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映着杭州湾，月色照着浦东平原，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清乡’线上。”唱歌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那时叫诸亚民；曾被日军悬赏十万军票。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是1974年，在杭州128医院。

“浦东”是黄浦江东现浦东新区和奉贤区，原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在此打游击毫无地利可言。它三面环水，西北黄浦江、东是东海、南为杭州湾；南北约百余里、东西七八十里的狭窄地域无回旋余地，冲击层地质又不能挖地道，也无山区可依托。

上海是日伪重兵把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驻有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伪暂编第2军第13师、伪中央税警总团和伪上海特别市武装警察大队；还有地方保安团等。当地群众把日军叫“鬼子”、“东洋乌龟”，称伪军是“黄衣裳”“黄狗”或“汉奸队伍”；喊黑衣警察“柏油桶”、“黑壳虫”，叫土匪“野猫队”。

坚持抗战的淞沪支队被誉为“浦东人民的灯塔”。“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梁山：《新四军在浦东》，载《新浙东报》1945年3月5日）

浦东反“清乡”

1942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天有点闷热。杭州湾畔的浙江慈溪古窑浦，一艘方头“沙飞”向对面的浦东驶去。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还组建了南汇县抗卫四中队和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到1939年，只剩抗卫四中扩编的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后改称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两年后，五支队分批南渡，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1年，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伪在南方“清乡”，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军政并进，剿抚兼施”；7月1日起于苏南，后推至浦东。先军事清乡，后政治、经济、思想清乡。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朱亚民率短小精干便衣武装，回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这时，号称“抗日”的各游击队早跑了。如外来的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马超凡和张熙明等，本地“土忠救”齐贤马伯生和艾胡子、金丝娘桥王八妹等。

朱亚民挑了11个队员，其中3名党员，全换短枪。虽说只有3个本地人，但其他人都熟悉浦东。船到奉贤柘林东，下船在滩涂走了一长段，上岸急行几十里，天亮前到七仓墩，来到靠拢我们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家。他惊诧道，“东洋人到处砍竹子，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

“正因为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

接上第一个关系后，小分队往东向南汇中心活动。一路宣传反“清乡”，安定群众情绪，组织青年，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并根据上海地下党经验建立直接秘密关系。经过工作，群众认为队伍回来有靠山。也有见他们就几个人，没“长家伙”；又些担心，甚至劝朱亚民离开浦东的。还有观望者，不敢联系。
　　一月后，浦东“清乡区”四周筑起竹篱笆墙。镇上建据点，沿海港口设检问所，大村庄驻伪军。随后，日军矛字3824、3825等主力、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5000多人，自南向北分区“清乡”。多路出动、分进合击，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用朱亚民的话：“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同时，大批佩“清乡委员会”蓝底小铜牌的政工人员，下乡查户口，恢复保甲制；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站岗，发现游击队鸣锣报警。

朱亚民将队伍分为三组，由许培元、张宝生各带一组隐蔽“清乡”边沿区，自己带一组活动祝家桥一带，住的是偏僻小村宅、祠堂、渔民的蟹棚，甚至看坟的小棚，每天换个地方。吃饭群众送，送一次吃一天，没人送就挨饿。已是深秋，还是穿回浦东时的单衣。艰难环境和敌人引诱，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朱亚民感到，只有打个胜仗，才能灭敌威风、鼓舞士气、打开局面。第一仗怎样打？
　　10月下旬，机会来了。乔乡长与苏家码头（今奉贤区塘外乡墩外村）检问所一伪军结拜，那人吃鬼子亏要报仇。一天夜里，全队集合，从南汇长途奇袭。一路得到群众帮助，站岗的等队伍过了再敲锣。穿过层层封锁线，里应外合冲进据点。击毙3个鬼子，一个班伪军全部缴枪，我无一伤亡；只花20分钟就第一次全歼一个据点。当附近敌人赶来，队伍已在几十里外南汇周家弄休息。

　　第二天，得到北调敌机动部队又回南边的情报。朱亚民抓住机会，在三灶接连打了两仗，共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军。这些战斗歼敌不多却震动不小，毕竟发生在敌占绝对优势的“清乡区”内。于是，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放哨的老百姓也放锣回家，游击队能集中行动了。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一面集中兵力继续军事搜剿，另一面利用汉奸侦察我行踪、捕杀与我有关系的群众、威胁利诱替我工作乡保长，收买地痞流氓、白粉鬼建立情报网。一时间，我几个情报站被毁人亡，有的群众被整得倾家荡产。朱亚民决定，锄奸“扳蟹脚”。

