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抗”东进

1938年6月，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从皖南出发，向苏南敌后发展，与第二支队一部会合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10月，为发展苏南东路地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王必成参谋长率一营东进澄锡虞地区进行战略侦察。中共澄锡虞工委所属三支武装在一支队一营带领下，参加了伏击日军汽车和夜袭顽军战斗，初步经受了战斗考验。这三支武装在经过茅山整训后，由陈毅正式授予他们“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简称“江抗三路”），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建制。10月，叶飞率领第三支队第六团的一营和二营到达茅山地区，归第一支队建制。

1939年3月，我从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二大队六中队毕业，分配到第三支队五团一营任营文化教员，营长是邱玉权。4 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精神，把东进的任务交给了正在茅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5月5日，叶飞率部在武进戴溪桥与“江抗三路”会合，组成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梅光迪，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老六团对外称“江抗二路”，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江抗三路”番号不变。同时成立了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任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江抗”总指挥部下辖第二、第三路。

1939年8月，我调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9月初，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前往苏南江阴增援“江抗”，作为服务团团员的我跟着刘先胜、杨辛、邓曼、余光茂等一批干部随军行动。其间由杨辛、邓曼两位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3个月。会师“江抗”后，刘先胜担任了“江抗二路”的政治委员，余光茂担任了“江抗二路”三支队政治教导员，邓曼任“江抗三路”政治部组织股长。10月，我被任命为“江抗三路”司令部政治处民运干事兼战地服务团团长。

11月，江抗主力部队西移到扬中，整编、整训为两个团。“江抗三路”为“江抗”二团（又称新二团，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前身），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任吕平。我（因工作需要提前2个月转为正式党员）任团政治处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

11 月6 日，“江抗”留在阳澄湖地区的伤病员和一支常备队，重新组织起“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和特务连（“沙家浜”部队的前身），夏光任司令员、杨浩庐任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任副主任。1940年2月，改由何克希任司令员，吴仲超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刘开基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4月，谭震林到达苏南东路，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部队改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简称“新江抗”）。谭震林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西路指挥部（作战部队）隶属东路指挥部之下。由老“江抗”西撤所留下的伤病员为骨干、聚集各地武装发展编为七个支队（营），后又整编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纵队（团）。

1940年6月，何克希同志率领第二支队及司令部教导队进入澄锡虞地区行动。首先开辟澄锡虞的中心地区工作，扩大宣传，打击敌伪“扫荡”、抢粮，了解地情，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开始建立地方组织，逐步扩大到全区，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由于当时以徐家浜为重点，有计划地从上海动员部分党员、大批学生和工人参军，部队普遍得到充实扩大；一些重要器材物品得到补给，部队的装备和生活都得到改善，部队士气高昂。

1940年9月，“新江抗”东路指挥部随谭震林由苏常太西移澄锡虞，在锡北寨门诸巷、张缪舍东向巷及河塘蒲市里、长泾小庄圩一带移动驻扎。随着澄锡虞地区局面打开，东可连接苏常太地区，西可连接澄西、武北和丹北，北可以直通江阴沙洲，路东地区的根据地初步形成，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以无锡梅林的强学增部、新二团一营二连排长施侠兄弟发展的武装及大墙门常备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三支队；以周达明、顾复生等同志原在青浦昆山一带活动发展起来的靑昆支队为第四支队；由苏常太地区的“民抗”第二次升级组建成第五支队。

二、教导大队

谭震林刚到东路，就考虑到部队发展，需要培养军事和政工干部。因此，1940年5月成立了“新江抗”教导队。教导队成立后主要随“新江抗”司令部活动于支塘、白燕以北的徐市、何市一带。1940年6月转到澄锡虞地区，还是紧随“新江抗”司令部活动，主要活动于后塍、祝塘、蒲墅里、张缪舍、甘露、荡口一带，在张缪舍住的时间较长。在苏常太地区学习时，教导队在支塘以北参加了一次对日伪的战斗，保卫了司令部的安全。在澄锡虞地区，参加过反“磨擦”战斗。1940年9月教导队发展成为教导大队。1941年7月初,日伪“清乡”前夕，谭震林命令教导大队离开司令部去沙洲地区。到了沙洲，又接到谭震林的电令，教导大队和江阴县地方武装合编为四十九团，开展反“清乡”斗争。

1940年6月底，新二团在祝塘附近驻地接到陈毅司令员电令，限期赶到苏中增援郭村战斗。政治处主任吕平找我谈话，要我和一些干部留下，跟何司令员去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工作，我和沈云章一同去见何司令员。我奉命与一批军政干部前往沙洲县李善生大队进行改编工作，此时我在一中队任政治指导员。9月，改编好的李善生部队成为“新江抗”主力新二团二营，北去参加保卫黄桥战斗，我回到“新江抗”指挥部任组织干事。以吴仲超同志为领导的“路东特办公室”、负责筹粮筹款等地方工作的澄锡虞办事处都跟随指挥部行动。1940年11月，我改任指挥部教导大队一队、二队政治指导员。

