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光辉的战斗一生，为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这里所叙述的，仅仅是他对卫生工作关怀的一个侧面。他的形象犹如雪里青松，傲然挺立；他的崇高品质，在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一、茅山烽火 燃遍江南

    1938年初夏，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对新四军的指示，到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我为了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同志介绍、动员，改道去南昌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方新组建的新四军。参军后得到军首长信任，任命为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在新四军军首长关怀及军医处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成科室完备、规章制度健全的军队医院。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把这所医院誉为她在中国各战区看到的最好、最正规的伤兵医院。1939年3月周恩来副主席来视察医院、慰问伤病员后对我讲：“你们在战时，在山沟里能建成这样一个医院，很不容易啊！”

1939年6月，我第一次见陈毅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器宇轩昂，豪爽刚直，又非常平易近人。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前方部队医务工作任务非常重要，尤其是缺少懂得医学的领导干部。你这个外科医生，后方医院的院长，我们需要你，热烈欢迎你。”

    接着，他以商量的口气问我：“你愿意去前方工作吗？”

    我早就敬仰这位“兼资文武此全才”的陈司令员了。我说：“我服从组织的决定。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我愿意到前方去，愿意在您的领导下工作。”陈毅同志高兴地点点头。

    当年9月，我挑选小河口后方医院重要科室的年轻医务人员，带上医疗器械和药品，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新四军第一支队驻地。陈毅同志接见了我，他说：“你到江南敌后来工作，首先要认识所处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敌人来‘扫荡’，就要配合部队在前线抢救伤员争取战斗胜利；战斗间隙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治疗伤员，同时做好医务人员的休整，劳逸结合。现在在敌后战斗环境，多数伤病员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在群众掩护下治疗。所以，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给群众看病解难，群众是欢迎我们的。”

    陈毅同志并要求我们：要办好医学训练班，手术中多采用一师带多徒的办法，迅速为部队培养医药卫生干部，以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   

    陈毅同志与我做了较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我到第一支队以后怎样做好卫生工作，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做了详细的交代，使我深受教育。

二、“空城计”智斗顽军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加紧在华中制造摩擦事件。陈毅同志于1940年6月间率江南主力部队，准备渡江北上，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北上之前，陈毅同志在指挥部给我部署工作。他说：“江南指挥部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北上抗日。因为任务紧急，又要通过封锁线，还要打仗，军医处和医院暂留原地。我已电告冷欣（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挺进司令），要他保护伤员的安全。但国民党顽固派是不甘心的，你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    

    接受陈毅同志的指示以后，我和指导员宗瑛同志研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部队出发刚两天，陈毅同志带了几名警卫员，穿了便衣，骑马来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好吧，我真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们啊！”

    陈毅同志对我们说：“我回来有两个任务，一是来看看你们，等我们渡江北上，把那里的局面打开以后，就派人来接你们；二是部队一路上要打仗，需要医务人员，带几个同志走。”接着他说：“冷欣这个人，和我打过多年交道，他多少讲一点面子，公开的不敢把你们吃掉，很可能派几个人来赶你们走，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 

    刚讲到这里，放哨的战士跑来报告说：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开来了。陈毅同志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看，冷欣这个坏家伙，我们刚走两天，他就派人来了。你们不要紧张，要和他坚持说理斗争，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要他们枪口对外。”陈毅同志问宗瑛：“你们警卫人员有多少人？”宗瑛回答：“20多人，只有6支枪。”陈毅同志笑道：“我们今天只好唱‘空城计’了。”

    宗瑛同志按照陈毅的指示，派几个人在村子外面放哨，又在村子的树林里挂几件衣服迷惑敌人，她自己带了几个人去应付这帮家伙。国民党顽军的连长带了一连人进村后，就在村口和医院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宗瑛同志就和他们展开说理斗争，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打日寇而来搞摩擦。这帮家伙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把机关枪撤掉了。他们远远看见村里村外都是岗哨，以为被包围了，没敢驻下，悄悄溜走了。

    顽军走后，陈毅同志对大家说：“我们这出‘空城计’唱得不错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陈毅同志见顽军走远，便叫医院转移到茅山四县地区（句容、镇江、金坛、丹阳一带）去，把伤病员分散到群众家里，医务人员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治疗伤员，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就绪后，陈毅同志带着几名医务人员和警卫员赶回部队。

