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画笔作刀枪

江有生口述温瑾整理

一、主要经历

我出生于1921年11月，祖籍广东。7岁时随父母回国。我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成员，漫画家。

1942年以前，我在工厂里当学徒。正月，我从上海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原先我喜欢画画，所以参军填表时，在有什么专长一栏里，我就填上了“漫画”，并被分配到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漫画木刻组。5月份我被调到政治部宣教科去画战士课本，1942年底进抗大九分校学习。入校前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4月，我参加在苏南反顽战役的铜山战斗。经过激烈战斗的生死考验，6月我被批准入党了。毕业以后，因为我在九分校是校刊的通讯员，也画点画，整风时也画点关于整风的漫画，所以就把我分配到苏中新华分社工作，当新闻记者，主要写“连队通讯”。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又调回部队里，在画报社工作。解放上海时我在华东军区《华东画报》当记者、编辑，受军管会领导。因上海画漫画的人比较多，而南京是原国民党的首都，画画的人很少，上级就把我调到南京《新华日报》社工作，当美术摄影组组长、编委。在南京时，报社吸收了几位画家，两三年之后他们就独立工作了，后来都成为专家了。组织上又把我调回上海，在新中国第一本漫画刊物——《漫画》担任编辑部副主任。

我画了多年漫画，有两次自以为得意的，一是《解放军报》创刊号的第一张漫画是我画的，内容是解放军战士守卫边疆；二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人民日报》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恢复刊载漫画，中央批准了。“文化大革命”后，《人民日报》第一次恢复刊载的漫画中就有我的一幅，内容是画新的长征。其实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二、敢于担当的方征

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一位同志。这位同志是我军干部的典范，是个敢于担当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令我怀念、钦佩。

他叫方征。

1942年和1943年对于新四军一师来讲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一师坚持抗战，在上海、南京周边地区跟日本鬼子斗争。日本鬼子想尽办法要把这里的新四军消灭掉。1942年底得到情报，日本人除了原有的兵力以外，还要增加七个师团来扫荡苏北。新四军一师、六师，为应付这个紧急的情况开始实行精兵简政，主要就是加强、巩固战斗部队，减少闲杂人员。有些体弱的同志就回家去了，叫做“打埋伏”，有些送到战斗部队，有些送到抗大九分校学习。当时我就在抗大九分校学习，番号是一大队三中队，其实一大队就是一营，三中队就是三连，连指导员就是方征。我们从江北渡长江过封锁线到了茅山，在溧水县整训。也就过了两三个星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让二十三集团军来剿灭我们，妄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当时六师在茅山地区，共有四个团，加上抗大九分校一共五个团。但是抗大九分校的武器装备比较差，三中队只有两挺轻机关枪，一挺是捷克式，200发子弹，另一挺是日本的歪把子，只有90发子弹。学员的步枪都是老式的，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个别老战士、老干部有几十发。我只分到5颗子弹，结果打仗时我只打了四发，一发还是“臭弹”，没有打响，因为子弹是我们兵工厂用旧弹壳翻造的。手榴弹每人一个，也有两个的，还有的人什么武器都没有。我们三中队奉命在铜山构筑阵地，任务一是阻挡顽军进犯，消灭敌方一部分兵力；二是拖住他们，让我们的主力能够隐蔽，伺机出击消灭之。上级要我们坚守阵地三天。当时校部下了一道死命令：死守铜山重地！口号是“像保卫斯大林格勒那样保卫阵地”，还下了一道军令状：“丢失阵地的，杀！”但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顾祝同来犯的部队不是四五个团，而是12个团，两万多人，后面还有四个师，把我们整个阵地团团包围住了。当时六师和我们大概只有5000人。战斗从4月10日开始，11日三中队进入铜山阵地。敌方开始是试探性的，火力侦察，以后就真的打起来了。顾祝同的部队有轻重机关枪，还有炮。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拿着一块石头在玻璃上划，很怪异。

