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叶飞审时度势，实行战略转变，率领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

从1937年4月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开始，到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历时十年。由于战争中难免的牺牲和常有的调动，在新四军的军、师、旅将领中，自始至终参加这十年斗争的屈指可数，叶飞是其中之一。叶飞是新四军许多重要行动的参与者和指挥者。一部新四军史，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会出现叶飞的名字。

1936年冬，时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的叶飞，得到了两份从香港传来的重要文件：一份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封公开信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935年8月1日草拟，史称《八一宣言》；另一份是1936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已经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叶飞如获至宝，立即召集特委成员学习讨论这两份文件。他们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主要矛盾，确定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新政策，并且采取了一些实行战略转变的实际行动。

但是国民党当局没有改弦易辙。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回到南京以后，他却密令“北和南剿”，调集大量兵力继续向南方红军游击队进攻。七七事变以后，北方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山头仍然硝烟弥漫。直到八一三事变以后，驻福建的国民党军三个师调往上海地区，福建的国民党当局感到继续“清剿”力不从心，才决定与红军游击队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

闽东的第一次谈判于1937年8月在宁德县举行。叶飞派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范式人为代表，提出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五个条件。国民党代表却把谈判说成“政府宽大为怀”的“收编”。谈判不欢而散。10月的第二次谈判仍无结果，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派人面见叶飞。叶飞认为不宜拒绝会见，但又必须警惕国民党的阴谋。他亲率一个排，在离宁德县城一天路程的一个山村设立机关，而将部队隐蔽于离山村不远的地方以防不测。不出所料，国民党的所谓代表并不是来陈述意见，而是来侦察情况。第二天拂晓，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就率一个加强连，向山村扑来。预有准备的红军游击队由叶飞亲自带领，在他们必经的路边设伏，还派了一支部队断其退路。战斗的结果，全歼这个加强连，那个参谋长也被击毙。

偷袭不成，国民党方面只得举行第三次谈判。他们还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成果，以封官许愿企图收买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这种诡计当然不能得逞。11月下旬，上海战场更加吃紧，无可奈何的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请范式人去福州进行第四次谈判，终于达成双方停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12月，新四军军部派人找到了闽东红军游击队，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集结编组新四军的决定。1938年1月叶飞赴南昌，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陈毅、张云逸。他回到闽东后，宣布了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又传达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决定：由范式人任新的闽东特委书记，坚持当地的斗争。

1938年2月14日，叶飞率第六团一千三百余人从屏南县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经过福建省的政和县、松溪县、浦城县，浙江省的开化县，于3月下旬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镇，投入战前训练。

叶飞在晚年一再提出：研究新四军，不能不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我想，这是因为，那艰苦卓绝的三年，为新四军培植了英勇顽强的优良传统，积累了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下山谈判，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最后斗争，也是新四军组建的序幕。这场谈了又打、打了又谈的斗争，使叶飞和战友们懂得：既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时刻提防国民党的摩擦。这种认识，这种觉悟，对于新四军后来应对日、伪、顽夹击的复杂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叶飞指挥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苏南东路地区，

开展敌后游击战，直达上海近郊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是《新四军军歌》最为激昂慷慨的词句。这是新四军奔赴敌人后方抗击侵略者的誓言。

1938年10月，叶飞率第六团从皖南东进苏南，改属第一支队指挥。他们在茅山地区的白兔、高庙、宝堰、下蜀、龙潭、延陵多次袭击日军，初试锋芒，积累了在日军后方打游击的经验。

1939年5月，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命令第六团继续东进，到苏南东路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机建立根据地。军部有的领导人对此反对，认为继续东进越出了国民党当局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会破坏统一战线；又认为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湖泊、河网交错，日军驻有重兵，去那里会被敌人消灭。陈毅考虑再三，认为应该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力量。他让第六团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简称江抗二路，叶飞改名叶琛，任“江抗”副总指挥，第六团其他领导人也都改了名字。又由地方武装组建新的第六团，以迷惑日军和国民党方面。第六团离开皖南时，军部留下了第三营。陈毅决定从支队特务营抽出两个连，组成新的第三营，以充实第六团东进的兵力。临行前，陈毅向叶飞慎重交代：应付国民党和向军部报告，那不是你们的事；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1]