三、红旗十月满天飞

   1940年7月中旬，陈毅、粟裕同志电告陈丕显同志，要他带我以及几名医务干部和朱毅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渡江到苏北，医院留在茅山地区，由宗瑛和唐求同志负责。在陈丕显同志带领下，我们化装穿上便衣，携带部分手术器械，穿过沪宁铁路线，渡过长江封锁线，到达苏北泰州汤头镇。陈毅同志很高兴地接见了我们。他说：“我们的大夫和财神来了，你们做好准备工作。马上要打仗了，向黄桥挺进，建立苏北指挥中心。”

    苏北，以前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韩德勤盘踞的地方，他作恶多端，老百姓说，韩德勤有三套本领：一是溜，日本鬼子来了，他一枪不发，溜之大吉；二是刮地皮，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抓壮丁；三是反共，不但自己搞摩擦，还引诱鬼子打新四军。苏北老百姓编了支民歌骂他：“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里白养几万兵呀，只会欺侮老百姓。”

1940年10月，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苏北部队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决战”。黄桥决战之前，陈毅同志给部队作战前动员时说：“同志们！现在有崔大夫给我们做战场救治，你们勇敢地冲吧！”在黄桥战役中，我军医处指挥所和前线手术室距战场只有十华里，陈毅同志始终及时给以指示，并派警卫人员保卫，使得我们前线手术室可以为危重伤员实施手术，对伤病员的救治及时有效，黄桥战役我们共救治了近千名伤病员。以此可见陈毅同志对卫生工作视为部队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黄桥战斗刚结束，陈毅同志就到医院慰问伤员。黄桥战役中，除我军伤员外，俘虏伤员很多，医护人员不足，陈毅同志立即给皖南新四军军部打电话，请军部派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器械来苏北；又指示政治部，派干部和服务团的同志到医院，慰问伤员，照顾伤员的生活。陈毅同志并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军医做好争取工作，使他们到革命队伍里来为伤病员服务。同时，要把俘虏伤员的治疗工作做好。我们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关心俘虏伤员的治疗和生活管理，他们很感动，有的伤愈后要求参加新四军，有的表示，治好伤回家去，再也不为国民党卖命打新四军了。有些俘虏军医，不久也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

这次战役，争取了中间势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只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韩德勤残部1000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

10月10日，我苏北部队的前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白驹镇以北的刘庄桥头。11月7日，刘少奇、黄克诚等同志来到海安。陈毅同志率苏北指挥部的同志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黄桥决战胜利后实现了。陈毅同志慷慨赋诗《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1940年11月7日）：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四、立将莫邪斩苍龙

    1941年1月，蒋介石采取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国民党这一反共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代理新四军军长。1月23日，陈毅同志在苏北盐城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上,发出了“血债千重又万重，立将莫邪斩苍龙”（1941年1月书“皖南事变书愤”一诗）的誓言，表达了全军指战员和华中抗日军民的共同心声！

    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所属部队成立了七个师，活跃在大江南北，东临上海附近，西至大别山区，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陈毅和刘少奇同志即指示组建新四军卫生部，并在各师、旅和军分区，也都建立了卫生部（所），相继开展部队卫生工作。根据陈毅、刘少奇同志指示，于1941年1月29日在盐城成立了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副部长崔义田和戴济民，医务主任齐仲桓。同时着手组建七个师及所属各旅、军分区的卫生部（所）、医院和卫生干部培训机构。各级卫生机构组建就绪后，陈毅同志指示：各级卫生部门要大力培训卫生技术干部。我们即开办了卫生学校和医务、化验、药剂等医药卫生干部培训班，进一步充实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当时,新军部设在苏北盐城，那里又是新开辟的根据地，物质条件艰苦，尤其缺少高级医务人才。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陈毅和刘少奇同志派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同志，去上海等地动员高级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动员来了国际友人奥地利著名泌尿科和妇科专家罗生特，以及国内一些著名的医药专家。为创办军医学校增强了师资队伍。陈毅同志对卫生医药人才的重视，使新四军的卫生、医药、医学教育等得到加速发展。