12日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其中有几次顽军差点冲上来，又被打退了。我们三中队90多人，敌人是用四个连打我们，两个在这边，两个在那边，还准备包抄我们，断我们的后路。战斗激烈。由于顽军兵力倍增，我主力未能及时出击，我们子弹打得差不多了。机关枪瞎火了，手榴弹没有了，伤亡比较大。一大队队长汤万一、副大队长文有武、教导员唐坤元、三中队队长张茂发都牺牲了。指导员方征肩膀中了一弹。最后敌人冲上来了，后面黑压压的跟着也上来了，我们就用枪托拼，用石头打。战壕上都是打死打伤的人，血染铜山，场景壮烈。方征负伤了，其他指挥员都牺牲了，跟上级的联系也失掉了，时已黄昏，看来主力出击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混战当中，方征命令撤退。我听见战壕那一边过来一个人说“撤走撤走”，我就跟着那个同志从战壕里跳出去，爬到山顶，又从山顶下到山后。顽军用机关枪追击，我们就迂回着跑，没有打中。到下面集合地点经过最后清点，全大队伤亡68人，其中三中队伤亡最多，就剩下几十个人，不成一个连了。后来我们冒险从日本侵略军大本营的眼皮子底下与镇江之间再渡长江，在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靠近安徽省的地方龙岗休整。方征被安排到营级干部的党训队参加整风。6月份我被批准入党，把我并到四队去了。四队是政治队，全是党员。这期学员毕业后，抗大九分校被撤销，成立了苏中公学。

“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常去看望住在南京的方征同志。回忆起铜山战斗最后的混战，打还是撤？如不撤，整个三中队就会被打光；但三中队是立下军令状的，无上级命令撤走，就是丢失阵地，要上军事法庭，要杀头的。方征说，他当时想，战时的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我们要保存干部。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撤也是死，不撤也是死，所以当机立断命令撤退。他冒杀头之险保存下来的学员，当时都是些小青年，后来在军队里有的成为师级、军级干部；在地方上有人成为中央党校的教授、著名音乐家、大医院的院长，大单位的党委书记、部长等，还有一位成为著名的导演——王啸平。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其妻子是著名作家茹志娟，女儿是著名作家王安忆。如果当时没有保存他，也就没有这个出色的家庭，也就没有导演和两位作家了。拿我来说，方征要不下这个命令，我也被打死啦，也没有我这一家人，也没有画几十年漫画的事了。

铜山战斗往事已经过去71年了，可是有些往事不会因时光远逝而烟消云散。方征同志为保存抗日力量宁愿受罚的精神，在千钧一发间决策的英明无畏，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们几十个幸存者的心中。

三、第一课

广阔的江苏田野，是我们青年时代下乡扎根的地方，也是我们美术工作者赖以成长的所在。在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大批青年离开上海，投奔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一师一旅战地服务团在如西县一带活动。当时来了很多新同志，成立了漫画木刻组，有上海美专学生，有自学版画的，有画小人书的，还有的同志只是爱好美术。男女同志共十余人，组长是孟尔顿同志。教员是麦秆同志。

漫画木刻组上过一次素描课，请的是敌工科的日本人香河正男来当模特儿。那天，香河穿的是一件羊皮大衣，胖圆脸、大眼睛，笑的时候，嘴角露出一颗金牙。我们称他“同志”，没敢叫“鬼子”，怕他生气。那次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画好，可能是香河与漫画上常见的鬼子形象完全不一样，有点令我失望的缘故。可是，因为这是到革命队伍的第一次美术活动，所以，以后还常常想起这次课和香河。我那时就想，他在日本的时候会预想到，有一天在中国的农村中，给一些小青年当模特吗？日本投降后，香河回国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又想起香河来，不知道在日本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他又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自然得不到什么答案，可香河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四、“棉花组”

