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拥有大将军衔的十位名将之一。毛泽东曾说，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徐海东也是新四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在新四军期间因长期有病，实际上只工作了两个月。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为新四军战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指挥周家岗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新四军：决定由正在延安学习和治病的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不日同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一起赴皖。[2]

　　由于刘少奇正在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也由于徐海东病体尚未康复，他们的行期一再推迟，直到这年9月15日，他们才告别延安。同行的还有派往新四军的曹荻秋、刘瑞龙、刘彬、龙潜等四十多位干部。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关系在表面上还好，背地里国民党顽固派已在加紧推行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尤其严密封锁、百般阻挠延安派干部去加强新四军。中共中央决定徐海东以率领军事检查团的名义南行，在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时佩戴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刘少奇则化名胡服，公开身份是徐海东的秘书。徐海东后来回忆这次旅行说，他白天当刘少奇的“首长”，晚上当刘少奇的“学生”，听刘少奇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共产党员的修养，得益匪浅，终身难忘。

　　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一路上把“秘书”当得十分出色。途经洛阳，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前来拜会徐海东，还是一眼就把刘少奇认出来了。幸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国共合作抗日比较热心，并未引来麻烦。刘少奇还与徐海东一起应郭寄峤之邀赴宴，乘机作了一番坚持合作抗日的宣传。

　　刘少奇、徐海东一行于9月21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11月4日到达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1月底或12月初到达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3]12月14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已大体了解。海东已去四支队兼司令。”[4]

　　徐海东前去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刚刚经历了一阵大的动荡。这年5月中旬，第四支队在东进途中，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治委员曹玉福叛逃，投靠国民党军。6月24日，因东进迟缓等原因，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接着在第四支队错误地开展“反高斗争”，波及许多干部战士。联系这个背景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选派徐海东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并且让他抱病赴任，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因为，第四支队是由坚持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改编的，而徐海东正是在鄂豫皖苏区成长的将领，是红二十八军初建时的军长。第四支队的许多干部战士，曾经与他一起战斗，生死与共。

　　徐海东到任后，天天找第四支队的干部谈话，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给他们带去中共中央的关怀和信任。有的干部认为“党中央不相信四支队了”，情绪波动。徐海东拍着桌子批评，又以自己为例开导说：“延安在开展反张国焘的斗争，我也在张国焘手下当过师长，党中央并没有因而就不信任我呀!”[5]

　　徐海东在努力稳定部队的同时，也积极进行着战斗准备。长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使他懂得，队伍是打出来的，要鼓舞士气，最好的办法是打一个漂亮仗。

　　12月18日，侦察员回来报告：驻南京、明光、蚌埠一线的日伪军，抽调两千余人，进至滁县（今滁州市）和全椒县，即将在皖东进行“扫荡”。日伪军这次出动，是在皖东的第一次“扫荡”。他们兵分三路，其势汹汹，企图趁新四军进入皖东立足未稳，一举予以歼灭。

　　一路日伪军七百余人，内有骑兵四十余，于12月19日夜11时从全椒县城出动，自东向西，经东旺集，于20日拂晓占领大马厂。21日继续北上，向周家岗扑来。

　　又一路日伪军三百余人，于12月21日晨5时从全椒县城出发，经石沛桥、枣岭集，也向周家岗发起进攻。

　　另一路日军三百至四百人，伪军五百余人，于12月20日从滁县县城出发，自北向西南，分别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和官庄，进占施家集。21日与全椒出动的日伪军合击周家岗。

　　此外，为了配合全椒、滁县日伪军对周家岗地区的“扫荡”，驻巢县（今巢湖市）日伪军也于12月21日出动近千人，经含山侵入全椒县西南的古河镇。驻守古河镇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一部和第十游击纵队被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向东撤退到和县的善厚集。

　　针对日伪军的动向，依据周家岗地区的地形，徐海东与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共同商定了反“扫荡”的方针：避敌锋芒，击敌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他们还决定，由第四支队第七团和第九团担任这次反“扫荡”战斗任务。

　　徐海东赶到驻在周家岗附近陈郢村的第七团团部，靠前指挥，具体部署。他命令第七团第三营的七连和八连，在周家岗西北常山岭一线占领阵地，防备已占施家集的日伪军向西进犯，保卫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机关。以第七团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三营九连在周家岗西南山地设伏，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对从周家岗南下之敌实行侧击、追击和伏击。以第九团在周家岗以南的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阻击已占大马厂的日伪军北上。从敌军的侧后方进行袭击，是徐海东的拿手好戏。他的这种战法，有个通俗的名称，叫作“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21日拂晓，由全椒出动占领大马厂的日伪军，自南向北开进，企图进攻周家岗。行至玉屏山附近，被第九团一连、九连阻击，当即退缩复兴集，以炮火轰击新四军阵地。第九团三连又在复兴集附近攻击日伪军，连续激战达七个小时。这路日伪军遭受打击．被迫退回大马厂。21日上午，由滁县出动占领施家集的日伪军，与另一路由全椒出动的日伪军合击周家岗。11时占领周家岗后，两路日伪军合为一路，于下午4时30分向复兴集运动，企图接应在大马厂的日伪军。徐海东指挥第七团第二营尾追敌人，边走边打。当日伪军到达山根曹时，进入了徐海东预设的伏击圈。在陈郢村山头设伏的第七团第一营，放过日军前卫部队，待后面的日伪军和骡马辎重露头，立即以猛烈的炮火给予突然打击；紧接着发起冲锋，将敌截为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日军前卫部队不敢回援，急忙占领两座小山头胡乱开炮。被截断的日伪军有的被打死，有的举枪投降，有的夺路逃窜，辎重物资丢弃满地。日伪军遭到伏击，前不敢进，后不敢退，只得龟缩于山根曹、西何家等村庄固守。第七团第一营又在夜间扑下山来偷袭，打得日伪军狼狈不堪。