五、热情关怀 亲切教诲

    我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工作后，在陈毅同志亲切关怀与直接教诲下，于1940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同时，沈其震、罗生特、沈霁春等医学家，也都在陈毅同志的关怀教育下，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夏季，日寇推行“三光政策”，陈毅同志鼓励我们要在困难中坚持斗争，要看到光明，要和人民同甘共苦。我们牢记陈毅同志的教导，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在八年抗日斗争中，较好地完成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任务。

    陈毅同志对培训医务干部非常关心。新四军卫生学校准备于1941年7月22日举行开学典礼，原计划请陈毅同志参加，当时正遇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盐城形势非常紧张，我们以为陈军长要指挥部队作战，不能来参加卫生学校开学典礼了。可是，开学的那一天，陈毅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对我说：“首长让你立刻到军部来，按原计划去卫生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我放下电话，骑马到军部，见了陈毅同志便问：“军长，敌人正向盐城‘扫荡’，您能去卫校讲话吗？”陈毅同志笑容可掬地说：“崔大夫，我们一面要打仗，一面也要工作啊！”听了军长的话，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想，敌人分几路对我军部驻地进行“扫荡”，军长肩负指挥作战的重任，在战斗前的间隙，还不辞劳苦去卫校讲话，真心关心我们啊！

    我陪陈毅同志到了卫校宿营地，他神态从容，谈笑风生，给卫校学员作了报告。他分析了日寇“扫荡”的形势，要求学员在战争中坚持学习，学好医学基本技术，不要卑薄技术工作，毕业后到工作岗位，要做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陈毅同志还挥毫为卫校题了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给了全军医药卫生人员很大教育，也是建设我军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座右铭。

1942年3月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陪同护送人员名单中有我，延安是我向往的地方。3月17日陈毅同志亲自来卫生部找我谈话，决定我不去延安了，并讲军部首长一致要求我留在新四军。陈毅同志讲：1939年我邀请你来一支队，这次我需要你留在新四军。我是陈毅同志亲手培养的战斗部队卫生领导干部，他的要求我必须执行，我深知留在新四军战争环境更严酷，生活条件更艰苦，工作更艰难，但是有陈毅同志以及其他军首长的信任和指导，我一定做好新四军的卫生工作。

陈毅同志对知识分子非常信任，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如江上峰同志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任命他为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学校校长。这所军医学校创建于1945年初，1947年初改成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到1950年底改成山东医学院（现山东医科大学）。在当时困难条件下，陈毅同志对这些医学专家生活上给予照顾，安排他们吃小灶，发给技术津贴，并且把江上峰、沈霁春、苏醒、方春望等同志的家属和孩子接到解放区，使他们感到组织上的关心和温暖。在解放战争时期，敌人向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陈毅同志为保护医学家的安全，派人把他们和家属、孩子送到大连，让教授们编写讲义和为《医务生活》杂志写稿。我军解放济南后，又把他们接回济南，继续搞教学工作。在陈毅同志关怀下，我军医学教育发展很快，到解放战争结束时，华东部队已有医药卫生技术人员4万余人，其中99%是部队自力更生培养出来的，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部队卫生建设作出了贡献。

    陈毅同志对罗生特同志非常尊敬，赞扬他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政治上对他热情帮助，并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特别党员）。罗生特同志到新四军工作后，不辞劳苦，用自己精湛的医疗技术，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受到伤病员的爱戴。   

    罗生特同志刚到军部时陈毅同志指派我带领他，携带医疗机械，骑着陈毅同志送给他的大洋马，越过封锁线，经淮海区去二师为指战员看病；或乘小木船，迎着风浪，穿过洪泽湖，到四师去为伤病员治疗。他还常给医务人员讲课，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当时，生活很艰苦，有时得到一点咖啡，陈毅同志马上派人给罗生特送去。1943年秋天，一一五师罗荣桓同志在山东患肾脏病，陈毅同志要求卫生部特地派罗生特同志和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部长黄农等同志，带了医生、翻译和化验员，去为罗荣桓同志治病。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罗生特转战山东、东北，先后担任一一五师卫生部顾问、东北抗日联军总部医学顾问和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1949年秋天，我们又在上海见面，陈毅同志盛情邀请他参加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盛会。之后罗生特回到了他的祖国奥地利，不久因患心脏病逝世。罗生特同志在战争艰苦岁月里，同我们战斗、生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永远怀念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

