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我和乔信明同志结婚后，就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在我的家乡江阴县这个抗日斗争既蓬蓬勃勃又危机四伏的地区，我实在难以坚持工作了。我正苦闷时，有天，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的谭震林同志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华中局党校成立了，组织决定让你去学习，读读书，把理论水平提提高。那里也比这里安定些。”我大喜过望，组织考虑得真周到。谭震林同志说着，就拿起笔来给兼任党校校长的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决定我与以顾复生同志为团长的江南参观团一道北上去盐城。一路上，每天几十里，我强忍着怀孕带来的不适，坚持和参观团的同志们一起走，没有告诉他们我已怀孕，以免他们为我操心。

渡江北上路经叶飞司令的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驻地时，方知信明已先我而去了党校。我到党校时，信明高兴极了！知道我已怀孕，就更高兴了。他说：“真是想不到啊，你也来了。”“你怎么也来了呢？”“陈军长因我身体不好，要我到这里边休养边学习的。”“军长怎么知道你身体不好的呀？”他神气地说：“打曹甸时他就发现了。曹甸战斗时间长，仗打得激烈又艰苦。我几天几晚没睡觉，两眼熬得通红，喉咙也嘶哑得说不出话来。军长和叶司令到前线来，一见到我这个情况，他立即和叶司令讲：‘你看把个有名的乔胖子熬成个瘦猴子了！快把他撤下去，送后方休养。’叶司令当即同意了。陈军长就叫警卫员把我带到他坐的小火轮上，送东台后方。讨伐李长江战役胜利后，不知怎么搞的，两条腿又不听话了。行军时连马都不能骑，骑上马，走不了多少路，腿就肿，还痒得你受不了，不得不休息。旅部、师部向军部报告后，军长就要我到党校来边学习边休养 。”

我们陶醉在组织的爱抚里，陶醉在党的杰出领导人陈毅和谭震林两位首长的关怀里。

                     1940年4月苏中军区成立大会。前右三为乔信明。此会后，乔信明到华中党校学习兼休养

信明向我介绍了党校情况。他说，这次来学习的女同志也不少，军长的爱人张茜同志也来了，你可能和她编在一个队。

说着从怀里掏出了张茜同志送他的一张三个女同志在一起拍的照片，指着右下方的一个女同志说：“这就是张茜，才十八岁，演戏演得可好哩！”我问：“你怎么认识她的？”信明说：“我在皖南军部时就认识她了。那时她在服务团，我在教导队。服务团的男同志少，每到演戏时，就缺少扮演新四军或日本鬼子的演员，就到教导队来拉我们去顶数。我们也只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了。”“她也住在党校？”“当然了！军长要求是很严格的啊！”

开学了，我真的和张茜同志编在一个队，党校二队。她和大家一起睡在水泥地的稻草铺上，每天吃着黄灰色的夹沙馒头，喝那灰灰的大麦糁子粥。这些对刚从鱼米之乡来到这里的我成了一大难题。每天到吃饭的时候就发愁，我时常用吃药的办法，来吞咽下那些难吃的饭食。而张茜同志和陈军长的家就在党校附近，她完全可以回家吃小灶，吃得好一点，但她却不这样做，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

陈军长这时才4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常常才气横溢地给我们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有很多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段话却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因为当时有些人对一些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女同志却能和老同志一起进党校和抗大学习不理解，所以大概在开学不久，军长在作报告时就顺便对此做了解释：“这次调你们来学习，调男同志，也调女同志，调丈夫，还调老婆。丈夫学习提高，老婆也要学习提高。丈夫老婆最容易互相影响，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丈夫提高了，老婆不提高，就会拖后腿。”军长针对黄桥决战后干部陆续结婚的情况，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同时调一些女同志来学习，也便于那些因战争错过了解决个人问题时机的老干部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能找到这些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水平的女同志，更有利于干部的进步、部队的建设。信明就曾说，陈军长很关心干部找对象的问题。有的同志老婆找得不好，他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认为这不是家庭小事。

信明又说，军长工作很严肃，可打完仗，就爱和我们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一顿，说说笑笑，讲些趣闻轶事。可是你有错误，就得准备挨批，有的人把陈军长的批评叫做“骂”，所以不少人又怕陈军长骂人。