　　22日，日伪军由山根曹、西何家南下，再次企图与大马厂的日伪军会合，途中又遭第七团伏击，傍晚才溃退到复兴集。当夜，第九团又对复兴集进行了袭击。

　　各路日伪军屡遭打击，接连受挫，不得不于23日上午开始撤退。徐海东指挥第七团和第九团立即跟踪追击。回窜全椒的日伪军途经小尚村、东刘村时，又一次遭受预先设伏的第七团一部猛烈阻击。日伪军且战且退。第七团一直追到全椒县城以北的谭墩镇。回窜巢县的日伪军，被第九团沿途追击，不断给予杀伤。第九团乘势收复了古河镇。

　　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日伪军的三路“扫荡”被彻底粉碎。皖东军民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中迎接新的一年。徐海东顾不得休息，一次又一次找参战干部战士座谈，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他思考着怎样使部队打一仗进一步。他筹划着怎样在新的战斗中更多地歼灭敌人。

　　1940年1月28日，第四支队在太平集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徐海东作周家岗战斗的总结报告。但是，连日来的紧张战斗和辛勤工作，使得病体尚未恢复的徐海东病情加重，他才讲了几句，一口鲜血就涌了出来。他晕倒在讲台旁，从此病倒了。

　　在周家岗战斗的硝烟散去六十多年以后，我研究档案资料和战斗亲历者的回忆，认为这次战斗的作用和意义有六个方面。

　　第一，粉碎了日军的“扫荡”，顿挫了日军的气焰，给了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日军这次“扫荡”，本想乘新四军在皖东立足未稳予以歼灭，结果却以自己的损兵折将而告终。新四军俘日军分队长一名，毙伤日伪军一百六十余名，其中第七团击毙日伪军一百余名，第九团击毙日军中队长等军官两名，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四军仅牺牲排长以下十名，伤连长以下二十一名。

　　第二，收复了周家岗、施家集、复兴集、大马厂、古河镇等地，迫使日伪军退回全椒县城和巢县县城，完成了保卫国土、保卫人民的任务。新四军从此在皖东津浦路西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提高了共产党、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新四军到皖东不久，群众虽然已经感受到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的显然不同，但是对这支装备很差的武装能否抗击日军仍有疑虑。周家岗一战，大大振奋了群众，他们感到有了抗日的依靠，纷纷前来向新四军表示慰问。当年的第七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陈祥回忆说：“慰劳部队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挑着大米，有的赶着肥猪，有的送来布鞋，比赶集还热闹。七团驻地周家岗的街道上，燃放鞭炮的纸屑积了厚厚的一层。”[6]

　　第四，扩大了新四军在国民党军中的影响，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四军收复古河镇后，国民党军随后返回。新四军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动让出了古河镇。这在国民党军特别是下层官兵中引起极大震动，普遍承认新四军一心抗日，比他们敢打能打。在当年撰写的《周家岗战斗详报》中有如下记述：“敌兵力优于我，来势凶猛，友军不敢对峙，我则能以少胜多，消灭敌人一部，驱逐敌人回全椒。友军在群众中威信降低，不能不敬仰我军，同时提高其坚持敌后的胜利信心。”[7]

　　第五，锻炼了部队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的本领。《战斗详报》总结这次战斗的优点是：“（1）伏击秘密，追击迅速；（2）攻击精神勇猛，沉着不乱；（3）善于利用游击战术，采取伏击、侧击、袭击、追击、阻击、尾追等战术。”同时也指出了“射击不够准确，利用地形地物不够”等缺点。战斗结束后，徐海东曾批评第七团说：“你们消耗子弹八千多发，击伤击毙敌人一百多个，平均八十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8]通过实战锻炼，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以后的作战、训练都有极大好处。

　　第六，增强了部队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如前所述，由于“反高斗争”的扩大化，第四支队不少干部战士感到抬不起头来，对后调入的干部也有些猜疑。通过生死与共的战斗，隔阂消除了，互相信任了。打了大胜仗，干部战士都扬眉吐气，有的甚至说：“四支队这下翻身了!”以部队建设的长远影响来说，这种精神面貌的改变十分重要，当是周家岗战斗的一大收获。

　　最后还想说一件事。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新四军辞典》中，说周家岗战斗是“徐海东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我作为这部辞典的主编加上的。后来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周家岗战斗以后，徐海东确实一直因病休养，但他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养病，免不了还会遭遇战斗。写于1965年1月的《徐海东生平自述》说：“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9]这些在担架上指挥的战斗，规模当然较小，在档案中和战史上都没有记载。但是我想，一个小分队，抬着一个病人，一再地突破敌人的包围，肯定也有许多勇敢、沉着、机智、灵活的神机妙算。

 作者 丁星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200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2][4][7]《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401页,第405页，第409页。

　　[3]关于刘少奇、徐海东一行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略有不同。张麟的《徐海东将军传》说是1939年11月初。张云逸的《回忆刘少奇》、邓子恢的《少奇在皖东》说是1939年11月。郑位三的《回忆刘少奇在皖东》、郭述申的《忆刘少奇在皖东的岁月》说是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年谱》说是1939年12月初。刘少奇1939年12月14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我到皖东已数日”。据此，1939年11月底或12月初都是可能的。

　　[5][8][9]《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242页，第245页，第326页。

　　[6]陈祥：《激战周家岗，铁军威名扬》，《转战淮南》，1989年1月第1版，第88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