叶飞和第六团没有辜负陈毅的信任和期望。

5月5日，改称江抗二路的第六团在武进县济阳镇附近越过宁沪铁路，向东路挺进。5月8日，叶飞统一指挥江抗二路和地方武装组建的江抗三路，到达无锡县梅村，然后分兵向苏州、常熟进发，奔袭梅李、何村日伪军据点。

5月31日深夜，江抗二路第二支队途经黄土塘村，发现一股下乡“扫荡”的日伪军正在这里休息。他们立即发起进攻，打了日伪军一个措手不及。打到次日下午，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公然前来策应日伪军。江抗东进伊始，就面临日、伪、顽夹击的局面。这一仗战果累累，缴获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挺，步枪两百余支。

6月24日晚，叶飞指挥江抗二路和三路袭击无锡和苏州之间的浒墅关车站，全歼驻车站日军警备队。同时攻击了周围的黄埭镇伪军和东桥镇伪警察所。宁沪铁路被迫停运三天。

江抗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会合了当地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声威大振。6月底继续东进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接着再次东进，到达青浦县和嘉定县。7月23日，夜袭上海近郊虹桥机场。上海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到1939年8月，短短四个月，江抗已由一千余人发展到五千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每个班都有轻机枪，还组建了两个重机枪连。

9月，为了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陈毅命令叶飞率江抗西撤。11月他们在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叶飞改名聂扬，任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副司令员。江抗留在阳澄湖的伤病员，依靠人民，坚持斗争，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的又一支劲旅。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演了他们的动人故事。

多年以后，1985年到1995年，叶飞主持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卷。他在编纂工程启动时就向我们指出：研究新四军，要以两个“五四指示”为纲。一个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电；一个是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东南局电。两个“五四指示”的核心，都是要求新四军不顾国民党的阻挠，到敌人后方去，放手发展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陈毅指挥下，叶飞率第六团坚决执行“五四指示”，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叶飞也得到了展示英武品格和指挥才能的舞台。

第六团原来与第五团一同隶属第三支队。由于军部领导人的失策而滞留皖南的第五团，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为掩护军部血战五天五夜，只有少数人突围幸存。团长徐锦树负伤被俘。他在上饶集中营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后来挖墙越狱，与追捕的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第六团和第五团的不同境遇深刻地昭示人们：两个“五四指示”阐明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是关系到新四军胜败存亡的生命线。

要抗日就必须反顽，叶飞指挥所部驰援半塔集，

坚守郭村，参加黄桥决战

1940年3月4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纠集六千余人，向定远县城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发动进攻。驻来安县半塔集的第五支队以主力西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乘半塔集兵力空虚，于3月21日纠集万余人分三路扑来，企图一举歼灭第五支队后方机关。叶飞接到陈毅令他西援的急电，即于3月23日率挺进纵队四个营西渡运河，日夜兼程，边打边走，赶往半塔集。在张云逸、罗炳辉的统一指挥下，半塔集自卫战大获全胜。新四军从此在皖东站稳了脚跟，陆续建立八个县的民主政权，有了自己的抗日根据地。

随后来到半塔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叶飞作了一次长谈，指出开辟苏北是发展华中的关键，而发展苏北必须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2]叶飞还实地考察了反顽战斗取得胜利以后的皖东，明白了要抗日就必须反顽的道理。

5月17日，叶飞指挥挺进纵队在吴家桥与日军激战一天一夜，转移到通扬河以北的江都县郭村休整。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此时在兴化，副总指挥李长江说郭村是他们的地盘，一再要新四军限期退出。6月28日拂晓，李长江以十三个团的优势兵力向郭村进攻。挺进纵队原先设想，可以像半塔集自卫战那样固守待援，但是，北边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因日军“扫荡”无法如期赶到，西边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因大刀会阻挠无法来援，南边的新四军江南部队正在西塔山与国民党顽军战斗。只有陶勇接到陈毅急电，率苏皖支队夜渡邵伯湖，越过日军封锁线，赶到了郭村。