先向整顿保甲组织的汉奸开刀，使“清乡”政工人员不敢单独下乡。但仍有本地铁杆汉奸作对，特别是鹤沙镇（今浦东新区下沙镇）的，依仗那是鬼子驻守的据点。1943年正月，趁镇上敌人向公路东扫荡，只留少数伪军。冒着漫天大雪，朱亚民经两天长途奔袭，于初五深夜进镇。不到半小时，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13个汉奸头目一锅端。接着，化装混进驻重兵的大据点大团镇，除掉作恶多端的伪大团维持会会长韩鸿生。

锄奸震动浦东。伪镇乡长纷纷打招呼表白，愿意送情报送子弹，协征抗日捐税。鬼子在会上无奈地说：“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
　　转眼到了1943年春天，日伪再次军事“清乡”，还化装成游击队。可他们就是与游击队前后同住一宅，都不知道他们日夜要找的游击队就近在咫尺；人心向背显示了强大力量。

敌变我变。朱亚民决定打浦东大据点新场。新场街上设木栅门，警戒严密；西头住日军，东头住伪保安四团一个中队。通过新场保长张祖德找伪司务长沈墨予，搞来发饷那晚口令。4月一个深夜，摸掉哨兵，冲进伪军营房，100多伪军梦中缴枪，只逃几个在楼上赌钱的。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为反“清乡”以来俘敌最多一仗。相隔几百米的日军不敢出来增援，他们哪会想到袭击这样据点的是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随后袭击钱家桥据点，打死十几个鬼子，缴了刚发下来的96式轻机枪。旋而伏击庙泾港，全歼鬼子一个小队。

接二连三的胜利，逼敌又撤了三灶、青村港和钱家桥等中等据点；朱亚民趁机积极开展伪军策反。促使驻泰日桥伪保安五中队的区队长沙干臣泰，击毙中队长张潮毅等亲信4人、打死8名鬼子；率五中队近百人携轻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及全部弹药反正。使日军不再信任伪军刘铁城部，将其调离浦东。
　　春去夏来，田里起来了青纱帐。鬼子一年“清乡”无果。因其主力不能长期待于一地，部分日军调出浦东，留下的轻易不敢下乡。“清乡区”四周竹篱笆墙也被扒得七零八落，近百据点缩到二三十个；日伪最后挣扎的“高度清乡”、“刷新清乡”均告失败。朱亚民深有感触地说，“好比一块田，你不去种菜，它就要长青草。”
　　一年过去，部队在南汇海边邬家店召开反“清乡”胜利大会。主席台上联写着：回首当日，暗渡杭州湾，夜越封锁线，坚持反“清乡”、反“扫荡”，敌伪企图成泡影。下联：屈指年来，纵横奉南境，威震沪江滨，不断打据点、打伏击，健儿战绩壮山河。长联出自我在南京采访过的支队秘书鲍季良（后任支队党总支书记）。这时，队伍已从12人的短枪队发展为拥有3挺机枪的几百人长枪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

两块纪念碑 抗战无神剧

浦东有两块抗日纪念碑，一块竖奉贤北宋，一块立南汇朱家店。先说北宋，那是浦东抗战最大一次战斗，敌人出动了包括驻市区的日军共1000多人。

1944年3月27日，支队在朱家店击毙下乡催粮的2个鬼子和1个伪军，后即转移。为迷惑敌人，先朝北奔坦直，又反转回南。途中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直到深夜才到北宋村（今奉贤区奉城镇北宋村）。

北宋位于奉贤与南汇交界，四面环河，村大人少，便于隐蔽。派出步哨警戒，支队部和3个中队共150多人驻了下来。浦东新四军有个特点，用名词和形容词作部队代号；英雄中队（一中队）住宅东南，顽强中队（特务中队）住宅西北，支队部与常备大队住宅中。

28日清晨5点多，初春的天还未亮开，田野上如纱帐般的雾开始慢慢散去。英雄中队的哨兵发现西南方向姜家沟外麦田里有日军，中队长翁阿坤忙派人报告支队部。而自动放哨的农民洪玉书也发现敌情，向支队部跑来。此时，正出操的顽强中队几个战士，发现宅西口麦垅里有军犬，后跟着二三个鬼子。中队长赵熊一声令下，子弹顿时扫去。

