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末，就在日寇“扫荡”大桥、吴家桥之后不久，四大队突然奉命调回泰州城，被塞进了一座大庙——北山寺。这时，城里气氛异常紧张。我们党总支的几个同志在一起分析，觉得无风不起浪，城里一定有我们不了解的卑鄙勾当在秘密地进行。我们又联想到这次四大队在宜陵、砖桥、白塔河驻防，使李明扬、颜秀五等面上添了光彩，应该是“有功之臣”了，为什么颜秀五的态度如此冷淡？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得出这样的结论：四大队被囚在泰州了，随时有被缴械的可能。
正当泰州城里反共投降空气日见浓厚的时候，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秘密进城，下榻万花楼旅馆。一天晚上，他把我找去谈话。当惠浴宇了解到四大队官兵迫切要求参加新四军的心情时，他指示说：不能急躁，要服从党争取二李和颜秀五抗日，孤立韩德勤的方针。他还说，现在泰州城里魔影憧憧，有韩德勤的特务，也有日本人、汪精卫派来的和尚，都在拉李大麻子（李长江），情况复杂多变。尽管如此，党仍然在尽力多做争取工作。因此，四大队应该提高警惕，万一要被缴械，你们就坚决抵抗。但切忌草率从事，随时听从党的指挥。
临走时，惠浴宇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和王澄到颜秀五那里试探一下他目前对我军的态度。他说：“颜秀五在泰州有个秘密的公馆，瞒着大老婆娶了个三姨太太，到那里去找他。你们是他的‘投帖门生’，容易探出他心里话，一有消息，立即和特委联系。”
我们经过几天时间，才侦察到他金屋藏娇的那个公馆。我和王澄找上门去，等了近一小时，他抱烟枪吞云吐雾完毕，才懒散地踱进客厅，说：“有劳你们久等了，真不愧军人出身，连我的小公馆也被你们侦察到了。”
王澄开门见山地说：“我和姚中队长来晋谒司令是为了一桩事情，外面风传我们四大队‘吃里扒外’，这是无中生有的捏造，要请司令明察。”颜秀五躺在沙发里，微闭眼睛，不动声色地听完王澄的话，然后说：“四大队在前线军纪严明，老百姓送过锦旗，你们是我的部下，又是我的门生，当然也给我添了光彩。”他字斟句酌地一转话峰：“不过，四大队在前线和新四军的来往是否有不检点之处？常言道，人言不可轻信，但也不可不信啊！”说完，他注意地看着我们。
我说：“就是和新四军联防时，相互有点往来，也是常情，有何非难之处？新四军的陈司令员来泰州，总座和副座大设筵席，敬为上宾，莫非也有嫌疑吗？再说，二纵队在司令领导下一直团结友军，坚持抗战，深得苏北父老嘉许，而今却有人无端造谣，中伤四大队事小，有损司令威信事大。”给颜秀五送了顶“内求团结，外求抗日”的高帽子，让他高兴一下，同时我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堵住他的嘴巴。果然，颜秀五转舵了：“共产党又不是洪水猛兽，我也常和新四军打交道，有人背地说我闲话，那不值一笑。刚才我说的，只是提醒你们罢了，也不必介意。四大队这次回泰州，行动受点约束，那是因为时局动荡，免得惹是生非，你们不要乱加猜疑。”颜秀五的话露出了一点端倪，即四大队回泰州城是要“约束”我们，同时听到他讲时局动荡的话，我顺势问道：“司令，我听到一点消息，不知该不该讲？”“什么消息？”颜秀五警惕地问。我说：“我碰到四纵的一些人传说我们要和韩部合编了。还听到指挥部里一些人说，到南京方面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等等，莫非……”他听了，迫不急待地说：“不要听人胡说八道！时局动荡，什么谣言都有，我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不管别人怎样，我颜某宁愿投降新四军，也不投降韩德勤。”王澄顺水推舟地说：“我们很了解司令的为人，请放心，只要司令继续领导我们抗日，我们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司令的事！”
颜秀五在未来的局势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回到部队作了研究，估计有两点：第一，二李如果和韩德勤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在苏北掀起反共高潮，挑起内战，颜秀五在我党的争取下有可能不积极配合他们的行动；但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这个流氓成性的家伙，说的话也会不算数的。第二，对四大队有猜疑但不敢贸然下手。一方面四大队官兵团结，部队他是拉不走的；另一方面，如把四大队逼到绝路，一旦在泰州城里乒乒乓乓干起来，这个摊子他也不好收拾。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万一颜秀五对四大队真的下手了，我们就以武力反抗，大闹泰州城。
过了几天，颜秀五奉李长江的旨意，对五支队及四大队采取两个措施：第一是撤换五支队长戴若萍。李长江对戴若萍一直不放心，接替的是陈东生。陈东生其人，黄埔军校后期住过几天校，思想极反动，他一上任对四大队训话时就说过：我不怕共产党！要是让我知道谁是共产党，他的脑袋就准备搬家。第二是把四大队调出泰州，到兴化地区的老阁一带去，那里接近韩德勤的边防地区，意图切断我们和新四军挺纵的联系，同时可以随时在四大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付我们。
