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林
多年以前我曾在与康应中结婚50 周年金婚纪念宴会上,做过一首小诗:
岁月无言,日月有声,弹指一挥间。
昔日风华正茂,热血沸腾,为革命无私奉献。
今日两鬓白发,献余热,正气浩然!
这是我对于自己投笔从戎,献身革命,奋斗人生经历的总结,也是告慰心灵,抒发豪情的一种昭示。回顾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始终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凝聚下的辉煌,心中只有党,只有革命,把个人的一切完全置之度外,革命的需
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终生奋斗,无怨无悔。
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满清旗人家庭中,祖父铁良是光绪年间名震一时的朝廷兵部尚书,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下台后寓居天津,1938年去世后,天津城洪水泛滥成灾。后来,我的母亲病故,父亲带着家人来到北平,那时家境已经衰败,靠变卖家当、教书、给人看车勉强为生。我在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读完初中考入高中,高中尚未毕业时北平迎来了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大张旗鼓宣传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做主政权的主张,受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成了各界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平津招收万名青年学生,组建南下工作团。当时军队急需知识分子,又要开辟新区工作,需要大量干部。先在北京以大学生为主,北大、清华、燕京、朝阳、辅仁等院校一号召都走空了,有的学校已无人上课。但是人数仍然不够,又在天津组织第二批成立南下工作团第二分团,南开大学、耀华中学等学校又走空了。人数还是不够,再在平、津两地组织第三批,成立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那时候,整个北京处于一种激情豪迈的气氛之中。各个学校每天不断贴出有多少人报名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革大)、华北大学(华大)和南下工作团的公告,报纸天天登载这样的消息,公布报名招收的数字,形成了一种众所向往的潮流。大中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纷纷报名,要求投入到革命行列中去。我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向往革命,憧憬美好生活,把参加南下工作团作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在北京组建首批南下工作团时,我就去报名了。可是刚开始只要大学生,不招收中学生,我就天天到招收的地方去缠去申请。后来条件渐渐放宽,我不但考上了南下工作团,还考上了革大和华大,被通知招收了。可是回到家一讲,父亲和大哥大嫂坚决不同意,说年龄太小,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等长大以后再去参加革命工作。母亲去世后有了继母,我是大哥大嫂一手带大的,他们都不同意我走。但是,我是铁了心要去投笔从戎的。为了神圣的人民解放事业,青年人就是要走出家庭,服务社会,走进火红的天地里去。可是,我又怕伤了一直抚养我成长的大哥大嫂的心,不敢正面对抗据理力争。正在为难之时,我们学校一个名叫邱佩珍的同学,听说我被招收了家里不让去,就答应帮我背着家里去南下工作团报到,后来知道邱佩珍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邱佩珍给了我一条被子,把我送到北京报到处,正式编入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一分团三大队,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革命军人。这样我就再没有跟家里人说,直到出发前才给家里捎了个话,说我马上就要南下了,等到全国解放了一定回来看望他们。大哥大嫂听说后连忙赶到车站,看到我一身军装背着被褥就要登上火车,只好流着泪为我这个倔强的小妹送行。当年和我一起从北京参加南下工作团并分配到三十九军的还有傅桐凤、杨景媛、李淑琴、王淼、邢小惠等同志。
1949年元月北平解放,我是3月参加南下工作团的。随南下工作团乘火车来到河南省鸡公山,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劳动训练,随后被分配到汉口四野政治部下属的团校学习了3个月。团校毕业后编成青年工作队, 到各军队院校去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到江西工作了2个多月,完成了任务,集中总结后又随队到了武汉,后正式分配到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七师政治部青年科,参加治理颖河工程。颖河流经豫东和皖西北地区,是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害河。1938 年国民党为了阻挡迟滞日军追击,不负责任地炸开黄河花园口,造成大片黄泛区。一一七师驻守的颖河流域正处在灾区之中,颖河两岸一片荒凉,河道淤塞不畅,平时风沙很大,每到雨季必闹水灾,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为了根除水患,救民于水火之中,部队不顾大战刚过的疲劳,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治理颖河工程中去。由于汛期将至,工期要求很急,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赶时间,抢速度。部队与当地人民一道,几万劳动大军开进颖河两岸,吃住都在大堤上。百里大堤人山人海,一片沸腾,红旗飘飘,席棚林立,炊烟缭绕。师政治部的工作也不是都在办公室,而是要深入到连队中去,跟战士们一起并肩劳动。我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工作中跟男同志一样,挖土推车,泥里来水里去。大家压根儿就不曾想到,我曾经还是一个从未离开过家门没有独立生活经历的北京女学生。经过3个多月艰苦紧张奋战,部队高标准、高速度完成了治理颖河任务,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那里的老年人深有感慨地说:“国民党派军队扒河,坑害人民,共产党派军队治河,造福人民,真是天地之别呀!”