漫画木刻组有两位上海来的画小人书的画家。他们画了一套供展览用的五四运动画史。他们创作时，真令我惊异！他们并不打稿子，只是在纸上用铅笔勾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圆圈圈，马上就用毛笔把人物、景致画了出来。其熟练程度，简直叫专科学生和初学美术的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一天能画十几、二十幅，还说，为了画得好一些，现在速度已经放慢了。在上海时，为生活所迫，他们画得还要快些。还有，他们一只手夹住两只毛笔，还能把墨线勾得笔直，十分有趣！这种方法，那时让我们真是开了眼界。那套五四运动画史还请戏剧组的阿英同志审看过。那时，我们叫他魏如晦。

我们漫画组的任务是在戏剧队和音乐组演出前布置美术展览，等在演出时，我们的任务又变成维持秩序了。我们这个组，有人简称“漫木组”。因为上海人对“漫木组”的发音有点像“棉花组”，炊事班的福建老红军就常常喊：“棉花组，快来打饭！”村里的老乡也跟着这样喊。以后，“棉花组”就成了我们的代名词。

五、新武器

苏中敌后根据地的条件是困难的，一支铅笔都分成两段，供两个人使用，一块橡皮几个人合用。敌人的据点像梅花桩一样，星罗棋布。夜晚，经常紧急集合，一夜搬两次家也是常事，更兼睡的是稻草地铺，所以一些零碎东西很容易丢失。后来大家也有了经验，铅笔和牙刷都用细绳绑住扣在纽扣上。画粗线的油画笔和筷子插在绑腿布里。

麦秆同志从上海带来一个小洋刨，是版画必须的工具，更成为宝中之宝。他也用绳子把洋刨穿起来，像盒子炮一样挂在身上。为了这个小洋刨，我们还当了一会儿“俘虏”。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敌军出动“扫荡”，我们便“打埋伏”，“打埋伏”就是换了便衣，分成小组分散活动。正当我们七八个人在田野转移时，突然发现前面坟堆后有几条枪对着我们，在我们后面也有十几个人包抄过来，“不要动！缴枪不杀！”原来我们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一下子都当了俘虏。后来才弄清楚，是我们自己乡公所的游击队。他们说，他们的一个小侦察员在前面村子就发现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便衣，不知道是什么队伍，而且还有一个当官的挂着一件新式武器，阳光下闪闪发光。因此，决定伏击我们。这就是麦秆同志的小洋刨惹出来的一场虚惊。

1943年，我在抗大九分校学习，我是连俱乐部主任。有一次，为了布置会场，我用墨水画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幅像。回想起来，画得实在不够水平。可是奇怪，没有人说不像，涂克同志从另一个连队跑来看，还认为是发现了“美术人才”。

快结业时，九分校排演沈西蒙同志揭露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剧本《重庆三部曲》。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被分配搞大小道具和部分服装，那时，要在乡村条件下演出国民党后方的环境，也不容易。其中有个角色是“反共将军胡宗南”，我们还专门跑到新四军军部找张云逸副军长，向他借了双高筒马靴。张副军长当时就给我们拿出来了，还很和蔼地和我们谈了一会儿。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副军长很随和。我们和他说话就像和一个老乡聊天一样，虽然他是威震华中的新四军副军长！为了胡宗南这角色，我们的确费了一些心机。我们用马粪纸作了国民党的帽徽、领章和乱七八糟一堆勋章，那演员装扮起来，居然像个反动将军。另外，其他同志做的道具也很有趣：几个沙发椅是用稻草和棉袄做的；孔二小姐的皮大衣是用野兔皮拼起来的，回想这些事也是有意义的，那时就是不问困难，充满热情去想办法，干劲儿十足。

六、代替了摄影记者

1944年初，我从地方调到苏中新华支社工作，和苏中报社联合办公，地点在宝应县一带。两个单位统一领导，报社总编辑是作家林淡秋，[xb21cn1] 副刊主编是版画家赖少其。

那时搞美术的有赖少其、邵宇、费星、杨涵等同志。这些同志曾发起组织苏中木刻同志会，印了本《木刻与漫画集》，还由杨涵同志带头，生产了一批木刻刀，供应苏中的木刻爱好者。杨涵同志为《苏中报》刻了很多战况地图，又为城工部发到沦陷区的报纸刻了一些漫画。现在我们用老花镜重看这些作品时，那么细的线条，那么小的字，自己也惊讶年轻时竟有那么好的目力。

