的同学黄绍雄挂了彩，他手臂中弹鲜血直流，他哭着叫着指导员：“我的背包怎么办？我的挎包里有文件”，指导员首先止住了他的哭，然后用条旧毛巾系扎住流血的上臂。指导员背了他的挎包，他背包却滚到山沟里去了。我时，听到参谋处刘书记慌张地喊着：“副官处文书挂彩了！往前传……”

爬到第三个山的山腰时，敌人大炮机枪密集射来，大家纷纷都往左右两边躲避、往柴刺里石岩里滚，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上坡，极疲乏。女同学没有气力了，力气大点的男同学就背上她们的背包。我们翻越了一座山来到寨子冲，这时枪声远了，渐渐停止了。太饿了，太疲倦了，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半夜了，睡在草间里，冷得发抖，我和同学合盖一床夹被，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元月16日，又是紧张的一天。任主任讲着他的故事：“已上了马，敌人就对准着打，赶紧下马，马脚蹄上打穿了一个洞眼，特务员说跑不掉了，我们找个洞躲起来吧，我把他骂了一顿。这次侦察员太马虎了，各处来报都说没有情况……，我们东西没有掉什么，只掉了一些私人背包、马匹，这些以后还可以找回来，敌人不会要这些烂马的。我们伤亡没有伤亡几个人，敌人伤亡二三十，在杨家冲我看到几堆敌人的尸体……今后像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这天起，我们报训班又跟随营军校行动了。

1941年春，报训班结业，我被分配到电台中队一台见习。那时，技术好的3个月就能上机收发无线电报，技术差的一年甚至两年还不能单独工作。

一台的番号是J256，主要担负与延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联络，对方番号是X506。双方的手法和技术水平彼此了解，虽未见面，但在机上建立起了真挚的友情。发报时相互关照，他的信号好，我发他收；我的信号好，他发我收。当我们在行军动中时，对方信号好就会他发我收。当我们状况紧急时，对方就会昼夜全时收听，做到随叫随应。

我们一台电台为15瓦，是五师电台功率最大的，二台是7瓦半，番号是J257，主要担负师对各军分区和野战旅的联络。

J256的15瓦电台，是缪伦同志、宋世荣同志（他是搞机要翻译的）于1938年随刘少奇同志从延安到河南竹沟时带来的。抗战8年一直在工作中，从中原突围，到渡过黄河，后随十二纵队（原五师，中原突围部队整编后），随刘邓大军插进大别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部电台是地地道道的延安造。远看是两个不大的长方形木箱子，近看正面板上有两个旋钮：一个是频率（波长）盘，一个是信号调谐盘。发报机内装有两个各7.5瓦的真空管，收报机内插着三个较小的真空管，配有一些相关的小元件。机器旁边架着一部死沉的铁坨和马达。配有一个摇手班，行军时，他们背机器、马达、电池、天线和各种工具箱，驻下时不分昼夜地值班摇笨重的马达，他们最辛苦!

电台工作在完成任务时会遇到各种特殊的困难。除要经历各种情况下的行军打仗，忍饥挨冻，还要克服技术上的、避免不了的各种因素，例如天气、地形、天线架设的方向、机器功率的大小、白天与黑夜、长波与短波、人的技术和能动性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信号的强弱和工作效率。

我第一次上机实习时，潘流同志正班。一戴上耳机，哟！听到的声音与在报训班听到单一的、响彻全屋的“滴答”声截然不同，里面像炸了棚的动物园，不分国际、不分敌我的密集、杂乱的争鸣声，也好似各种各样不同声音的蜂鸟在鸣叫。有尖的粗的、高的低的、大的小的，夹杂着天电的嚓嚓声一齐进入耳朵里，时间长了，脑子会发胀。我们电台的功率这时显得比别人家的都小，在敌人和不明电台信号的夹缝中发出微弱的、蚊子似的声音。在抄收由十个数码组成的四码一组（字）组成的电报时，经常会被相邻信号压住，抄收起来很困难。

元月14日，值夜班，24：00，不知是谁把我叫醒了。还好，一叫就通，一通就收了一份短报，待发出3份长报时，已坐了4个钟头。一个月来，白天的工作都很顺利，第一次品尝半夜五更工作的滋味。哦！愈到下半夜短波声音愈小，若渐渐把波长改长些，声音就会很漂亮，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X006几天来都因为改波长换呼号，对方声音粗，我们收报机声音小，没有好好的做过一回报，每次我们抄不到，对方总是要求Mater on key，真让人难为情，下不了台，好没趣呀！真莫奈何，XX同志手法不好，XX同还很生疏，我也缺乏经验应付不了，加上我打皮寒，着急、失落总免不了有，不过，我们坚信路各有头，一定走得通，困难不会永远存在！

当顺利完成报务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时，我在报务日记上记录最多的就是：“今天6：00～10：30、11：00～14：30、21：00～23：30，统统和X006（延安）联络，声音还好，早上收完了他们的报，晚上把我们的存报又突击完了。”然后在报务日记上痛痛快快写上两个“NIL”！每一次我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五师分会 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