“你挨过批吗？”我好奇地问。“怎么没有？除非我不犯错误。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我是个人，我就会犯错误！”信明说。“你不怕丑，犯错误还有理由呢！”我笑他，又急着问：“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挨批了？”“我们团东进东路地区以来，从茅山打到上海虹桥机场，缴获了多少好武器呀。尤其是轻机枪，崭新刷亮。我们几个团干部真是爱不释手！在‘江抗’撤到江阴西石桥时，军长就对我们说：‘听说你们缴了很多武器啊，拿出来，我给你们照个相。’我们这些土包子一听说照相开洋荤，就把我们缴到的武器包括那些漂亮的轻机枪都拿出来，排得整整齐齐的，让军长照相。

军长一看就乐开了，表扬我们东进成绩很大。我们正被表扬得晕晕糊糊时，调武器的命令下来了。原来军长从全局考虑，要把我们的武器调一批给兄弟部队。几次一调，我们就有些舍不得了。

                    时任挺进纵队一团二营营长的廖政国

勇敢又聪明的廖政国同志早就把机枪的结构弄得清清楚楚。因为怕军长再调，他就把一些轻机枪拆了装在麻袋里，让一个炊事员看着这些麻袋。有天紧急集合，被发现了。军长来火了，把几个纵队负责人和我们两个团领导叫到一起批开了。问题出在我们团里，当团长的我和团政委刘先胜自然是重点批评对象，绝对躲不过去。我只好提心吊胆地去参加会议，准备挨军长的骂了。他先批评刘先胜同志。

刘先胜不知道这件事，军长气得拍桌子批他。他不服，也拍着桌子说：‘这事我根本不知道！’军长一看批错了对象，就立即指着我说：‘乔信明，这事你要负责，你这是严重的本位主义！’‘本位主义’，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什么叫本位主义。我只觉得把枪支打埋伏，这样做不好。我说：‘这事我是知道的。这几挺机枪实在太讨人喜欢了，怕调出去。’军长说：‘这就是本位主义嘛！只顾本单位，不从全局出发。’‘对！我就是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军长看我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提高了对本位主义的认识，就笑着说：‘以后不能再犯了！’军长也知道哪个打仗的人不喜爱武器呢！”

这个故事我后来曾多次听信明讲过，他和刘先胜同志等几个老战友经常一起甜滋滋地回忆这个挨军长骂的故事。他们常说，军长就是这样直心直肠的人，既严肃又爱抚地培养教育我们这些土包子。受了军长的批评就像吃橄榄，先苦后甜，心情舒畅，甚至还觉得是一种光荣。

半年后，我们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习。我们除了学习提高外，信明把身体养好了，能走路能骑马了。我也在党校把孩子生下来了。

1942年初我和信明回到了一师师部，等待分配工作。领导为了照顾信明的身体，粟裕师长和钟期光主任决定他到苏中二分区当副司令。为对付鬼子频繁的扫荡，打仗成了家常便饭，信明刚在党校养好的身体又垮了。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为了工作需要，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2年6月的一天，正好有情况，侦察员不断地来汇报刚发现的敌情，他一直未能休息，极度的疲劳和紧张引发了埋藏已久的病患。半夜里，他外出解手时，突然倒在地上，两腿完全失去知觉，站不起来了。第二天分区把他的情况向师部汇报，师部又向军长汇报，军长回电：立即送军部治疗。经过半个月的跋涉，我们才将信明抬到了住在盐阜区的新四军军部卫生部。

我们刚到军部卫生部为我们安排的房子，信明还未从担架上下来，军长就来看我们了。信明坐在担架上，看着军长走过来，止不住热泪直流，好像孩子见到母亲那样。他抽噎着说不出话来，泪眼望着军长，指着那不听话的双腿，恨那不争气的身体。军长难过又爱抚地安慰他说：“情况我都知道了。到军部来，住在卫生部好好治疗和休养。”他指着陪他同来的卫生部长崔义田同志说：“卫生部长在这里，你就不用愁了，他会尽量给你治疗的。”崔部长接着说：“到卫生部了，条件比前方好，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你治疗的。”信明擦干了眼泪问：“大概要住多少时候，任务那么多，真急人哪！”军长说：“既来之，则安之。前方的事你就不要考虑了！你的任务就是安心休养，服从治疗。”崔部长也开玩笑地说：“对！对！你在这儿，就得一切听我的。”这时军长又对站在担架边的我说：“乔信明治病用钱，没有限制，只要需要，就用好了。我已告诉宋部长了（指供给部长宋裕和），经济问题由他负责，没有钱用，你就直接跟他要！”军长这样的决定和细致的安排使我和信明除了感激外，还有什么可说呢！军长的关怀使信明更加激动，他含着泪向军长摆摆手，哽咽着说：“天太热，快回去吧！”军长看信明难受，不忍即去。他从阿姨手里把孩子抱过来说：“这是你的孩子吗？长得多漂亮，将来一定是个漂亮姑娘！”经军长这么一夸，信明的注意力也就到了孩子身上，他也细看着孩子的大眼睛和两个逗人的小酒窝，笑了起来。军长看信明的心情好了一点，才把孩子交给阿姨。并对信明说：“你好好休养吧，我要走了。”又对我说：“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军部离这里十二里地，骑马很快就到了。”我只应了一个“好”字，就说不出话来了。默默地跟着军长往外走，送他到大路上，看着身材雄伟的他骑上马淹没在青纱帐里。然后才回味着军长的关怀，想着我应该如何尽一切可能来减少军长的烦恼，来报答军长。