在日本快投降前，有一次，报社通知杨涵和我，说天上“掉“下来五个美国空军，现在某地，让我们去给他们画像（那时报社、新华社还没有照相机）。我和杨涵赶到美国人那里时，他们正在就餐，吃得是油炸馒头（代替面包）。蓟斯勋同志是接待他们的，介绍我和杨涵是两个BOY（小孩），是来给他们画像登报的。美国人一边吃，我们一边画，看那些美国人对我们好像有点困惑的样子，所以，画好后还请他们过目。杨涵同志画得像，我画的是缺乏美化的漫画像，老蓟就没有给他们看。后来，根据杨涵画的像，《苏中报》发表了消息和这些美国空军的木刻头像，版面显得很活泼。那时我们只知道是在搞美术活动，没有意识到在革命新闻工作史中的某阶段，我们竟然代替了摄影记者、照相机，代替了锌版、铜版的制版工作呢！

七、刀刻出来的漫画

那时赖少其同志很重视漫画，故此我经常为《苏中报》创作漫画，不过那时没有铜锌版条件，漫画都由作者用梨木版手工刻印出来。

1945年4月份，在报社编辑部挂的苏德战争形势图上，代表苏联红军的小红旗已经插到法西斯最后的老巢柏林近郊，历史的大决战即将开始了。这时，报社时事版编辑紧急约我赶一幅漫画。受苏联红军大反攻胜利的鼓舞，我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思路很简单：希特勒之流吹嘘的“闪电战”，扬言要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岂料这个牛皮成了泡影，法西斯自己却面临崩溃的局面。很快我就勾画出希特勒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的梦想被粉碎的构图。

由于我当时处在农村环境，找不到莫斯科红场、柏林和希特勒的图片作参考，只能根据参军前看过的有关漫画和资料，凭记忆大胆地画起来。我把希特勒等人、红场阅兵、红军攻入柏林诸多场景压缩在约四个火柴盒大小的画面上。梨木板是当年的紧缺物资，当然要省着用。虽然小小木刻刻着甚费眼力，但印刷出来的效果还算是清晰。

当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我们驻地的村子里立刻贴出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大标语。可是战争时间表比人们预料的更快，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布归宣布，我们战区的日伪军仍不放下武器，继续顽抗。八路军、新四军反攻作战，痛歼顽敌。这时我奉命调回部队，把便装换成军装，又带着画笔和木刻刀去迎接新的战斗。

八、《苏中画报》

1945年，苏中根据地形势已比较稳定。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向涂克、费星、杨涵和我宣布要办《苏中画报》，涂克任社长，我和杨涵任正副主编。费星仍有跑据点购买器材任务，兼顾《画报》的创作，两头跑，此外又吸收了几位当地爱好美术的青年和城工部来见习的两个干部。在得到两台石印机后，在地方聘请了一位石印师傅和两个工人，他们的待遇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发几块钱津贴，他们的工资是按多少担小米折价支付的。那位师傅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是南通人，技术较高，能在气水纸上描画稿、修版和加印各种网文。