叶飞一面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一面与陶勇等商量：依靠这点兵力，固守难以持久，如果韩德勤部参战，后果不堪设想，不如抽出一定兵力进行局部反攻，再以一部兵力袭击李部后方，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此时，潜伏在李部的共产党员陈玉生和王澄，分别率一个支队和一个大队起义，兵力对比有所变化。7月2日，李长江亲自到前线督战，再一次发起猛攻，但终究已是强弩之末。攻守易势，战局大变。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考虑到李明扬、李长江部队是应该争取联合的中间势力，陈毅决定反攻止于泰州城下，与他们重修旧好。

7月，北渡长江的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创建以泰兴县黄桥镇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韩德勤对新四军在苏北建立根据地如芒在背。蒋介石、顾祝同也令他“全力进剿”。8月31日，韩德勤组成“进剿军”。9月3日开始向新四军进攻。9月5日占领营溪，猛攻古溪。叶飞指挥第一纵队于5日夜攻克营溪，歼江苏省保安第一旅两个团。进攻古溪的韩军慌忙撤走。

营溪、古溪之战，只是韩德勤对新四军的试探。他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以三万余人组成三路大军，于10月4日发起黄桥战役，狂妄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

新四军只有七千兵力，陈毅却要打一场决战，以求“苏北大局底定”。他在分析了苏北日军、韩军以及李明扬等中间势力的态势以后，提出了十分大胆的作战方案：以兵力较少的第三纵队坚守黄桥，吸引、迟滞、削弱韩军，以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在韩军深入后择其一路歼灭之。

历来打仗都是先打弱敌，叶飞却主张将韩军劲旅独立第六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以求出奇制胜之功。4日下午，韩部独立第六旅认为第八十九军在打头阵，新四军必已焦头烂额，居然以一路纵队大摇大摆地向黄桥进发。叶飞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将部队隐蔽于独立第六旅必经的樊家集、西雁岭一带。他亲自抵近观察，以目测计算顽军的行军速度和距离。在顽军进入预定地域后，即令三个团出击，将其斩成数段，分割围歼。午夜前战斗结束，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独立第六旅被歼灭，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孤立，叶飞率领第一纵队迅速南移，与第二纵队两路夹击，将其分割包围。5日上午，叶飞审问俘虏得知第八十九军军部在野屋基村，立即发起突然进攻。黄昏，叶飞要求部队趁着夜幕降临，进行近迫作业，发扬近战夜战的长处。午夜以后，第一纵队打进野屋基村。第八十九军向北突围，乱成一团，中将军长李守维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河。

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大获全胜，接着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陈毅在1942年撰写的《几个重要战斗总结》中说：“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是苏北胜利的先声。郭村转危为安，是在苏北站稳脚跟的开始。有了半塔，有了郭村，才有黄桥决战这一创建苏北根据地的大胜利。”[3]

抗战八年，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多次交手，而且有不少规模比较大的战役，对日军的战斗却大多规模较小。这是我们编撰新四军史的一个难题。我曾为此向叶飞请示。叶飞说，写新四军史，要突出抗日，但也不必回避反顽。抗日必须反顽，反顽为了抗日。只有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新四军才有抗日的立足之地。叶飞依据亲身经历作出的回答，使我们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理直气壮地记述了新四军的反顽斗争。

在反“扫荡”战斗中，叶飞指挥所部主动出击，

攻其必救，迫使日军南北折返，顾此失彼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新的军部。苏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叶飞任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941年2月13日，李长江率六个纵队万余人投敌，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讨逆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李长江是郭村战斗的老对手，那时他是争取联合抗日的对象，只能手下留情。现在他当了汉奸，理应予以严惩。2月18日，即讨伐令发布当天，叶飞就指挥第一旅攻占姜堰，横扫苏陈庄、冯甸、白马庙、塘湾等地李逆各部。19日黄昏，又以第二旅、第三旅发起攻击，于20日凌晨攻下泰州。李长江弃城西逃。此役俘获人枪四千余。

