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鲁艺”感悟音乐  演讲比赛斩获桂冠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月，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举行了隆重的重建大会。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极大地鼓舞了苏北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不仅本地青年纷纷前来参军抗日，南通、上海等城市的大批爱国青年，也来到军部要求参军抗日。一时间，盐城成了苏北抗日救国的中心。

军部为了培养干部和团结教育这些青年，一所新型的艺术学院在盐城应运诞生，这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华中鲁艺”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担任院长，其学员来自部队和新入伍的青年。

1941年初，我成为新四军三师九旅调到“华中鲁艺”学习的20多名干部中的一员。

在“华中鲁艺”，从部队抽调的学员和新入伍的青年各占一半，男女生混合编队。我们的文化程度虽普遍比那些来自城市、刚入伍的爱国青年要低，但他们并没有看不起我们，反而尤其羡慕我们这些“土包子”们更早于他们参加革命。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虽一身城市装扮，时有少爷小姐的举止，对此我们亦能理解，大家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十分愉快。

    入校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吃不饱、饿肚子。由于军部机关和院校迅速扩大，军粮供应不足，每日三餐是两稀一干。早、晚餐是大麦稀饭，午餐是干饭。刘少奇在军部机关干部会上，报告了苏北粮食困难情况的原因后，动员大家勒紧裤腰带，克服困难度过春节。

“华中鲁艺”设有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和舞蹈系四个专业，每个专业系编为一个中队，下辖三个区队。我分在音乐系。

音乐系由新四军著名的音乐家何士德、孟波和章枚执教。我们的专业课从五线谱开始，学习乐理、声乐，每天都要练习发声。除日常课程外，还要用一半的时间排练节目，参加文艺晚会的演出，文艺晚会差不多每月举行1～2次。

音乐系何士德主任指挥排练时非常认真，每个声符的音准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唱不准的地方他要反复纠正、反复练习，直到准确了才能通过。对待乐队的演奏，同样严格要求。所以，我们的每次演出都很成功，成为军部机关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我们演唱的歌曲有陈毅作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赖少其作词、何士德谱曲的《渡长江》，李增援作词、章枚谱曲的 《黄桥烧饼歌》和《勇敢队》，沈亚威谱曲的《四季风车歌》等新四军战地歌曲。新创作的歌曲，由我们音乐系学员首唱和首演，我们的歌声深受军部机关和“华中鲁艺”广大官兵的欢迎。

我还记得，1941年3月国际友人罗生特和汉斯·希伯两位朋友，辗转万里来到中国，又从上海来到了盐城，为欢迎他们，军部机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华中鲁艺”也做了专场演出。 罗生特登上舞台用中文即兴演唱了一首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家乡……”观众对他的歌声让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华中鲁艺”，我不仅努力地学习音乐专业知识，还努力地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理论知识。通过学习，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首先明确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文学艺术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

“华中鲁艺”人才济济，自编自演的各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活动，不断地展现在鲁艺的舞台上。

“华中鲁艺”要组织首次讲演比赛，要求每个专业系各推选三名学员参加。讲演内容自选，时间10分钟以内。比赛评分标准：要求内容新、发音正、吐字清，动作表情协调一致。

无论如何未想到，我被同学推选参加讲演竞赛，这对只读过6年书的我来说，其困难之大是无法想象的。再三推辞不成，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接受。

距离讲演比赛的时间只有3天，我独自走到一个僻静之处，反复思考讲演内容，思路渐渐清晰。根据“华中鲁艺”建院宗旨和任务，新四军是著名的铁军这一特点，确定了我讲演的主题“建设一支铁的文化大军”。随即动笔写出讲稿，再反复润色修改。第二天开始熟记和背诵讲稿，控制每字每句的抑扬顿挫，处理情感表达与动作协调，掌握语速及讲演时间，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讲演比赛的礼堂灯光明亮、座无虚席。讲台在舞台中间，两边是评委座席。会议主持人宣布参赛者上台，用抽签方式排列讲演顺序，我抽到了第5名，不前不后。前4名讲得不错，但是时间掌握得不好，不是提前就是超时，情感表达的也不够充分。

当我走上讲台后，首先向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评委行鞠躬礼，平稳了自己的紧张情绪后开始讲演：“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音乐系的王凯，讲演的题目是‘为我军建设一支铁的文化大军而奋斗’……”。讲演完毕，计时钟铃声响起，10分钟不多不少，台上台下立刻响起热烈掌声，音乐系同学们的掌声最为热烈。