1940年夏开始，一直盘踞在阳澄湖畔的胡肇汉部，逐渐脱离了“新江抗”的领导，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争端，甚至公开与“新江抗”为敌，不断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和民运工作队员。1940年12月初，出动300余人对“新江抗”二连进行合围，使“新江抗”9名指战员光荣牺牲。因此，“新江抗”东路指挥部决定清除胡肇汉这一祸害。12月12日，当第二支队奉命隐蔽进入阳澄湖北岸的河湘桥村宿营时，发现胡肇海部已沿着（阳澄湖东岸至南岸的）沪宁铁路线逃跑。那天中午太阳很猛，支队长陈挺同志带着警卫员正在湖边查看地情和地形，教导二队也在附近的岸边观察着周边的情况，突然发现一队日军沿湖岸向西行进，离陈挺同志已不到50米。我们一面急呼陈挺同志东面有敌人过来，示意他快走，同时组织机枪等火力阻击日军。因敌情不明，根据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教导二队边打边撤，逐步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事后得知狡猾的胡肇海逃跑的同时，向日军密报了我军的作战行动，所以才会突然出现那一队日军。

三、重建军部

1941年1月初， 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同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在教导大队二队任政治指导员，谭震林政委与何克希司令员找我去交代任务，指派我率部队负责押运十五六条可以在长江等大河航行的大木帆船，装运现金和急需的重要物资送往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谭震林政委要求我行动中要谨慎，要有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特别是通过长江及日伪据点附近时，要保证所有物资与部队的安全。

我们是从张缪舍出发的。为应付可能情况，我将大队人员分乘各船，由河轮拖带，日夜兼程一直到（现张家港市的）杨舍镇。我们乘着夜色绕过江阴城东北的日伪据点，判明江上敌情后，布置各部做好遇敌的准备，在后半夜迅速经护漕港（小镇）进入长江，尽快横渡长江到苏北（有伪军把守的）天生港。这期间要求部队不能睡着，不露声色，以最快的速度经过伪军据点附近，进入通往海安的河道。苏中平原是苏北我军最早的根据地，有机会碰到苏北的部队。敌情不明，且在内河航道行船，只能边了解情况边前进，做好遇到小股敌人也能应对的准备。当我们到达季家市（今江苏靖江市东北的季市镇）时，见到了地方部队的人，不仅了解清楚了附近的敌情，且得知主力部队正在海安及以北一带休整。我们全体指战员从江南出发已有五六天没有睡好觉、吃好饭了，决定到海安后休息一天。没想到从海安到安丰镇一线驻扎的部队，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原“江抗”三路。他们刚从曹甸战役下来休整，我碰到了好多老战友。当时从海安到安丰、东台、伍佑再到盐城都没有日伪据点，一路上得到了许多帮助。内河广阔、水深、通畅，一路满帆而行。沿途改为日行夜宿，部队情绪高涨。

离开海安四天，顺利地到达盐城。向即将宣布的新军部报到，办理了物资交接手续，我们被安排住下，等待首长指示后南返。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有关部门派人来通知我，立即跟他去见首长同志。到了办公室才知是刘少奇政委接见我。政委请我坐下，询问来军部一路上的情况，我汇报了谭震林、何克希等领导的嘱托和一路的经历。刘政委又向我了解江南部队的一些情况，如部队思想和生活情况，我也就我所知道的进行了汇报。接着刘少奇政委指着墙上挂着的华中地图说起当前敌、我、顽斗争态势，说目前形势很好，以后形势还会更好；又说江南地区很重要，部队发展很快，要做好工作，打好仗，为发展大好形势作出更大的贡献。还说你们这次送重要物资到军部来，一路上辛苦了，问我们休息好否，伙食生活好否。我说，我们一到盐城，领导机关即给我们安排驻地，伙食生活都不错。战士们对能到军部来执行任务，认为很光荣，情绪都很好。刘少奇政委最后说,后天（即1月25日）就要召开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的大会，到时通知你们大队也去参加，会后你们再回江南。这次谈话约有两个小时。

25日下午，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大会在盐城一个比较大的，似是礼堂的大房子里召开。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简朴，主席台上临时摆放了几条木桌，上面铺了块台布。“新江抗”教导大队的同志被安排在比较靠近主席台的中央。

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接着又宣读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和通电。陈毅代军长发表了就职演说。接着，刘少奇政委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号召全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伪、顽的进攻。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会后还有文艺演出。会议场面热烈，大家很受鼓舞，情绪高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政委，近两小时里，亲耳聆听刘政委对形势详细的分析和指示，也是事先从未想过的，真是一次难得的很有意义的受教机会。

我们回江南的过程总的说也很顺利，因为卸下了押运任务，感觉轻松了，如遇敌情更可主动应战了。过长江时，我们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定一早穿过江边的伪军据点，迅速渡江，同时也充分作好了在江上遇到敌军的对策。那天我们启渡较早，江上往来船只不多，也没有发现日军小汽艇巡航。可是当我们大队领头的第一艘船将近长江南岸滩头、末尾的船还未到长江航道的中央时，突然发现日军几艘汽艇正从上游顺流而下，离我船队约有2000米。不知是太阳刚露头，冉冉上升，不利于敌人观察，还是敌人看到我军船多人多，且以满帆快速接近江岸，使他们感到犹豫，他们没有开枪。我们保持镇静、沉默，全力抢滩登岸，迅速抢占江岸有利地形，做好必要时以火力压制敌船，掩护后续船只靠岸的准备。大家临危不惧，坚决听从指挥而行动。日军汽艇将到长江航道中央、由北向南接近我船时，我抢滩登岸指战员已进入岸上射击阵地，中间船上的人员已开始滩头登陆，最后的船只也已接近岸滩。这时，我方立即以几挺机枪的火力阻击日军，很快后卫船上的指战员也全登陆了。我大队没有任何伤亡损失，顺利渡过了长江。总计来回20多天的时间，部队胜利的完成了押运任务。

1941年3月，新四军第六师在江南宣告成立，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江抗”部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在江南抗战的征途上，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依然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

（葛平之子葛大庆据“葛平手记”整理  浙东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