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年届八旬，但是对于这篇文章记述的张爱萍将军，无论年龄和军龄，我都是晚辈。说来惭愧，我知道张爱萍这个名字，已是解放战争时期。后来虽曾在他领导下工作，中间还隔着层次，所知也并不多。2010年1月9日是张爱萍的百年诞辰，我写下我的有限见闻，以表达对这位前辈将军的景仰和缅怀。

一

1948年我从淮南越过运河封锁线去苏北，先后到过建湖、阜宁、射阳和盐城。这个盐阜地区，正是张爱萍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显身手的地方之一。民间流传着许多他指挥所部抗击侵略者的故事，说他每战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阜宁县有一个传说是：在攻打陈集日军驻点时，张爱萍甚至亲自出手，摸掉了日军的岗哨。后来我才弄清楚，那一次，发起战斗前，张爱萍确实到了最前沿，仅隔一条河观察敌情。他发现桥上的日军哨兵总是踱来踱去，决定趁这个哨兵转身时将他敲掉。但他当然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派两个战士进行了这次干脆利索的袭击。

陈集战斗发生在1943年3月。这年2月，日军纠集三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再加伪军三个师，对盐阜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临危受命，兼任第八旅旅长和政治委员，又兼中共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指挥第八旅的三个团和第七旅的一个团，坚持反“扫荡”斗争。说到“扫荡”和反“扫荡”，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敌我双方都说自己是胜利者。每当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发动“扫荡”，新四军通常是跳出合围圈，转移到外线作战；于是日军的战报便宣称“扫荡”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占领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新四军的战报也说反“扫荡”取得了胜利，因为主力保存了，而且在日军收缩兵力时杀个回马枪，恢复了根据地。但是，张爱萍指挥的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有所不同。他不仅通过改造地形等手段给日军的“扫荡”制造种种困难，而且忽东忽西，不断地攻击日军的薄弱据点。除陈集战斗外，单家港战斗、东沟战斗、八滩战斗也挺著名。在日军不得不撤退时，又与外线部队一起全线出击。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共歼日伪军一千零七十余人，俘七百八十余人。

二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我们苏北军区机关从两淮南下，顺着运河一路行军，最后驻在泰州的塘头一带，准备参加渡江战役。此时，从苏联疗伤归来的张爱萍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塘头附近白马庙筹建人民海军。这段时间里，我们那里一些曾在海防纵队工作过的同志，陆续接到调令，背上背包去白马庙报到，成为人民海军的最早成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就组建过苏中军区海防纵队。解放战争时期，这支海上尖兵改称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当过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对海防纵队当然是了解的。一些记述人民海军创建经过的书籍和文章，都说起义的国民党海军是人民海军的基础，张爱萍为团结原国民党海军人员费了许多心力。我要补充的是，张爱萍也很重视从陆军调入海军的骨干，尤其是有过海上作战经历的干部战士。

三

1951年2月15日，张爱萍调任浙江军区司令员。我在浙江军区出版的《华东前线》报上，多次读到他写的四五百字的短文，一事一议，文风活泼。那时我在苏南军区编《战士报》，常要刊登领导人的长篇文章和长篇讲话，有时长得一个整版还登不下，要转到别的版面。对于浙江军区的同行们有一位带头写短文的司令员，我们是很羡慕的。

1952年4月，我调到华东军区《人民前线》报社。此时张爱萍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我对他的那些短文印象极深，趁着有机会见到他，请他为《人民前线》报也写些文章。但他实在太忙了。当年的华东军区有个特殊情况，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都另兼职务，不在南京。张爱萍和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主持军区日常工作，责任重大，很难从容执笔，但他在百忙中还是为《人民前线》杂志写过文章。那一年全军都以“向文化进军”为中心工作，我记得他写了《把部队的文化教育与军事教育结合起来》，又写了《加强部队体育工作》。他显然喜欢直接与战士对话，也给我们编的通俗刊物《华东战士》写过短文。文章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都直行自右至左书写，而张爱萍却是直行自左至右书写，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四

张爱萍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最后一件杰作，是指挥了以攻克一江山岛为突破口的大陈列岛战役。此战使浙江的大小岛屿全部解放，改变了沿海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行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

那一次，我们报社派了三名记者到浙东前线采访，写了许多战前准备和战斗中的故事，也写了张爱萍和前线指挥部运筹帷幄、提调三军的操劳。但是，有一件事，一件惊动了毛泽东的事，当时没有写也不能写。1992年我写《第三野战军战史》的最后一章，才作了简要披露。

攻打一江山岛的战斗，预定1955年1月18日发起。这是张爱萍根据战前训练、战场准备、船艇调集和气象条件，又征求了陆海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以后决定的。不料，17日上午，张爱萍在向头门山岛前沿指挥所转移途中，突然接到总参谋部的急电，认为18日发起进攻过早，应继续充分准备。张爱萍无法接受这个命令。战斗何时发起，已经一再变更，可谓一波三折。现在万事俱备，即将开打，如果再推迟行动，必然暴露意图，造成以后的极大困难。他立即给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打电话，反复陈述理由，要求陈赓立即请示总参谋长粟裕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后来得知，此时彭德怀正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当即将张爱萍的判断和决心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一一征询意见，最后的结论是：相信前线指挥员!