“画报”出版了三期后出了大事……

那是酷热8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未大亮，新华分社电台女译电员阮琳通红着脸，提着一面锣，沿着小河边从西向东走向报社，边走边喊：“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立时轰动了全村人。大家奔走相告，兴奋得不得了。另一个译电员朱安庆已经把这特大好消息报告了社长老林。老林正忙着和各组联系如何组稿，准备出版特大喜讯的号外。涂克也召集我们赶快画出石印号外。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苏中根据地。一场紧张工作下来后，大家还不休息，聚在麦秆堆前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有人说要回上海老家了；有人想得更远，说要到巴黎罗浮宫看画；我记得编苏中《生活》杂志的大姐林琳笑着说：“进城我要坐个大沙发椅！”说罢就往后一倒，坐到麦秆堆上，引得大家笑到弯腰气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他命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新四军立即发动大反攻。为了适应新形势，苏中画报社调属苏中军区并立即随军出发，我们脱下便衣换上军装登船上路。苏中是水网地区，陆路不通。陆军经常要乘船当“海军”。水上行军至半途，欣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9月1日宝应城已被我军解放。“舰队”又驶向水城兴化。我们到部队采访后立即画图，两天后出版“画报”第四期——兴化战斗专号。记得涂克、费星、杨涵画了几幅部队登陆和攻城的画。我画了一套漫画组画，讽刺兴化伪军头子刘湘团的督战队，被城外宝塔上我军的机枪扫光了。刘湘图火急火燎请孙良诚派飞机来炸宝塔。哪料到敌机飞来一看大势已去，掉头就走，宝应塔上的机枪仍然猛烈地向城内伪军扫射。伪军受不了，又看屁股后面无人督战，就纷纷开溜。刘湘团大失所望。这组漫画的题目就叫《空欢喜》。

打下兴化后部队在海安休整，我们观看了苏中军区前线剧团演出的大戏《甲申祭》。戏的内容是明末起义军李闯王大军进入北京城区后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扮演主角李闯王的演员是原来一旅服务团漫画木刻组的福建人林国璋。因为他妈妈是广东人，所以和我最谈得来。“漫木组”的人是画画儿，却不知何故老出一些出色的演员。此前出了一个演“丁大夫”的王剑云，现在又出一个演“李闯王”的林国璋。

看完戏后部队又出发了，于中秋节前包围了如皋城。那时如皋城圈形似一个大月饼。守敌是伪军独立十九旅，大约四个团的兵力。经过外围一夜的猛攻，我军已将如皋后门北门城关占领，小部伪军被歼，大部退到城内死守。9月19日是中秋节前夕，涂克、杨涵、我、一位编辑、一位运输员，挑着油印机到如皋城东门外。我们画报是石印的，现在到前线只能用油印机了。我拟先把运输员和担子安顿在隐蔽处，冒着城上射下来的子弹，经战壕进入城关居民区，穿过逐屋打的墙洞到达紧挨城墙的河边，往上观察城头伪军的动静。守敌高踞城头，料我无攻城重炮，顽守不降，哪想我军一夜之间，在平房屋顶巧妙地用木料、门板、八仙桌、棉被、沙包筑起一座座有三层楼高的“碉堡”，架起轻重机枪，伪军顿时惊失居高临下的优势。在火线现场取得素材后，我们退到伪军射程外的地方，立即刻印《新四军一夜筑好的碉堡》的《苏中画报》前线版，还有传单。前线版发到攻城部队中，大大鼓舞了斗志。传单则捆在箭上，由战士射向城内，瓦解伪军的士气。

9月20日，晚上应是中秋月圆的良宵佳节，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今宵无月且下雨”，护城河水又暴涨，为我总攻增加了难度。但如此大雨也使伪军麻痹松懈，我数千战士在暴雨中隐蔽，北蹚护城河。守敌意想不到的慌乱，打枪又被我“碉堡”的强大火力压住，大军登城攻入城内，一举解决了伪军独立十九旅全部。此时雨停天色渐亮，我们随军冲进城内，枪声零散，只见满街东一件西一件，都是伪军逃跑时丢下的湿透了的黄色军衣帽和绑腿布。部队在清查俘虏中，唯独少了伪旅长孔瑞五，搜索全城未见踪影。次日终于在城南定慧寺藏经楼内抓获，看来寺庙里的菩萨也保不了他。至此，解放如皋城战斗圆满结束，我攻城战士和之前民工在中秋佳节之夜淋得人人落汤，虽然如皋城不见月色，但了却完完整整地拿下了如皋城这个“大月饼”的心意。

10月间，费星在解放盐城和外围伍佑战斗中画了战士站在河水中用肩膀架梯当桥，让战友冲过河的四幅画。杨涵画的是反映我部队反突围的场面。这些作品都编入《苏中画报》第六期。