我觉得自己的讲演发挥正常，讲演内容、情感表达、动作协调,尤其是讲演时间的掌握，应该胜过前4名对手。

讲演比赛结束，我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一年前，在家乡安徽宿县褚兰街上曾被日军少尉嘲笑为“小孩”的小游击队员，今天竟成为新四军最高文艺学府讲演比赛的冠军。这个意外的荣誉让我非常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因为在“华中鲁艺”四五百同学中，自己许多方面不如他们，必须继续努力提高自己。

讲演比赛荣获冠军，给音乐系的领导和同学们争得了荣誉，我这个最普通的学员，立即成为音乐系大家关注的人物，同学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男同学多存于心，女同学则流于表。

次日早上，一位来自褚兰的女同学走到我面前，微笑着伸出拇指，说了一声：“你的讲演太精彩了，向你祝贺！”同时伸出右手，亲切地紧紧和我握手。

“谢谢，请以后多多帮助！”这已是我回答大家称赞的标准用语。

以后，这位女同学见到我总是面带笑容主动和我说话，我们还一起散过步和谈过心。

 55年过去了，每当我唱起《新四军军歌》 《黄桥烧饼歌》 《四季风车歌》以及《渡长江》等抗战歌曲时，仿佛又回到青年时期的盐城“华中鲁艺”，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我的歌声曾被别人误认演唱者是位30多岁的年轻人。

我热爱这些抗战歌曲。昨天，他们陪伴着我“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将匪军”。明天，他们将继续陪伴着我走完自己的人生。

二、德艺双修光荣入党  “鲁艺”文化隽永铭刻

1941年春季，“华中鲁艺”组织了一场时事报告会，报告人是《皖南事变》中几位幸存的同志。这几位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负伤后，被当地的农民掩护了起来，多次躲过敌人的搜捕，伤愈后离开了皖南的农民家。他们化装成老百姓，一路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盐城军部。

在军部的大礼堂，他们讲述了皖南事变的惨烈战斗。当我们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用重兵围攻新四军军部，我军指战员英勇抗击敌人，许多战友倒在血泊里，虽然弹尽援绝寡不敌众，仍与敌人进行殊死拼搏直到光荣牺牲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

报告会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血腥罪行，激起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慨。会后我深思了许久，并在一次分队学习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

我以抗日救国为重心，讲到了过去与现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特别是今天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现实作为，彻底击破了我曾对国民党存在着的某些幻想。我好像服下了一副清醒剂，头脑清晰认识到，必须丢掉幻想和国民党彻底决裂，坚决站在共产党、新四军的行列里才能抗战到底，我的发言,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参加抗日救国两年多来，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性进步。中队党支部听到我学习发言后，结合平时对我工作学习及思想的考核，不久我被党支部接受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我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的一种政治选择，完全属于自愿行为。入党的意愿取决于我对共产党理论的信仰，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愚蠢行为催化了我的选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自焚”，这是一个真理！

根据地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敌占区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不断涌入盐城，新四军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一时成为敌后苏北的延安。

    军部根据发展的需要，相继办起了军工厂，维修、制造武器弹药。九旅孙象涵副旅长是我的老团长，也被调到盐城任新四军军工部任部长，专门领导军工生产工作。苏北江淮银行购置了机器与铅字，建立了印币厂和印刷厂。军部大礼堂也要购置电影机……。

    盐城这座不大的城市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1941年初夏，日军调动了数路大军，对盐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我军各工厂将大批物资和机器装备装上帆船，分散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军部机关、“抗大”、“华中鲁艺”等单位立即投入到反“扫荡”的战斗准备中。这些单位只有“抗大”的一个干部队装备齐全，具有一定战斗能力，余者皆是赤手空拳。因此，像“华中鲁艺”这样的单位，在战斗中不能独挡一面，还要依靠部队掩护，只能选择避开敌人，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军部发给“华中鲁艺”几十支步枪和几百发子弹，中队配给每个分队一支步枪和十发子弹，用于站岗放哨和遇上敌人掩护部队撤退。在这关键时刻，也是我这个新党员接受考验的最佳时机，我毫不犹豫地接过这支步枪和十发子弹，愉快地当上了战斗队员。

当我们打起背包，即将离开盐城这座城市时，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因为这里曾是我们学习和生活了半年之久的地方。