六、配合战役 保证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仍然十分关心我军的卫生工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46年8月泗县战役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战斗无法按原计划进行，部队另有任务而转移了。这时，我们医院与前方指挥部失去联系。由于洪水，又缺乏民工转运伤员，我们就组织医务人员自己抬担架，医疗队长李蓝丁同志在这次涉水抬伤员中折断了肋骨。正当我们处于危急环境时，陈毅同志派了作战科科长带了一个连和数名民工找到了我们。他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陈司令员非常关心你们，派人找了你们很久……陈司令员叫我带一个连找你们，保护医院和伤员转移。民工也来了。”我们都很感动，立即行动，转移到陈毅同志指定的地点去。

    解放战争初期，陈毅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你们卫生工作也要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完成战伤救护和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这是保证每个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在全军卫生系统进行了形势教育，在组织上也进行了调整:建立了野战军各级收容所、伤员转运站、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和荣军队等一整套现代化部队医疗的体制和工作制度。在医务技术上，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先进的战伤技术经验，举办了训练班和专科班，培训了医务干部，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院的痊愈率、降低残废率和减低死亡率。

    同时，在药品、器械、物资供应等方面，也做了充分准备。陈毅同志非常重视解放战争的医药供应。1946年初，他派宫乃泉同志带了他给罗荣桓同志的亲笔信到东北去，罗荣桓同志无私地把解放东北时缴获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制药厂的设备支援了华东野战军。陈毅同志指示，在罗荣桓同志支援的制药厂设备的基础上，在山东淄博兴建新华制药厂、医疗器械制造厂，生产药品和器械。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所需的医疗手术器械和药品，大部分是这个厂生产的。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攻。部队分前方与后方，前方成立华东野战军，后方成立华东军区。陈毅同志指示我们：卫生部也要分前方与后方两个部分。我们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重新调整了卫生机构：华东野战军成立前方卫生部，由我和李振湘同志负责，设野战医院，随野战军行动。华东军区成立后方卫生部，由我和戴济民、宫乃泉、齐仲桓、白备伍同志负责，并设两个总医院，再下设六个医院。我随陈毅同志在华东野战军前委，带一个精干的医疗队 ，哪个野战医院有重伤抢救任务，医疗队立即赶到那里去抢救和做手术治疗。在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之间，设转运总站，下设几个分站，配合各个战役，负责收容、抢救、转运、治疗伤员的任务。

    1948年，陈毅同志指示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全局观念，派卫生部负责干部和医务人员去支援刘邓大军。”华东局决定派齐仲桓副部长、林之翰院长等，带了一个医院的全体医务干部去中原军区，配合完成渡江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医疗卫生工作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推起木轮小车，跟上部队，运送粮食；并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陈毅同志高度颂扬了人民群众在支援解放战争中的作用，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他并指示卫生部门：要保证民工的安全，不要让民工到火线去抢救伤员，他们自动要去，也只能让他们到团的救护所去转运伤员。后来，陈毅同志赋诗《记淮海前线见闻》（1948年冬），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功绩。

    在华东局和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共收治伤员31万多人，治愈归队21万余人，治愈的人数占伤员总数的66%。这些伤员治愈归队后重返前线，保证了部队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通过解放战争的战火锤炼，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训练了大批卫生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如前线有战地抢救女英雄李蓝丁和蒋南屏；后方有多次立功的特等模范医务工作者高明和模范医务工作者何永福。广大医务人员在解放战争中，奋不顾身，完成前线抢救和医疗工作任务，不少医务人员立了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医务人员有3161人负伤，676人光荣牺牲。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七、百万雄师过大江

   淮海战役胜利后，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在解放南京、上海之前，陈毅同志及时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党中央对接管城市工作的指示，和总前委“关于准备进入上海的工作的指示”，以便解放上海后，做好卫生系统的接管工作。陈毅同志并指示我们：“你们除了做好第三野战军的卫生工作外，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保障生产方面来。”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午夜，接管了国民党盘踞22年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陈毅同志于5月23日夜发出向上海总攻命令，经过三天激战，于5月27日凌晨全部歼灭上海之敌，解放了这座一百多年来被帝国主义作为侵略中国桥头堡的大城市——上海。我们医务人员跟随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进入上海。