到老阁地区后，我们确实和党的联系中断了。听自泰州回来的人谈，泰州城内军队调动频繁，可能对新四军下手。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我们在部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开展了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工作。士兵们听说李长江要向新四军开枪，个个激愤，说如果要打新四军，我们就投新四军去。
1940年6月28日，天刚亮，西南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王澄过来告诉我，昨晚接到陈东生支队长命令，限四大队于今天中午前开回支队部所在地港口镇待命。经我们分析，这个命令和今晨的枪炮声有关。部队一早出发，中午稍过一点到达港口镇，刚安排好营地，支队长即派传令兵通知，中队长以上军官到支队部吃午饭。听传令兵说，还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王澄警惕地说，这恐怕不是群英会，而是鸿门宴吧！我们都把手枪子弹顶上了膛去赴宴。
席间，陈东生很殷勤，频频劝杯。酒过三巡，他突然诡秘地说：“告诉诸位一个不幸的消息，新四军不顾抗日大局，竟起兵攻打我们的塘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新四军以为我们好欺，量叶飞只不过千把人，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十多个支队，每人撒泡尿，也把他们淹死了！”席上一些仇视共产党，同陈东生臭气相投的人同声起哄，乌烟瘴气，但证实了二李的部队根据韩德勤的命令，在国民党顽军配合下，将从吴家桥转移到郭村的新四军挺纵包围并发动了进攻。为了不暴露党的意图和四大队的安全，我们忍住了没有反驳，只由王澄代表四大队官兵讲话，表示一贯拥护司令抗日，谁破坏抗日，谁打抗日的队伍，四大队坚决反对！
这天晚上，支队党总支书记朱群召集王澄、陶季臣、陈佐、范侠和我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大家觉得，当前四大队的处境，与其说是作预备队，倒不如说已做了阶下囚，早晚要对四大队下毒手。讨论决定派陈佐当夜设法去郭村向特委请示。会后，朱群自己去了泰州，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了解些情况。
29日上午，陈佐派人捎来一封信，说他和五大队四中队长汪察、政训员王旭（两人都是中共党员）一起在郭村外围的战壕里蹲了一夜，新四军挺纵反击时，战士冲到离战壕几十米处又撤回去了，所以不曾做得“俘虏”进郭村，待今天再找机会。原来指望当天带回特委的指示，看来不可能了。不知道朱群去泰州的情况如何。
前方已有二李部队的一部分伤员跑到港口来，其中也有我们二纵队六大队的，我们通过他们了解到整个二李部队都还没有攻进郭村去。颜秀五的部队已开到了最前线，参加了战斗，部队已有被新四军冲散的、俘虏去的，伤亡较大，有的伤员没人管，轻伤的就跑到港口来了。
陈东生借口防止伤病员违反军纪，命令各中队驻地实行戒严。在我们中队驻地营溪镇周围的几个保安中队，本不属五支队管辖，也岗哨密布，如临大敌；二中队长范侠告诉我，港口支队部的重机枪连已经全部进入阵地，枪口是对着营溪方向。很明显，陈东生已准备对四大队采取非常措施了。
29日中午，四大队的一个事务员从泰州急急火火赶来报告说，朱群和支队部政训室的一些政训员已被颜秀五扣押。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想把情况告诉王澄，正好他来了，我还没有开口，他却先递给我一张纸，上写：“奉颜司令谕，着调一中队长施佑宇即日率部赴泰州，加强城防。陈东生”。我对王澄说，颜秀五扣押朱群，调施佑宇一中队去泰州，充分暴露了他要向四大队下毒手的意图。这一处境已不容我们再等待陈佐带回特委的指示了，我们必须抢在颜秀五动手前举行暴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王澄同意我的看法，决定立即召开党的会议。正要分头通知，陶采臣急匆匆赶来说，一中队党员陈守峰报告，刚才看见几个保安中队的人从支队部出来，神色紧张，行动鬼祟，他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是策划对付四大队的一个信号。事态紧急，在分党总支的会议上我向大家说明了当前我们的处境，经向前方下来的伤病员了解，二李已经破坏了和新四军的统战关系，发动围攻郭村新四军，颜秀五已经带头上阵，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共摩擦战斗，因此，四大队有充分的理由脱离颜秀五的束缚，投奔真正抗日的新四军，这也完全符合党的指示。决心定了，为了使一中队100多个弟兄不再落到虎口去，我们决定，暴动的时间就在当天(29日) 晚上12点钟。特别口令定为“瞿犊”。