画报第七期是在东台编印的，内容主要是庆祝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在两淮成立和揭露国民党制造“昆明惨案”的暴行。这时林国璋从剧院调到我们画报社。他原来是画漫画的，人物形象画得很有趣，来后就给第八期画报画了一套时事漫画。正当我们高兴又添加了力量时，没想到从淮安华中军区来了福建人画家庄五洲同志，要同我们这里的福建人才林国璋回福建去开展美术工作，将来还要到台湾去。林国璋走了，他来不及看见有他作品的画报第八期，印得最漂亮的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因为涂克、杨涵和我又奉调华中军区《江淮画报》社，费星调电影队，新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那位和我们在战火中共同奋斗，出色地印了八期画报的石印师傅不想远离家乡，回南通老家去了。

《苏中画报》至此封刊。

1949年底，我调南京《新华日报》，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有一天我去南京市博物馆参观，在一房间堆放着国民党留下的文书档案，展厅内无馆员，可以随意翻阅。不意在其中竟然发现一份“审讯”《苏中画报》那位石印师傅的卷宗。原来他回南通老家处，被国民党“还乡团”抓捕了。再看审讯内容只是一些“画报社有什么人？”“干什么事？”的口供，毫无军事价值；卷宗内亦无判词。但愿这位和我们共事过，印出漂亮画报的师傅后来平安无事，但在那个时期，国民党临败挣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不免牵挂在心。

1959年7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落成。我去参观时，在一展厅内观看展品，偶然回首，看见《苏中画报》印的那张日本投降内容的石印号外挂在一方柱上。我高兴地久久注视，见画如见故人。

2001年原《苏中报》、新华分社、《生活》《苏中画报》在京老人聚会，见林琳，人发福了，神采依旧。叙旧闻，我问她还记得日本投降时说要坐在大沙发椅那句话吗？她大笑说不记得了。这也难怪，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言者无心，听者记着”是常有的事。

《苏中画报》我想保留一份，问杨涵，他也没有。也给广西的涂克去信问过，他住在医院里，回信由他夫人代笔但并没有提及。看来这份在战火纷飞中众人出了众多心血的“画报”是不可寻了。幸好我还保存了一张当时仓促刻印的油印前纸

九、土电影

1947年我和杨中流、王流秋、杨涵三人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美术创作组工作，身处沂蒙高山峻岭，条件十分艰苦。用木刻做宣传工作已不适应当时的环境，军队天天爬山头，忽东忽西；木刻要有印刷条件，印刷厂又不能带着机器、铅字盘、纸张、油墨跟着部队跑，而宣传工作又不能停，所以有同志就提出放“电影”或“幻灯”。但在沂蒙山区要石头、要空气有的是，要放映电影或幻灯，谈何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开始着手研制幻灯机和放映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在一张张玻璃片上用紫药水、红蓝墨水等画出要表演的图画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校对距离，最终打到幕布上可供一两千人同时观看。

幻灯正式放映时，戏剧组派一导演带一班人马来配音。幻灯一开始播放，音乐、独唱、说白、枪炮轰鸣、冲锋号响、闪电打雷、河水拍岸、鸡鸣狗吠等各种音响配合画面同时播出，把个哑巴幻灯剧演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凡。战士们看的兴高采烈，把幻灯叫做“土电影”。还有一个叫《英雄榜》的节目也是大受欢迎。演出前美术股先到部队了解战果统计，又为勇战立功的英雄模范画像，回来就画在玻璃片上，因为是真人真事，战士们非常兴奋，拍手欢呼，反应强烈。

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现在回想起当年放映幻灯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文艺小兵，一个月才拿几块钱的生活津贴，没有什么稿费，也没有想成名成家，整天乐哈哈，齐心合力，克服苦难把自己的一点点技能贡献于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

若问军中之乐乐何如？沂水蒙山树林下，土造电影报捷书也。

一师分会 江有生口述温瑾整理

第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