    我们沿着一条河的北岸向西转移，经过东沟、益临两个较大的集镇后，向北面阜宁县境内的三师八旅驻地靠近。

    我们每天行军只走五六十里路，途中在农民的家里宿营，每个班一间房，男女同学挤在一起。后来，天气渐热加之敌情紧急，我们就弄些柴草铺在地上，露宿在农民的打谷场上。

行军对我们男同学来说比较轻松，但对新入伍的女同学来说却是很大挑战。她们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刚走了一天，脚就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有经验的男同学告诉她们，晚上一定要用热水烫脚，然后将血泡刺破，但她们怕疼不敢自己动手，幸好中队有位卫生员，就专门到各班负责给烫完脚的同学挑脚泡。

在刺破血泡时，这些女同学少不了要喊叫几声：“疼！疼呀！”

男同学在旁边马上对她们说：“新四军的战士们，打仗时的光荣传统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你们知道吗！”

爱撒娇的女同学施妮，马上反驳：“俺的脚疼嘛，还不让俺说呀！”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经过轻装动员后，每个同学的负重都减轻了，我们背着挎包和米袋子，背包里只有一条单被，几件换洗单衣。行军时，中队号召大家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帮助，特别要关心行军困难多的女同学。第二天行军一开始，女同学的米袋子，全都被男同学“抢”走了。

这次敌人“扫荡”重点是盐城及其附近地区，那里的战斗十分激烈，“抗大”和“华中鲁艺”戏剧、舞蹈两个系都遭到了敌人袭击损失很大，惟我音乐、美术两个系比较幸运，平安无事。

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八旅机关驻地的附近。这里河流纵横交错，相互沟通，没有公路，完全依靠水上运输。此时的盐城、东沟皆被日军占领，主要敌情在南面，敌人进攻只有利用河流船只，否则寸步难行。

一天的早饭后，中队交给我一项给队里运粮的任务。运粮的小木船停泊在村东边小河里，由船夫引航带路到南边十八里外的村庄，找到村长把粮食装上船后返回。

我接受任务后拿起枪，随船夫上了船。船夫30多岁，四肢特别短，身高不过一米三四，掌杆划船则是一把老手。我问了他的姓氏和年龄、目的地的距离、与村长的联系方式及如何装粮等问题，他都逐一做了回答。

小木船在这条宽约十米的小河中间，由北向南逆水而行。河面上只有我们一只船，除了划桨声四周寂静极了，好像大战来临之前的战前静默，火热的太阳，晒得我满头大汗。我脱下白色蓝条上衣，把它顶在头上，但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越晒越热，不一会已是满身大汗了。

小木船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正前方100多米处，航道突然向左转去。就在这个转弯处，对面冒出了一只大型木帆船，顺水而下迅速向我逼近。我清楚地看见，船上站立着30多名身穿便衣手持步枪的人，还有一个手托轻机枪的彪形大汉。

我心中一惊：糟糕，遇上汉奸队了！

“你是哪部分的？赶快举起手来！”船上的人对我们大声喊道。

我手持步枪坐在小木船的船头想：“你们这些狗汉奸坏蛋，想抓我当俘虏，没门！”随即向左转身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我不会游泳，就使劲双脚乱蹬，两臂用力划水，一阵吃力的“狗刨”终于扑蹬上了岸，然后就拼命地向北面的村庄跑去。因为我知道那是八旅机关的驻地，距离这里约有五六里路。

我找到了司令部，立即报告了这个敌情。他们听后，让我洗脸喝水休息，并派人前往侦察。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回来告诉我：“这是一场误会，船和人是八旅侦察连的，不是汉奸队。”随后将丢在船上的步枪和一件上衣还给了我。归队后我如实向中队报告了上述情况。

这次没有完成任务，虽然未受到领导的批评，但我却非常自责。想起一年前，在皖东北给连队征粮时，完成任务返回途中被马摔在麦田里，马跑了，自己忍痛慢慢走回连队的事，那是第一次出丑。这次运粮跳到河里，还喝了两口黄泥汤，算是第二次出丑。这两次执行任务出丑的事，让我终生难忘。

    半年的“华中鲁艺”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在这里我感悟了文化的魅力，摘取了讲演比赛的桂冠;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坚定了政治信念;在这里我摄取了抗战歌曲的艺术精华，独特的铁军精神是激励我前行的不竭动力。

王 凯口述  王北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