暴动，是一次生死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四大队而言，发起暴动，参加新四军，是全体官兵长久以来的愿望，不会有什么阻力，唯一担心的是一中队长施佑宇，这个人过去曾跟着打过土豪，分过浮财，后来当了土匪，参加过青帮，沾染了不少恶习。他很清楚，王澄和我跟四大队同生死共患难，士兵群众很信任，因此要想坐稳中队长的位置，不能不事事靠着我们一点。而我们为了团结他抗日，也做了不少争取工作，关系一般来说还是算好的。但是施佑宇知道去泰州是做纵队警卫连，颜秀五抛给他的这块肥肉，无疑地会使他垂涎三尺，要争取他参加暴动，还需下一番功夫。
四大队要暴动成功，绝非轻而易举。第一，四大队孤悬敌后，我们四大队中队以上的头头，随时可能被支队长扣起来，像昨天中午赴宴的例子，稍有不慎，就要打一场恶仗；泰州到港口仅 40 华里，即使暴动成功，颜秀五也会派部队跟踪追击。第二，如何把部队带进郭村呢? 新四军已被鲁苏皖游击指挥部和张星炳的保安旅重重包围，要进郭村，就会遭到敌人的层层拦截。这些都要做充分准备。
晚饭后，王澄以要对一中队去泰州前训话为名，要施佑宇带部队前来营溪镇集合。镇上只有一幢小楼，我们在外面布置了岗哨，准备规劝不成便把施暂时扣在楼上，部队由王澄直接指挥。事先我们布置好了一中队的党员所做的准备工作。经过工作，施佑宇还是识时务的，最后同意了。晚上9点钟左右，我们把大队部人员和一、三中队拉到运河沙滩上作动员，王澄和我都讲了话，表示了我们去参加新四军的决心，并要求大家做好必要时打进敌人包围圈进到郭村去的准备，也要施佑宇当众表示了态度。这次动员，实际是暴动前宣誓，大家群情激奋，自动举拳而没有出声呼口号。二中队因为在港口，由范侠、陶采臣两同志负责秘密动员。
晚上12点，按照原有分工，王澄大队长带一中队两个分队去抓支队长和警卫班，并解决支队部；范侠、陶采臣带二中队封锁泰州来路一条大河，并解决重机枪连；施佑宇率一中队三中队的各一个分队解决保安队、税警队；三中队另派一个分队去割断电话线，并封锁老阁来路的大河口以及泰州来路的另一条大河口，凡过往船只只许进不许出，封锁了一切对外联系；三中队留一个分队随我留守在营溪镇作为大队指挥所机动部队。
暴动开始了。王澄带着部队摸进支队部，先缴了警卫班的武器，旋即冲进支队长陈东生的卧室，陈闻声从床上坐起，正摸手枪，被我们缴了，见是王澄，知道大事不妙，假装惊讶地问：“王大队长，你开什么玩笑啊！”王澄答：“不是玩笑，只是先你一步罢了。”陈东生无可奈何地做了俘虏。
陶采臣、范侠带着二中队冲进重机枪连驻地，抓了一人问，原来重机枪都在村外的掩体里。急忙转到村外，打死了几个顽抗的敌人，很快缴了颜秀五赖以起家的两挺崭新的马克辛重机枪和两挺半旧的水机关枪。
两个分队在解决附近的保安队、税警队时，发生了较小的战斗，敌人很快缴械投降，做了俘虏。
暴动出乎意外的顺利，我军无一伤亡。支队部机关人员，本来就不满李长江打新四军，现在见四大队暴动，大都抱同情态度，其中有地下党员书记官蒋拔和医官杨慕陶带头，一声呼唤，都跟着跑了出来。支队部和四大队全体官兵，包括炊事员在内，无一动摇、畏缩的，表现了他们追求光明，坚决抗日的决心。
6月30日凌晨4时，暴动按原定计划胜利结束，部队一面作转移的准备，一面由我出面并组织人员向港口、营溪的群众作广泛的反摩擦战争的宣传工作，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向商店借用了一部分大米、鱼、肉、蔬菜等，装在船上备用，出具了部队的正式借条，注明以后由当地政府负责如数归还。
下午2时，我们全部乘船离开港口、营溪。为了使我们部队的行踪保密和迷惑敌人，在街头张贴标语：“反对内战！”“反对打抗日的新四军！”“打回启东老家去！”行军路线采取先朝北到董家潭，再折向西，天黑后在河边农村里休息烧晚饭。半路上遇见了陈佐，他乘一条小船，并收容了五大队的一部分逃散了的战士和一挺机枪，带来了特委和挺纵首长同意我们率部起义的指示（指示上规定我们的起义时间是6月30日晚，而我们提前了一天）。我们万分高兴，证明四大队的港口暴动完全符合党的意图。晚饭后，我们继续向西又折南，经罡门，部队上岸后直插郭村。
7月1日早晨，四大队和重机枪连、支队部官兵共500多人，抬着4挺重机枪，20几挺轻机枪，挑着一担担沉甸甸的子弹箱，在新四军苏皖支队三营长朱传保带一个连的接应下浩浩荡荡，迈着雄健的步伐，从郭村东北角敌人包围的一个缺口里进入还是硝烟弥漫的、流弹纷飞的郭村。郭村军民夹道热烈欢迎我们。有纵队首长在路边和我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在郭村小学的操场上集中休息时，纵队首长又专门来看望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7月1日，是我们党的生日。正是在1940年党的光辉节日，我们这些党员同志，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带领我们四大队和支队部、重机枪连的500多个同志，集体参加了光荣的新四军。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在革命道路上值得纪念和庆贺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