3月19日，中共中央将苏北划分为盐阜、淮海、苏中三个行政区。苏中又分为四个分区。第一旅兼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包括泰州、泰兴、靖江、如西四县。日军对这个地区的“扫荡”，几乎每半月就有一次。这年4月，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扫荡”。叶飞以地方武装和民兵与敌纠缠，亲率主力围攻姚家岱、石梅据点，全歼姚家岱日军一个中队，俘伪军两百余人。这是叶飞的拿手好戏：你到北边“扫荡”，我就攻你南边的据点。不久，他将这种战法用到了更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中。

1941年7月，日军纠集七千余人，另有伪军一万余人，由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南浦襄吉指挥，对盐阜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从7月18日开始，以南北对进、分进合击的战法，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猛扑，来势十分凶猛。20日占盐城，28日占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新四军军部于17日主动撤离盐城，分成几部分在农村移动。令第三师避免决战，以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又令第一师在苏中发动攻势，策应盐阜区的反“扫荡”斗争。

这次反“扫荡”斗争，叶飞任旅长兼政委的第一旅只担负策应任务，但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部危急，岂能坐视？叶飞认为日军倾巢出动，苏中兵力空虚，正可乘机进攻，决定首先攻击驻有伪军一个团的古溪。不料师部复电，认为攻坚易造成重大伤亡，不同意进攻古溪。叶飞召集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政委一起研究，但不是研究打不打，而是研究怎样打。他认为师部只是怕打不下来，只要打下来了，就没有违抗命令的事了。后来叶飞回忆此事，很有感慨地说：“有时候，逼得紧一些是大有好处的，上级不同意打嘛，那就逼得我们研究得特别细致，设想得特别周到，打得也特别认真，唯恐有漏洞，决心非打赢不可。”[4]这一仗，在“保卫军部”的口号鼓动下，指战员奋勇当先，经过彻夜激战，一举攻克古溪，歼伪军两千余人。

叶飞指挥第一旅乘胜追击，连续收复黄桥、季家市、加力、马塘、孤山、石庄、天生桥等日伪军驻点，又以主力包围泰兴县城，占领四关。

泰兴日军向南浦襄吉告急。但南浦在苏南、苏中与新四军多次作战，颇有经验。新四军攻占天生桥，已经威胁日军的长江交通线。南浦不为所动，仍在盐阜区大肆“扫荡”。泰兴被围，他还是不肯调动部队南援。这时，叶飞想到了《孙子兵法》的话：“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必救也。”于是，他指挥部队在继续包围泰兴的同时，分兵向南浦旅团的巢穴泰州进攻。南浦这才着急，率部从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

叶飞看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即撤泰州、泰兴之围，在古溪、营溪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回到泰州，果然很快向东杀来，寻求与第一旅决战。第一旅待敌东进，连夜急行军向西，转至日军背后，攻击泰兴、黄桥之间的日伪军据点。南浦又从东向西追击。叶飞指挥第一旅又于夜间向南急行，经靖江地区东返。南浦一再扑空，疲于奔命，只得放弃追击，缩回泰州。

在南浦旅团撤离盐阜区后，陈毅即令北线的第三师和第一师第二旅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湖垛、上冈、大中集、裕华镇等地。这次盐阜区反“扫荡”战斗，新四军南北配合，调动敌人，迫使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南北折返，顾此失彼，一个多月里，共歼日伪军三千八百余人。

1987年12月，叶飞为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卷的《回忆史料》册写了一篇文章，忆述这次盐阜区反“扫荡”战斗。文中提及对泰州的围攻，只有短短四十余字，但全文的标题却是：《攻其必救》。显然，叶飞也将围攻泰州以调动日军这一妙着，看成自己的得意之作。

叶飞指挥车桥战役，攻坚打援同时大捷，

揭开华中敌后战场对日军反攻的序幕

1944年3月7日，在延安的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次日，又对车桥战役经过作了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祝贺车桥大捷的社论。

