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解放战争，在长达八年的革命生涯中，刘贤俊一直坚持在浙东最艰苦的敌人统治区活动，从事着随时都充满危险的地下秘密工作。

秘密工作：不确定、高危险

1941年春，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日军占领了绍兴到宁波杭州湾以南的大片土地。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得浙东成为沦陷区，包括刘贤俊的家乡浙江嵊县——越剧的发源地的浙东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布置和一些活动进行的，另外还针对汉奸的活动，了解情报，向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反映。除情报工作外，还要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支援解放区以及发展组织。

因为工作性质的独特，地下秘密工作随时随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确保组织安全，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一个战士根本无法了解、当然也不能使之了解整个组织的情况。具体联系的领导同志负责给他下达任务，他所认识和联系的也就只有那个领导。秘密工作组织完全不像根据地，能够明确一个部队的各级成员有多少人。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活动都是独自行动；活动的人员和地点也不固定，常常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调动。而与之联系的这个领导调走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在当地不能立足，就会换另一个，都不是由固定的同志担任。至于秘密工作的具体任务，具体了解敌人哪一方面的情报，发动群众开展什么样的暴动等问题，就更是跟随形势和政策而频繁变化。

伴随这种不确定性的便是高危险性。部队的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一般都有具体的作战任务和后勤保障，但单线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则是一个人的行动。一方面他们需要充分运用自己的胆识、谋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要在敌人统治区艰苦的环境下自己解决生活来源和筹措活动经费。1942年到1946年，刘贤俊在日军占领的浙东地区从事秘密工作，一直以公开的小学教员身份为依托，从而在当地立脚，并解决生活来源、活动经费等问题。1946年正式加入部队后，他才不再从事地下工作。

潜伏敌统区：搞暴动，搞牵制

新四军浙东纵队撤离浙东地区后，只剩下一批坚持在当地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于绍兴、诸暨、嵊县一带从事地下活动。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主要的武装力量集中在正面战场，在后方浙东一带，基本没什么正规军，但仍有国民党的保安队、保安团在当地活动，负责搜捕、剿灭地下党工作者。

这些秘密工作者主要是在敌统区搞武装暴动，在国民党的后方“放火”，从而分散、牵制其正面战场的武装力量。浙东纵队主力已经撤退后，留下的武装力量虽很少，但这股力量还是缴获了一个国民党地主的武装，包括机枪、步枪等之后上了会稽山，时间大概是1946年的十一、二月。上山后开始和敌人打游击。会稽山一带那时是边区，也就是今天绍兴、诸暨、嵊县交界的地方，翻过山头就是另外一个县了。由于没有根据地，部队没有给养，生活来源很困难。为了筹措经费，部队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手段，除部分地主和百姓会主动提供物资帮助外，一方面依靠武装，派人去找富裕的地主索要；一方面就努力做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人的同情。一些地主其实对国民党也很不满意，因为国民党欺压他们，他们愿意跟地下秘密部队在一起，并提供帮助。“总之硬的软的手段都用，要不然一点钱、一点经费也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刘贤俊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手段是比较过、不太正规，但当时地下部队又不是政府，不能规定地主你要给我缴多少多少税，所以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只能是软的硬的手段都用了。”

没有根据地带来的另一影响是，部队不能够在一个地方连着待几天，否则就会陷于危险境地。部队一般都是白天宿营，晚上行军——晚上行动目标会小一点，便于秘密行动。

关键时刻，一妇女救我一命

当时部队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医少药，打起仗来受伤人员一多就药品不足，连红药水都没有。刘贤俊时任指导员，部队派他到上海去买药，以急救包为主。在国统区，国民党对药品的控制非常严格，刘俊贤通过在上海的关系和亲戚才弄到了一些药，回部队途中所幸没有遇到保安队的盘查。部队行军灵动性很大，不能在一个地方长驻，所以刘俊贤买药回来的时候，不可能直接找到部队，必须通过联络站，住在联络站里，等待部队派人去联络站将他领回部队。在部队上山之前，刘贤俊曾经在那个联络站住过，所以这次买药回来，就径直走去，路上不做打听以免走漏风声。就在快到联络站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妇女问：“你找谁？你上哪儿去？”刘俊贤告诉那个妇女说，“我要到吴亚山家里去”。那个妇人告诉他：“你不要去了，他家没人了。”一听到没人，刘贤俊就明白，可能出事了，于是赶快离开，没有进去。等他走到别的地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联络站已经被破坏，里面是特务在那儿等着。所幸他没走进联络站，否则肯定就要被抓住了，何况他身上还带着许多像急救包之类的药品，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家用的，敌人一看就知道是跟部队有关系的。刘贤俊老先生半开玩笑地说：“那今天肯定就不能跟你们说这个话了。”至于那个在关键时刻提醒他、救他一命的妇人，他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身份，是地下党的同志还是普通群众！解放以后刘贤俊又回去找过，但因为不知道那名妇女的姓名，仅凭借大体模样和年龄的描述，当地群众没能帮他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信念：老前辈与接班人

直到1949年五、六月浙东地区被解放，像这样危险的情况还曾发生过多次。在被问起作为一名优秀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刘贤俊强调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1942年15岁的他在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影响下成为一名党员参加工作，从打倒日本鬼子到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解放全国，最后建立共产主义就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动力，支撑着他，“要不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人根本坚持不下来，甚至一天革命工作也干不了”。此外，遵守地下党的纪律也很重要，否则就很容易暴露，并陷入生命危险，所以地下秘密工作者要很机智，每次出门之前都要做充足的准备，例如：碰到敌人盘问要怎么回答等。

                              刘贤俊离休后多年担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学术研究和出版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刘贤俊也向后辈党员叮嘱，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要不然前辈的奋斗就没意义了。现在条件好了，过去前人已经走了一段路，今后的路更长，也更辉煌。后人应该更有信心，继承前人走过的道路继续把它走下去，并超过前人，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刘贤俊老人说：“我们就是先走了几步，以后还得靠你们了。”在国家和革命形势最困难的时候，老一辈的共产党员走的每一步，都是值得我们敬佩、铭记和学习的。而在将来的道路上，作为接班人的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时刻以前辈的精神勉励自己！

（此文写于2011年）

附录：

刘贤俊又名钱贤进，1927年8月25日出生于嵊州长乐镇。

194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宁绍战役，刘贤俊的家乡被日军占领。当时刘贤俊正在因战乱从杭州迁嵊州的清波中学读书，在进步教员的影响下，刘俊贤于1942年4月在家乡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同年底入党，时年15岁。

随后，刘贤俊同志在长乐、下南庄、石璜、楼家、大明寺根、雅张等地，以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知识青年部副书记、区委副书记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后，奉命坚持原地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嵊县、绍兴、诸暨边界一带从事游击活动，曾担任小分队指导员。

1949年刘贤俊同志调北京新华社工作，任记者、编辑、资料员等职。1961年，刘贤俊同志奉调支援大庆油田，先后在黑龙江安达市农业局、商业局工作。1965年调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物资部门工作。1981年调回北京，分配在国家农垦部（今农业农村部）任机关刊物《中国农垦》主编。

刘贤俊同志1987年离休。1997年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成立以后，刘贤俊同志积极参与了有关新四军的学术研究、稿件征集和编辑出版等工作。

杨春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