我们在卫生部住下后，军长除了不断从崔部长那里了解情况外，还经常亲自来看信明。可是信明的两条腿真是不争气，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从麻木转变为剧烈的疼痛，疼得24小时在床上打滚喊叫，没有一刻喘息的时间，只有打了止痛针才能休息一会儿。药性一过，就又疼痛起来。据说这是神经痛，比一般的疼痛更加厉害，疼得你吃不消。信明就这样整天翻滚着，喊叫着。孩子又因在来军部的路上吃了不干净的大饼油条，拉肚子，躺在一张用绳子结成的小床上。一家三口，两个病号。军长的心情更沉重了。

面对根据地这样简陋的条件，有什么办法呢？他把别人千里迢迢送给他的东西亲自送来给信明吃。有次，他捧了一大罐美国奶粉交给我，要我好好调给信明吃。说这是香港带来的五磅重的大罐奶粉，从香港带到偏僻的阜宁乡下小村子，凝聚了多少同志的心血呀！这心血是他们献给敬爱的陈军长的，可是军长又把它送给了信明。信明抚摸着疼痛的双腿，恨铁不成钢。他十分感激地说：“军长，你留着自己吃吧！”“不，你吃，吃好一点，快点好起来。”军长坚决地说。“给小侉子（军长的孩子昊苏的乳名）吃吧。”我说。“孩子不需要吃这样好的东西。”军长说完就走了。隔了没多久，军长又来到信明的病床边，手里捧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乳黄色小西瓜一样大的圆圆的东西。军长对我说：“这是奶酪，营养很好。可把馒头片烤烤，代替面包，把奶酪涂在上面夹起来吃。我感激地说：“军长，信明不吃这东西，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军长说：“我身体好好的，吃这些贵重的东西干什么，这是不容易搞来的，它慰问病号正合适！”我不能再说什么，只好收下。后来信明也舍不得一个人吃，就和正在军部卫生部休养的刘飞同志等一道分享，分享军长的关怀。

信明的病在军部一直不见好转。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就说，为什么不把他送到上海去治疗？军长听到这个反映，在党校做报告时说：“到上海容易吗？你有办法，我这个军长给你当！首先，这里离上海几百里，一路上敌伪顽密布，还有地痞流氓，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坏人，到上海就不容易。其次，敌人对上海控制很严，一般证件还进不去。进去了，要住得下来，还要看病，这里面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解决。上海虽有地下党，但他们毕竟是在地下，与我们这里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危险中。这些问题不考虑周到，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些你们考虑了没有？”他又说：“现在乔信明的确很痛苦，你们大家有空多去看看他，这倒是缓解他的痛苦的好办法。”

军长这么一讲，每个星期天我们这里就热闹起来了。同志们从党校、从抗大，顶着炎炎的烈日，汗淋淋地跑几十里路来看望信明。

陶勇司令还带来了从南通敌占区搞来的老刀牌香烟一条。在物质条件极差的盐阜区，抽一支老刀牌香烟是多高级的待遇啊！好多同志连烟叶子都抽不起，他们只能把草晒干用纸卷起来过过瘾。我也每到星期天就用从苏中带来的营养费买点米和菜给来看他的同志们改善一下伙食。他们一来，说个笑话，谈点消息，信明就高兴得仿佛减轻了疼痛，心里充满了对军长对组织对同志们的感激之情。