1945年3月，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又对车桥战役作了介绍，并称：“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车轿战役的指挥者，是已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的叶飞。

在车桥地区打一个大仗，是中共苏中区委扩大会议决定的。1944年2月举行的这次会议在讨论形势时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受到沉重打击，但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的日伪军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没有一个稳定的后方用以训练干部和休整部队，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这种态势。根据区党委书记、第一师师长粟裕的提议，会议决定这一仗以车桥地区为战场，攻坚和打援同时并举。同时决定，由叶飞指挥这一战役。

车桥是淮安县城东南二十公里的大镇，位于淮安、泾河、泾口、曹甸之间，日军在这些城镇都设防严密。车桥又是驻扬州的日军第六十四师团和驻徐州的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结合部，但这两部日军一向配合较差。

叶飞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掏心战术，绕过外围，先打车桥，以求突然袭击，出奇制胜。拿下车桥，则泾口、曹甸处于孤立，便于扩大战果。距车桥六公里的芦家滩，是北面日军来援的必经之地，有良好的地形条件可以设伏。

叶飞命令善于攻坚的第七团主攻车桥，以第一团、泰州独立团和第一旅特务营为第一打援纵队，以第五十二团和高宝独立团为第二打援纵队。

3月4日午夜，月明星稀。第七团乘小船借着芦苇的掩护，悄悄穿过日伪军的外围据点，直奔车桥。5日凌晨2时许，分南北两路对车桥发起攻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架起云梯，勇登圩墙，随后就开始争夺碉堡，频频告捷。

叶飞时刻关注攻坚的进展，同时也留意打援的动向。5日14时，他派参谋向指挥攻坚的第三旅旅长陶勇传达：两淮近在咫尺，援敌迟迟不到，里头定有蹊跷，攻坚部队务必尽快结束战斗，以便师指挥所有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出叶飞所料，淮安日军正从淮阴、泗阳、涟水调集兵力。17时许，叶飞又给第七团团长彭德清打电话：从淮安、淮阴来援的两批日军，约四五百人，已进入我军设伏阵地，正在围歼中，可能还有后续的第三批第四批援敌，攻坚部队要尽快歼灭车桥之敌。

18时整，攻坚部队以山炮和迫击炮的密集炮弹，将日军尚存的碉堡和院落一一轰坍。

攻克车桥已成定局，叶飞将注视的焦点移向打援。他估计从南边扬州来援的可能较小，打援战斗主要在芦家滩一带。

芦家滩南有涧河，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是草荡，芦苇密布，淤泥陷人。从淮安到车桥的公路从中间穿过，来援日军进入这里后很难施展。打援部队就隐蔽在芦家滩以北和西北。

5日15时许，淮安来援日军两百四十余人，分乘七辆卡车，进至距新四军阻击阵地约五百米处。打援部队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日军慌乱中进入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被炸得血肉横飞。不久，第二批援敌两百余人，第三批援敌一百余人先后赶到，第四批援敌接着也来。在受到打援部队阻击后，援敌猬集于韩庄。他们一再企图突围，均被打援部队击退。黄昏，打援部队分成四支利箭扑向韩庄，和日军展开白刃战。6日凌晨，又有第五批援敌乘汽车来到小王庄、韩庄一线，受到打援部队阻击。

车轿战役攻坚和打援同时大捷。新四军攻克碉堡五十二座，解放车桥镇，打退援敌五批，共歼日军四百六十五人，其中俘二十四人，另歼伪军四百八十三人。

新四军乘胜扩大战果，解放车桥周围的曹甸、泾口、泾河等十二个乡镇。苏中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进一步打通了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车桥战役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对日军反攻的序幕，从此，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