听到枪响，躺在门板上正考虑当天工作的朱亚民翻身下床，抓起枪和一条子弹，通讯员潘海根已站他面前待命。一直叫我“小侄子”的潘叔叔，那时只是个12岁的小鬼。

朱亚民判断敌人仍采取分进合击，现宅西北和宅东南已交火，而其他方向敌人还未赶到，包围还未形成；要迅速突围。他下了三道命令：“通知鲍季良带支队部和后勤向东北突围。命令翁阿坤全力狙击，等群众安全撤退后，向东南黄家长堰撤退。赵熊完成狙击后，往北面周家弄突围。”

最先交火的是距北宋最近的奉城来敌，有鬼子宪兵队和警备队及伪中央税警四支队。从其他地方赶来的敌人，因路远和雨后难行还在路上。

英雄中队在朱亚民率领下往东南突围。三挺机枪猛扫，撕开一个缺口，迅速冲出。跟部队撤退的还有北宋群众，朱亚民住宿的房东洪静贤医生被流弹打中不能走，朱亚民背他突围。在东南牛车棚狙击的一个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棚被掷弹筒炸毁，几乎全部牺牲。由于熟悉地形，部队冲出二三里就甩开敌人；中午时到奉贤黄家长堰（今奉贤区四团镇长堰村）。

向西北突围的顽强中队，渡过界河就遇到从新场和周浦来敌，激战2个多小时后突出；撤至周家弄(今奉贤区金汇镇周家村)。鲍季良率支队部，人少行动快；途中发现南汇赶来合围的敌人，但因雾掩护而摆脱，与朱亚民汇合。

敌人以为新四军还在合围中，不断向北宋奔来。密集火力打到10点多钟，才发现是个空村。虽粉碎了敌人阴谋，毙敌20多、伤30多；支队也付出牺牲20多人的代价，新战士姚文祥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肖引根被俘后宁死不屈。所幸支队实力未损，北宋群众无一伤亡。敌人烧掉全村107间房屋，支队拿出钱，仅两个多月就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不久，查出并镇压了向敌告密的坐探朱志秀。解放后，奉贤政府建立了“抗日时期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

第二块是“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树今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六灶。

小镇朱家店，位于六灶南五灶港北。北宋突围五个月后，侦察员获悉周浦据点日军，要到六灶再转向新场清剿。 朱亚民与参谋长张席珍研判：从六灶到新场，鬼子可能走朱家店。支队三个中队正在这休整，又熟悉地形，决定抓住机会打伏击。

作战布置为：英雄中队一个班带挺96九六式机枪，埋伏朱家店南跨五灶港的三堍石桥西北，封锁石桥，断敌退路。桥南人行道南端路东的张家袜厂屋顶制高点，由一挺机枪和部分战士控制。伏击圈正面是张家袜厂到五灶港南滩间的棉花地，紧张中队（三中队）一个班两挺机枪埋伏南端。顽强中队守张家袜厂浜东，从东部伏击，英雄中队在支队部左随时准备追击。并在伏击圈内埋设4个手榴弹捆成一束的土地雷4个。中午前，各部进入埋伏位置。

1944年8月21日10点接报，小队长龟田率一个小队47名日军，在翻译陪同下到六灶。伪区长王季贤、伪镇长徐志良按朱亚民指示，拖住鬼子吃饭。饭后去新场，过朱家店。
    下午1点多，鬼子来了。穿过朱家店，经过五灶港石桥，进入伏击圈。向导和3个尖兵打头，20多米后是一队鬼子。自北宋突围后，敌人大肆宣传浦东支队已消灭，到处张贴光杆司令朱亚民抱机枪对海大哭漫画。没想到，随朱亚民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射，土地雷爆炸；紧张中队随接发起冲锋。由于路西路南是池塘，五灶港石桥已被我机枪封锁；残敌绕过池塘往西逃窜，英雄中队按计划迅速追击。逃过河的敌人，被埋伏五灶港北岸战士打死。
　　不过1小时，伏击战胜利结束，歼日军34名和汉奸１人；缴掷弹筒1门、机枪2挺、99式新式步枪10多支和其他枪支20多支，弹药400多发。只有13个鬼子带6支步枪逃回周浦。日伪军数千人封锁整个南汇进行扫荡，支队早就跳出南汇，转移到海塘一带。
　　朱家店伏击战后，小据点日军全撤至大据点，少数鬼子不敢出来清剿。南汇城5个鬼子听说要下乡就上吊自杀，两个翻译逃走。这场战斗也是日军占领上海郊区来，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1972年，该战斗被总参军训部和军科院战史部选入《步兵连战例选编》，成为《进攻部分》第一战例，题为《淞沪支队第一中队朱家店伏击战斗》。