                                                谭震林

1942年10月，谭震林同志从江南调到军部来当政治部主任，便来看老乔，同时对我说：“我明天做报告，讲我们江南的工作总结。你能不能来听一听？要是你能来的话，我就叫卫生部发一张票给你。”我说：“我去，我去，我一定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军部去听他的报告了。会后，他请我和顾复生同志到他那里吃中饭。饭后，他先削了一只梨子给顾复生，然后又削了一个梨子，切开，他和我一人一半，说：“分梨，分离。”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是暗示华中局已决定要我陪老乔去上海看病。他不便透露，就用这个比喻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这之后，有一天，军长和曾山同志来到我们住的村子，派人把我一个人叫到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小屋里只坐着军长和曾山同志两人。我一到，送我来的同志就走了。两位首长脸上没有笑容，气氛有点严肃。军长郑重地对我说：“华中局已决定送乔信明到上海去治病。”我想我和老乔从来没提过这个要求呀，连想也没想过。组织上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了呢？我正想着，只见军长倏地一下站了起来，曾山同志也站了起来，更加严肃地说：“我代表军队，曾山同志代表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我？”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交给你去完成！”军长严肃地注视着我。在军长和组织如此信任、如此严肃的态度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作为新四军的一名战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像我往常接受艰险任务一样，唯一想到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刀山火海我要上，赴汤蹈火我也要去！我只能说一个字：“好！好！好！”来回答军长眼睛里的问号。

但信明不能走路，虽然这时瘦得只有40斤，我一个人就能托起来，可是从吃饭睡觉到大小便都要别人帮忙。还日夜疼痛，需要打针吃药，更不用说去看病这些事了。再则，到上海后，怎么落脚看病呢？虽然我家离上海不远，我还从来没有去过上海。我也有些亲戚和同学在上海，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特别是他们都知道我参加了“江抗”，如果找他们帮忙，还要防止他们不注意泄露出去，因为我是江阴地区敌伪顽暗杀的对象。这些具体问题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能不能让我带个警卫员？”我不自觉地向军长提了出来，军长的脸一下子挂了下来，问我：“你能保证吗？”“这……”我没有想到这方面问题，也没有把握。军长看我答不出来，一改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忽然笑着说：“我看还是你辛苦一点吧，谭震林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你是我们华中局讨论决定的。”说到这里，他望着曾山同志，曾山同志会意地接着说：“一个人是辛苦点，但安全些嘛，一切服从安全，只好让你辛苦些了。”接着曾山同志又讲：“到了上海，一切要你自己想办法。等你安全到达上海后，写信给我们，我再告诉上海党去找你们。送你们去上海的关系，陈军长已为你们找好了，是这里的一个大商人。但他只负责把你们送到上海，到上海后的问题要你们自己解决。其他一些具体问题，都由华中局谭秘书谭伟来帮你办理。”“军部困难，先给你带4000块钱去。”军长插上来说。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放在卫生部，崔部长会照顾好的。你放心好了，有我的就有你的！”军长如此细心地考虑和安排好了一切问题，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要向军长提出来了。当时军长的儿子也在卫生部，我们的孩子就和军长的孩子一起吃为一个波兰籍的医生养的羊的奶，以增加一些营养。

这时，我最担心的是路上和到上海后的安全问题。我天真地对军长说：“钱我是会节约着用的，孩子我也放心，苦我也不怕，就怕出问题。当然，需要我牺牲的时候，我也会牺牲自己的，但也希望组织上尽量能来营救我们！”军长听后，沉思了一会，就对我说：“如果你在苏北出问题，那里我们敌伪军工作基础好，知道你是新四军，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你的。到了江南就难说了！”“这当然。”我马上就发现自己的要求有点过头了。急忙对军长说：“你放心，我主要怕回不来。因为我太爱这里了！”“爱这里，你就是一个有革命志气的人，你就一定能回来，只有怕苦畏难的人才有可能回不来。好，祝你成功！”军长笑着紧握着我的手说。曾山同志也紧握我的手道别。“请你们放心！”我含着热泪向军长和曾山同志表态。

接受任务时，我最感苦恼的是安全问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党和同志们啊！如何能保证绝对安全是主要问题。到上海后找谁帮忙能绝对安全呢？找家乡的江阴人吧，大家都知道我参加了新四军，如果他们不小心把我在上海的消息传到江阴去，就可能传到敌人的耳朵里去。所以我不能找家乡人帮忙。我苦苦思索到上海找谁来帮助解决住宿和看病的问题。