华丰受降，叶飞指挥所部三次包围洼田旅团，

完成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军事行动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南下，执行发展东南的任务，改任苏浙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决定叶飞接替粟裕的原来职务，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委书记。1945年4月7日，叶飞率教导旅作为第二梯队南下，改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有的学者对叶飞曾任苏中党政军一把手持保留意见，说是档案中没有中央的任命令。上海出版的《新四军事件人物录》对叶飞的介绍，就只说他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其实，战争年代没有现在这样完备的干部工作制度，人事变动往往只是口头宣布或电话通知。而且，叶飞任苏中党政军一把手的时间虽然短暂，档案中文字依据还是有的。194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中央报告发展东南的部署，就讲到由叶飞任苏中区党委书记。[5]1945年1月7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陈毅，报告第一师的干部配备，就称师长叶飞。[6]1945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致电中央报告：由于叶飞即将率部南下，苏中军区改由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7]这也可以说明，此前叶飞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中作出的让步，新四军在苏南、浙西、浙东、皖南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10月26日，叶飞到已在淮阴的新四军军部报到，接受新任务。11月16日，在涟水县城成立新四军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

中共中央原定第一纵队远征东北。11月30日，已到山东莒县的叶飞接到中央电令，第一纵队留在山东待命。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电令第一纵队编入山东野战军，进驻津浦铁路兖州至泰安地段。

此时，驻在宁阳县华丰、赤柴矿区的日军，正准备北上济南向国民党军缴械。这支日军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司令官洼田武二郎少将，共三千余人。他们原为日军第五十三旅团，因而仍称洼田旅团。

新四军第一纵队1月13日进攻兖州伪军时，为防洼田旅团出援伪军，已将他们包围。叶飞认为，洼田旅团既在我军包围之中，理应向我军投降缴械。他派纵队的联络部长金子明前去谈判。洼田同意留下全部重武器和仓库物资，但要求携带轻武器去济南。

叶飞将谈判结果报告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陈毅说，此时如发生战斗，煤矿会受破坏，谈判适可而止，先放他们北撤，再在途中拦截谈判。[8]

叶飞命令第三旅陈兵于泰安至大汶口之间，阻止日军北上。又分兵将北大关、庵上、北集坡、洪沟店等处日军分别包围，迫使他们在15日和16日交出全部武器。

1月24日，叶飞亲率第二旅在茫茫夜色中向泰安方向追赶，于25日晨将洼田旅团再次包围于北集坡以南、北大关以北洼地。叶飞派第二旅参谋长洪隆（冯少白）向洼田传达命令：“我们已经占领附近阵地，控制这里水源，你们只有缴械，别无其他出路！”[9]洼田无奈，只得让所部放下全部武器。

叶飞指挥第一纵队迫使洼田旅团缴械，史称华丰受降。共收缴坦克二辆，野炮十一门，山炮二门，迫击炮三门，掷弹筒四十七具，重机枪二十五挺，轻机枪三十一挺，步枪八百支，各种炮弹三十万发，手榴弹四千一百四十枚，汽车三十七辆，以及炸药、通信设备等。

1996年我们编撰《新四军战史》时，有的同志称高邮战役为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但有的同志不赞成，说高邮战役之后，还有华丰受降呢！不久叶飞到南京小住，我去看望他时，提及这一意见分歧。叶飞说：“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战斗，应该是高邮战役。我们在华丰围而未打，可以称为新四军对日军的最后军事行动。”

我们编撰新四军史时，多次遇到引起争议的难题。难题到了叶飞那里，他总能睿智地给予破解。他的意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分寸得当，令人深为折服。

叶飞率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时，还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只有山地游击战的军事经历。他为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新四军也造就了他。经过抗日烽火的淬炼，叶飞已经成为能够娴熟地指挥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的高级将领，成为既能治军又能兼管党政工作的革命家。他满怀信心地继续驰骋战场，和战友们一起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者 丁星

注释：

[1][2][4]《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23页，第159页，第275-276页。

[3]陈毅：《几个重要战斗总结》，存中央档案馆。《陈毅军事文选》编入了其中的《黄桥战役总结》。

[5][6][7]《新四军·文献》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557页，第419页，第427页。

[8][9]冯少白：《华丰受降》，《新四军·回忆史料》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55页，第557页。

为纪念叶飞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4年第5期和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