    进入上海后，陈毅同志指示我们：要迅速与地下党在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依靠他们，和他们密切配合，做好城市医疗机构的接管工作。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这些指示，首先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同志联系，他召集我和陈行庚同志与上海地下党卫生系统负责人王希孟、吴涤苍等同志开了座谈会，介绍了情况。当时，上海医疗卫生系统已有党员80多人，他们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如组织了救护队、收容伤员的医院，组织群众保护医院、医学院校等。可是，一到上海，陈毅同志立即命令：伤员一律由野战医院收容，不准去地方医院，以免影响老百姓看病。陈毅同志处处关心人民群众，严格要求军队遵守群众纪律。  

    我们到上海，依靠地下党的同志，遵照陈毅同志“要把上海变为清洁的城市”的指示，在动员清洁工人做好清扫工作的同时，发动群众，大搞环境卫生，改善城市卫生面貌。

八、到疫区去“送瘟神”

    解放初期，华东地区流行着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血吸虫病。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郊区的水网地区，血吸虫病的感染率很高。陈毅同志指示我们：“上海郊区的血吸虫病要积极防治。同时要逐步开展华东地区的防治工作。要组织医疗队到疫区去，把病人治好。”他还亲自为《华东血吸虫病防治手册》题词。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组织医药卫生人员，为渡江感染血吸虫病的解放军战士以及上海郊区农民治疗。我带医疗队赴江苏高邮湖畔的血吸虫病重疫区防治血吸虫病。新民乡为高邮湖畔的水乡，河流交织，沟渠密布，传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到处孽生繁殖，血吸虫病蔓延，许多村庄被毁灭，真是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的悲惨景象。我们经过调查，一方面对新民乡的血吸虫病患者进行了治疗；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管理水源、粪便，消灭钉螺，以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以后，我们又组织医务人员，在上海郊区和华东地区逐步开展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当时，江苏北部和山东省流行黑热病，两省患者有90多万人。陈毅同志非常关心老解放区人民的健康，指示我们“派医疗队到苏北、山东去，防治黑热病。”我们组织医疗队到苏北、山东，治愈了大批病人，并发动群众，消灭传播媒介——白蛉子，基本控制了黑热病的传播与流行，并在山东泰安建立了黑热病防治研究所，担负经常性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任务。

    回忆陈毅同志对老解放区人民疾苦的关怀，使我想起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那是1942年冬，日寇和伪军对我盐阜区侉周新四军军部“扫荡”加剧，陈毅同志考虑到斗争的需要，决定将军部转移到安徽淮南的黄花塘。从侉周到黄花塘，要经过敌、伪、顽重重封锁线，可能发生战斗，因此军部命令各部门做好战斗准备，轻装前进。陈毅同志首先以身作则，把他唯一的刚一岁的孩子小侉（即陈昊苏）寄养在盐阜区老乡家里。当时我想提出：请为首长挑文件箱的挑夫，挑一副箩筐，一头放文件，一头放孩子，就可以把孩子带走了。可是，我知道首长的脾气，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绝不会同意，没敢提这个建议。我们到黄花塘半年后，我向陈毅建议：“现在形势稳定了，派人把小侉接回来吧。”这时他才同意。刚把小侉接回来时，他面黄肌瘦，肚子鼓得高高的，我给他检查，肝脏和脾脏都肿大数指，腹部已经有腹水，他患了比较严重的黑热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才痊愈。陈军长对自己孩子患了这样严重的黑热病，当时并不介意；而对老区人民患黑热病却如此关怀。陈毅同志爱护人民胜过自己孩子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后来，我们又在江苏无锡建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在陈毅同志的关怀和领导下，组织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积极开展了黑热病和血吸虫病的防治科学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专业防治人员，在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方面做出了成绩。

    陈毅同志是我的好首长和良师，他对我的教诲，给予我的力量，使我终身难忘。

                    军部分会崔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