突然我想到顾复生同志。他和爱人潘世清当时正好在党校学习。我豁然开朗，顾复生同志是个绝对可靠的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当时他是澄锡虞地区专员，又是上海附近的青浦抗日队伍的负责人。他在上海一定有关系，而青浦的人都不了解我参加新四军的情况。我立刻把顾复生同志请到家里来和他商量，他满口答应。正好不久前他爱人生孩子没有钱，我和老乔借给他过一百块钱。于是他就给在上海开店的亲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他还我们一百块钱，以此为借口，和他在上海的亲戚联系，请他们帮忙解决我们在上海的住宿和看病问题。这样我才定下心来解决去上海的其它问题。

临走时，曾山同志和刘炎同志代表军长来送我们，看我们还有什么具体问题要解决。刘炎政委说，如果钱不够用，就去找叶飞。

我们到上海不久，敌人“扫荡”苏北，军部转移到淮南，我们和陈军长、曾山同志失去了联系。我写信给他们，他们收不到。陈军长非常着急，打电报给粟裕、陈丕显同志，要他们派人到上海去寻找。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能找到我们。最后，因钱已用完，我只好把老乔安排好，找了关系，一个人冒险去根据地找组织。好不容易找到江高宝地区的高邮县，一分区司令部正在这里流动。分区领导刘先胜和刘飞都是熟人，陈丕显同志也正在这里。他说：“啊呀，我们正在找你们呢，陈军长急死了，已来了好几封电报，粟司令也多次派人到上海去找。从敌人那方面找，没找到。从地下党那方面找，也没找到。你们到哪里去了？把我们都急死了！”我说：“我是用顾复生同志的关系在上海落脚看病的，你们到哪里去找得到呢。”好在有惊无险，我们和党组织又联系上了。因钞票贬值，拿来的钱又很快用完了。我要求陈丕显同志让我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便于就地解决困难。陈丕显同志说：“他们屁股后面都有尾巴，你们这样就很好。”我只好又到根据地去了几趟，取生活和看病的经费。

1943年7月，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从上海回到了根据地，在一分区等待组织安排。没想到军长再次要信明到军部休养，他不怕背上信明这个既不能工作、行动还要坐担架的沉重包袱。我们到黄花塘军部的那天上午，刚巧军长做形势报告，我就去听了。休息十分钟时，军长就过来和我握手，并说：“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没有钱，你买霉米煮稀饭，你穿夹旗袍过冬。你们是所有到上海治病用钱最少的。”

对此，军长一直牢记不忘。1953年军长和张爱萍同志到苏州东湖去看地形。因身体不好，我随邱大姐、李又兰、凌奔四个女同志出去走走，休息休息。我们正在镇江旅游时，她们接到电话，叫我们从镇江上火车。一上火车，就遇到陈军长。他看见我，就站起来和我握手，还对我说：“你太苦了，应该出来走一走。”当时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军长对我的了解，激动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

1943年11月，军长要离开军部了，他一个人徒步走了三里路，来和我们告别。在打谷场，他碰到抱着我们的孩子的阿姨，就把孩子抱过来。一进门他就对我说：“这孩子的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有病？”我说：“不是。是在乡下吃大麦糁子稀饭吃的。”他说：“这么漂亮的姑娘肚子大不好看。以后每天少吃多餐，慢慢就会小下来的。”他抬眼一看，看见桌子上摊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子，我正在收拾准备带到我工作的泥沛区去的东西。他从衣服堆里拿起一件旗袍，问道：“这就是你在上海穿的夹旗袍？”我答道：“是的，那时还用它装扮成地主太太呢。”

寒暄完毕，他才把这个令我们震惊的消息讲出来。他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信明一听，眼泪就直流下来了。他立刻安慰信明说：“不要难过，我和张云逸副军长谈好了，以后由他负责，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军长当时受饶漱石的诬告，压力非常大，心情非常沉重。正如他在《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一诗中所述，是“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但他没有忘记为我们拜托可靠的人，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解放后，在军长的关怀下，上海5月解放，6月，我们就到上海为信明治腿，当年10月就治好了这两条瘫痪了7年的腿。粟裕司令当即安排信明到南京市军管会当房产处处长，后又调到南京空军，任后勤部政委。七年不能走路的人终于站了起来，能正常参加工作了，军长高兴异常。