1950年月7月21日,刚刚完成颖河治理工程任务的一一七师,尚未来得及休整,即奉命乘车沿京汉、京哈线北上,25日到达辽宁省辽阳市集结待命。此前朝鲜战争已经爆发,部队准备随时奉命开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根据战时需要,部队重新进行了编制,我被编入一一七师留守处,在后方从事后勤工作。我们一一七师留守处指导员叫何赋亭,是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吴书的爱人,也是一个参加革命较早受人尊敬的老同志。一天,何赋亭同志找我,说是代表组织跟我谈谈个人问题。然后说到三四九团团长薛复礼已经结婚,政委康应中还没有对象。又说康政委从参加革命起就在这个团,是在三四九团成长起来的,是革命的功臣,而且能文能武,能拉会唱,性格活跃。让我能不能考虑一下,和这位年龄稍微大了点的同志结成伴侣?并且说这也是对革命的贡献。我当时感到非常突然和惊讶,此时我才刚满18岁,似乎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于是,便回答指导员说: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何赋亭说,你了解一下情况,有机会见个面谈谈再说。我不好再拒绝,答应了指导员,同意跟康应中见个面。那天,我和康应中初次见面是在留守处的一个办公室里。事先何赋亭告诉我,康应中今天到师部开会,她已经告诉他要给他介绍一个对象,让他今天抽空到留守处来见面,让我早点去等着。我按照何赋亭说的时间地点坐在办公室,康应中好像有点过于兴奋地三步并做两步跳进门来。我们双方对于这种形式和内容的见面都是第一次,谁也不知如何坐立,只是脸色绯红地相互看了看。康应中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也只是感觉到他脸膛黑黑的很腼腆,跟能拉会唱根本不搭界。那个年代的年轻女性,似乎都把感情放在了次要地位,有的只是一种奉献精神。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总觉得跟与敌人生死相拼的战士们相比,对革命的贡献太小。特别对于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都怀有一种由衷的尊敬与爱戴。甚至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视为个人的事情,而是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幸福与否的理解就是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当时南下工作团一个名叫高林的东北大学女学生,后来与一位在抗美援朝中被美国汽油弹烧得满脸伤痕几乎毁了容的战斗英雄成婚,不但没有被传为笑柄,而且成为人人赞誉的美谈。我和康应中见过面后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给家里写了封信讲了一下康应中的情况。大哥大嫂回信说,他们的意见是不同意,嫌年龄相差太大。实际上这只是个借口,他们认为过去大户人家的出身就不说了,但我是已经读到高中的学生,年龄尚小,还有机会上大学,做个有知识的人。即使找对象,也要找个年龄相当,学历相等的,总之康应中的情况与他们所要求的相距甚远。然而,我已经不是往日的女学生了,而是一名革命战士,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精神世界里充满着英雄主义情愫,与那些封建礼教落后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尤其是正当此时,朝鲜战争形势迅速变化,战火烧到家门口,战士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上前线,部队上下整装待发跃跃欲试。面对不怕牺牲踊跃杀敌报国的将士们,革命的正义感在胸中沸腾,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主动找到指导员何赋亭说,我同意与康应中同生死共患难,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上前线。几乎和我们同时确定了婚姻关系的还有三四九团参谋长廖振铎和我们南下工作团青年工作队的北京学生李淑琴。康应中听说我同意了婚事后非常高兴,主动来找我。我们两个人到县城的照相馆照了张相,就算是订下了终身。时间不长,10月19日晚上,康应中就率领三四九团随整个第三十九军与志愿军其他4个军一起,首批跨过鸭绿江, 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入朝后不断传来捷报,尤其是第一一七师接连在云山、横城打了大胜仗,使留守处的同志们欢欣鼓舞,我和李淑琴自然比别人更高兴。在云山大捷中,三四九团先是随第一一七 师在鹰峰洞,阻击增援被围困的敌韩军第六师的敌韩军第一师。激战两天三夜后,又奉命在泥踏洞与继续北犯的敌韩军第一师展开阵地战,顽强坚守了三天三夜。康应中和团长薛复礼一起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疯狂进攻,毙伤敌人300余人,俘虏敌人36名。第一一七师的顽强阻击,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迟滞了敌人的北援行动,挫败了韩一师增援被围韩六师的企图,为志愿军最后合围歼灭云山敌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横城反击战中,三四九团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占鹤谷里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控制蟾江北岸大谷、陵谷、303.2高地等要点,与攻占据守在夏日的三五一团协同,切断敌人一切退路,阻击由横城出援之敌。