朱亚民伯伯离休后做起根雕，那天，他边修边总结：“一是依靠群众掩护，保密工作好。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在田里劳动的群众毫不惊慌失措，积极配合。二是选择了有利地形，既能隐蔽又便于发扬火力。三是布置比较周密，攻、守、追、堵分工合理。四是指战员斗志高昂，不怕牺牲。五是摆地雷阵取得了成功。”

1944年11月，党中央公开宣布我党在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其中一支就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编为其淞沪支队。据《上海军事志》：“支队发展到六、七百人，并配备有电台，直接与浙东通讯联络，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

到1944年下半年，浦东农村基本被淞沪支队控制。1945年1月，为加强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任命朱亚民为奉贤县长、鲍季良为川沙县长，吴建功为南汇县长。 就在这月，营救美国飞行员让战斗在大上海近郊的新四军名扬海外。

1月21日，南汇五区我常备队吴进根报告：说有外国飞行员跳伞周浦龙华嘴三林塘大绞圈村（今浦东新区三林镇大绞圈村）东南麦田里。他跑进村里薛根英家求助，后由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躲过敌人搜查。现在，吴进根把他转到小塘村其岳母家。

朱亚民令短枪队连夜出动。因周浦是敌重点控制区，龙华嘴又离上海只有五里路；必须迅速转移飞行员，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短枪队很快找到飞行员，考虑走陆地外国人易暴露，就用罱泥船。飞行员走了，保长薛和尚对全村人说：“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

日军见飞机残骸却没见飞行员，20多名宪兵冲进大绞圈村；拷问村民，谁都不说。就把薛和尚和他12岁侄子薛镜如抓到东昌路宪兵司令部，薛和尚折磨致死。
　　飞行员到支队部后，立即给他脸和手脚的烧伤部位消毒包扎。这位22岁的美国阿肯色州人叫托勒特，美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他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起飞，袭击上海机场，遭日军飞机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而油缸起火，他烧伤跳伞。
　　说眼前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托勒特不相信：“登机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支队领导们告诉他：自全面抗战以来，新四军一直坚持在这战斗。

托勒特到各中队边看边提问：士兵为何不向长官敬礼？长官与士兵为何吃同样饭菜？为何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
　　一天，步哨报告：有10多鬼子从驻地前经过。托勒特一听紧张起来，探视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我们目标没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现在已经走远了。再说，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

 “很好。你们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托勒特竖起大拇指。
　　托勒特随支队流动了一个多星期，吃不惯饭菜，支队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和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顽强中队还送来鸡蛋和桔子。后接浙东区党委指示送浙东。临走时，他把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绸布的飞行航空图送朱亚民，朱亚民回赠一支毛瑟手枪。2月1日晚，派专人护送，从南汇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抵达四明山区梁弄。4月10日，送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  

《新浙东报》第119期报道：“国民党本来吹什么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结果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一救，就拆穿了国民党的牛皮，在政治上打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所见所闻再一宣传，对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小，使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也是有力量抗日的，不仅在中国的广大敌后战场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海这样日军的战略要地，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送来紧急情报：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获释，前晚在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整夜狂欢，不知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已查明是日本投降。

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纵队主力立即移至沪宁线，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忠救”土匪，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并策应上海的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中央还内定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支队提出“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按计划，在进攻上海时，淞沪支队将改为沪西纠察队。到8月底，支队先后攻克南汇县城、大团镇和新场等据点，浦东基本解放。

在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鬼子200多和伪军1500多名，策反了数百伪军起义，缴获枪支不少于2500支；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的主要武装力量。支队有百多人牺牲浦东，特别是干部较多，他们不仅是指挥员，而且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团级干部有曾平；营级干部有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徐黎、康则焘；连级干部有周清华、陈大刚和许培元等10多人。

正如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所说：“淞沪支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打出了一个联结浦东浦西的抗日游击区，控制了上海浦东浦西的广大农村，为我党在这个地区的抗日总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20日，国民党蒋介石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21日，国民党空运部队占领上海，其他部队已到杭州、海盐和海宁一线，中央决定停止上海起义。28日，毛泽东飞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我党撤出浙东等八个解放区。9月22日，浙东游击纵队各路集中重固。11月，纵队北撤，淞沪支队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12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成主力部队之一。到苏北涟水，一支队与五支队合为新四军1纵3旅7团。1947年，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纵3师7团。1949年，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60师178团。

朱亚民说：“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有当地群众的掩护，才得以生存，发展。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1942年回浦东的12人，7位牺牲，3人叛变。最后见到胜利的，只有朱亚民和李阿全2人。

                     作者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