1951年“三反”时陈军长在南京AB大楼给南京地区海陆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做“三反”动员报告，同时，让干部们现场揭发贪污浪费现象。陈军长对贪污浪费现象异常愤恨，连晚饭都没让大家去吃，报告后紧接着进行揭发，一直持续到半夜一点。但在休息十分钟时，他却走到坐在第一排的我面前，和我打招呼，询问老乔怎么没来。我告诉他，老乔生病了。他关心地询问了详细情况，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老乔。1955年，为庆祝将军们授衔，在南京饭店举行宴会。军长和陈丕显同志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这个庆功宴。宴会开始不久，军长竟然端着酒杯，兴冲冲地直向我们桌子走来和我们干杯。为信明能参加这个光荣的庆功宴，来向我们祝贺。他指着我对信明说，“你要感谢她，是她救了你的命。”我说：“不，是您和党组织救了他的命。” 陈丕显同志也端着酒杯，紧跟在军长后面，来向我们祝贺。

在“文化大革命”那黑云翻滚、大雪压顶的日子里，真理、是非、功过的标准没有了。革命干部纷纷地被拉下马，批倒批臭，甚至摧残至死。

一月夺权前夕，有人曾警告我：“要夺你的权了！”“夺了权，我就去做工。”我说。“嘿！还让你当工人！”“怎么我做工的权利都没有了？”我思考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紧接着，我的党籍又在群众大会上被开除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我万分痛苦、迷茫的时候，在古巴留学3年的儿子乔晓阳突然从北京回来了。他兴奋地告诉我，他2月7日才回国，2月16日晚上就作为归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了陈毅在中南海小会议室的接见。这正是1967年2月16日谭震林、陈毅几位副总理、元帅和江青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被叫做所谓“二月逆流”的那天晚上。他亲耳聆听了陈老总从晚上9点到凌晨4点的7个小时的讲话。亲耳听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愤怒的呼号：“我一个共产党员，到现在还不讲话，就一个铜板也不值！……”“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某、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宁愿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声震醒了这些刚回国不久，正处于迷茫中的年轻人，使他们从此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听着儿子激动的叙述，流下了兴奋的泪水，这些话对我们这些正受磨难的老干部实在太需要了，对正盲目跟着野心家胡闹的青年人太需要了，对全国人民也太需要了。陈毅老军长啊，你不顾一切、肝脑涂地地呼喊，怎能不使我为我们党有这样的脊梁而引以自豪呢！以后我又陆续看到一些传抄的陈毅诗词和其它资料，给了我更大的鼓舞。

紧张激烈的斗争，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折磨，使陈老总他患上了致命的癌症，在四人帮的阻挠下，又未能及时治疗，病情日渐严重。

1971年年底一位老同志告诉我，陈老总病重，想见见华东的老人。虽然我知道陈老总想见的人中也许不会有我，但我想到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在戎马倥偬中对乔信明和我们一家的关怀爱护，我怎能不思念重重，忧心忡忡。我立刻腌制了陈老总爱吃的安徽香菜，准备带上，去北京探望他。但是我当时是内控对象，被造反派规定为不能离开南京的人。怎么办呢？

1972年1月我一早到一个和我一起在五七干校的同志家去，想去和她商量一下向五七干校请假的事。没想到，一进门，她爱人就冲着我说：“今天早上的广播说，陈毅同志逝世了！”“啊！……”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失声痛哭起来。只觉得山崩地裂，我背靠的大树突然倒了。就像1943年初我在上海一个报摊上突然看见用粗黑体字印着“陈毅被刺！！！”四个大字时一样。我觉得自己像断线的风筝，在空中乱转，腾空了。不，现在比那时更伤心更绝望。因为那是敌占区的一个小报，造谣是它们的惯技。而现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正式公告。我失声哭着哭着，往事重上心头。军长！我对不住你，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去看看你，让你宽慰一下。尽管你在病床上想看你所熟悉的华东老人时不一定会想到我，但是我怎能忘记你在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时的丰功伟绩，我更不能忘记你为信明的疾病所操的心和所做的一切。我回家后就给张茜同志及子女们发了一封唁电。因为不知道详细地址，我就寄到北京邮政局，请他们代为转交。我相信以你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一定能把我的唁电送到。然后挥泪写了一篇《祭军长》，以寄托我的哀思。

十几年来不尽的思念、不尽的回忆常常在催促着我要把亲自感受到的你的关怀爱抚全部写出来。80年代，因担心自然规律夺走我的记忆力，我又抓紧时间写了一篇《深情厚意》，回忆你对我们的关怀。但没有发表这些文章。

这次适逢你诞辰100周年，再次提笔记下你对我们的关怀，并特意把题目改为“真情关爱”。因为你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有“真情”。真情对待党的事业，真情对待同志战友。我要让后人永远铭记你的真情，学习你的真情。

本文原载《铁军》杂志2001年第4期。

        于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