这件事很能体现张爱萍的一贯风格。认准了，决定了，就要坚持到底。即使是来自总参谋部的否定意见，也敢争一争。

五

1981年初我在杭州小住，住处与岳王庙邻近。早晚外出散步，我都要驻足岳王庙前，看一看大门两旁张爱萍书写的对联。对联写的是岳飞在《满江红》中的名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那书法如龙飞凤舞，如行云流水，于潇洒俊逸中又可读出苍劲。看了几次，我很想有一幅张爱萍的墨宝。回到南京，我就给老首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写一幅字，而且最好写自己的诗词。信刚发出，我就觉得自己孟浪了。老将军领兵多年，袍泽何止万千，哪能记得我这普通一兵。何况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日理万机，我这种无关紧要的信，秘书未必会送给他看。

出乎意料的是，张爱萍很快在一张整幅宣纸上为我写了陈毅的诗《重过三峡》。诗云：“山川壮丽欣重睹，旧梦依稀认血痕。千万险滩皆稳渡，水头如剑破夔门。”一同寄来的还有张爱萍夫人李又兰3月9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转达了张爱萍对老部队老部属的深情关爱，照抄如下：“爱萍同志看到您的信和寄来的《人民前线》，提起往事，倍感亲切。他很高兴知道您仍在报社工作，希望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把该报越办越好。他说他不是书法家，老战友索书，不计工拙，寄您作个纪念。嘱我代笔其意，并候安好。”

张爱萍书写陈毅的这首诗，我想是因为诗虽然写于1959年，但意境深远，超越时空。当时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乱和磨难，读到“千万险滩皆稳渡”，都会产生联想和共鸣。我又推想，张爱萍不写自己的诗词，可能还因为在他心目中，要论华东部队的老首长，首先应该是陈毅元帅!

我想起了两首可以载入新四军史册的诗。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北上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苏北的狮子口（今属大丰市）胜利会师。陈毅欣然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张爱萍读到此诗，立即奉和：“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对老首长的敬重，对老战友重逢的喜悦，跃然纸上。

我还听说过，当年饶漱石利用新四军整风发动批判陈毅。轮到张爱萍发言时，他竟说：对军长有意见，平时不说，集中起来算总账，这算什么!说得满座愕然。

这种多年一同征战出生入死积淀的深厚情谊，想起来总是令我们晚辈怦然心动，羡慕不已。

六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四套历史资料丛书，由张爱萍任《新四军》编审委员会主任，张震、唐述棣任副主任。张爱萍向中央军委提出：新四军是以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而他和张震都是参加长征后从八路军调入新四军的，唐述棣也没有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建议改由叶飞任《新四军》编审委员会主任，因为叶飞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担任过新四军最早的部队第一师的副师长、师长。中央军委采纳了张爱萍的这个建议。

叶飞主持《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时，提出请一些新四军老同志担任顾问，首先要请张爱萍。张爱萍复信说：作为新四军的一员，该顾的一定顾，该问的一定问，但是不需要有顾问这个名誉职务。

张爱萍果然很热心地对我们的编纂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有一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涉及新四军第三师历史上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曾任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已经逝世，我们就寄给张爱萍请他审阅。由我起草的信中提出，拟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修改这篇文章。

“宜粗不宜细”，本是邓小平提出的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一些在“文革”中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久拖不决的老同志，按这个原则很快结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在一次历史资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有位领导同志提出，编写军史也应该“宜粗不宜细”，可以有所回避。起初，我对此是赞同的。

张爱萍非常仔细地阅读了那篇回忆文章，对文中所写的史实作了十七处订正，八处补充，在提法上也有七处修改。他对我们信中所说的“宜粗不宜细”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写于1988年11月30日的信中说：“写历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既不自吹或夸大其词，也不贬低或不提。什么宜粗不宜细？又怎么叫粗，怎么叫细呢？重要的是真实的再现。只要符合真实历史情况就可写。见不得人的事，作为历史也不必回避。好坏自有人民评论，不是那个人说了就算的。请所有写历史的同志参阅批评。”

我对这段话读了好几遍，深受启示和教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包括那些不该发生但是竟然发生的事。我们既要为历史上的胜利、成功而自豪，也要从历史上的失败、挫折甚至内斗内耗吸取教训。回避是不必要的，还是将真相留给后人为好。

七

后来我们在《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基础上撰写《新四军战史》，将初稿分送张爱萍等近两百位老同志征求意见。张爱萍于1998年7月16日给我们写信，对初稿中写到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巩固，作了详细的补充和订正。全信长达三千九百字。

张爱萍对皖东北有着特殊的深情。1939年5月他主动请缨，化装去皖东北进行战略侦察，只带了两个干部。这年7月再去皖东北开辟敌后根据地，也只有一名助手和一个大队。他在那里付出了心血，经历了艰辛，既要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又要应对敌顽的袭击甚至夹击。他取得了成功，创建了根据地，组成了新四军第九旅。更重要的是，开辟皖东北具有战略意义。有了皖东北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东进苏北就有了基地。有了皖东北根据地，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因反顽失利撤离豫皖苏边区，就有了得以休整的地方。在我们撰写的《新四军战史》中，将第四师到皖东北称为“转移”，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却自称“逃难”。当年他见到张爱萍的第一句话就说：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第四师当然并不止步于避难，后来将皖东北阵地发展为横跨苏皖两省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又从这里西进，收复了豫皖苏边区。

1940年在恢复皖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有一场张爱萍亲自指挥的洪泽湖战斗。我们在《新四军战史》初稿中写到，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湖区人民得到了解放，打通了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的联系。张爱萍在信中提出：“除了这两点外，还应写到：使皖东北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后方。除湖的南部可能行驶日军的汽艇，其余湖边有大片芦苇地，日军汽艇不能进去。情况紧急时，我们的医院、工厂的后方人员就进入湖中，比较安全。”信中还指出：“我们是陆军水战，取得水战胜利很不容易，这种精神对后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原来，张爱萍早就指挥过水上战斗，难怪九年后选他筹建人民海军。

为纪念张爱萍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0年第1期

作者 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