康应中与团长薛复礼指挥战士们,在鹤谷里与敌人从早上7时30分开始,一直激战至午夜零时30分。每隔1小时左右就是一次拼死搏斗,敌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向三四九团阵地发起一次次猛攻。三四九团扼守的303.2高地居高临下,逼控横城,坚扼出城北援的通路,敌人如鲠在喉,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军争夺,阵地上一片火海。三四九团始终钢铁巨人般屹立在阵地上,顽强地把敌人一次次击退。直至进攻号声吹响,猛虎下山般地全歼了被围困在公路上的千余名敌人。横城大捷是第一一七师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创造了劣势装备的志愿军一个师7000余人的穿插战斗,一次歼灭敌人335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余名的模范战例。战后,中朝联合司令部、政治部首次向一个师——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七师发出嘉奖令。三四九团在这次战斗中共歼灭敌人1500余人,其中美军约1300人,韩军约200人,几乎占到全师歼敌的一半。缴获各种车辆约160台,各种火炮约70门(内有榴弹炮18门),各种枪支1300余挺(支),都分别占到全师缴获二分之一以上。在部队连续作战大量减员,人数仅有1000多人的一个团里,平均每人歼灭敌人1个半,其中美军1人以上,歼灭美军人数之多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志愿军司令部为三四九团荣记集体三等功,授予“甲种功臣团”锦旗。
在第一一七师留守处,大家都知道了我是康应中的未婚妻,李淑琴是廖振铎的未婚妻。我托一位东北老大娘做了一双布鞋,请人带到前线,交到康应中手里,鼓励他带领战士们多打胜仗,一时被传为佳话。康应中和廖振铎在前方带领战士们英勇杀敌,与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有关,但是爱情的力量也一定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了作用,我们都感到十分光荣!
部队开始入朝时没有女同志随军前往,说是刚过去条件很差,等到有了条件后再考虑。后来前方有了好消息,留守处的女同志又开始争相报名要求上前线。大家都不愿意留在后方,都积极地要求上前线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1951年元月,军里同意可以派一部分女同志过江去,留守处便批准了我和李淑琴等同志的要求。我们俩先被分配在师政治部青年科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直接派去三四九团,在团政治处搞青年工作。当然,这也是组织上特意安排的。
在三四九团政治处的工作主要是到营、连了解情况,发展团员, 建立团支部。每次战斗后都有很多青年战士申请入党入团,每个连发展够3个团员以上时就成立团支部。那时候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部队生活很艰苦,很少吃到肉,碰到战马死了才能分点马肉,包顿马肉饺子。5月初部队到达成川石田地区进行为期半年的战略休整,一天晚上看电影,负责防空警戒的哨兵也跑到半山腰看电影了,敌机来了没有及时拉警报,部队一下子遭到俯冲袭击。团长赵先顺、副团长董昌亭、政治处主任张国贤都负了伤,全团伤亡达60多人。我和李淑琴正走到从三营回团的路上,亲眼看见担架抬着炸断了腿和胳膊的战士,头上脸上血淋淋,有的因为失血过多脸色蜡黄,被送下来,心里很难过。那天康应中被机灵的朝鲜族警卫员朴继福迅速拖进了防空洞才幸免于难。
抗美援朝出发前康应中、穆林合影
1951年6月29日,是我和康应中结婚的大喜之日。直到前一天,团政治处才像布置一件工作似地通知我,明天你们结婚,跟参谋长和李淑琴同志的婚事一起办。第二天,团部分别打扫好当地朝鲜老乡的两间房子,康应中搬来他的一套军用被褥,我还是参加南下工作团时北京贝满中学邱佩珍送给的那条被子,就算布置好了新房。
晚上,我们与参谋长廖振铎和李淑琴的婚礼同时在三四九团驻地举行。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小院里,营以上干部都来参加。朦胧的月光下,大家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热烈祝贺政委和参谋长同时喜结良缘。简单的婚礼仪式后,打开从祖国带来的罐头,倒好从朝鲜老乡那里买来的大罐子自酿白酒,大家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热情地表示了各种各样的祝福。战火中的婚礼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战斗中凝结的革命情谊牢不可破。我从未喝过酒,这天晚上因为陶醉在喜庆之中,便不住地端起酒杯,喝下一杯杯深情厚谊的祝福酒,最后都有点醉了。那种简朴、热烈的场面,战友们热情洋溢的祝福,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从此,我是一名革命战士,同时又是军人家属,便把奉献精神作为终生的追求。如果以我当时就已经具有的高中文化水平,专心于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很可能在工作上还会另有所为。但是,我以康应中为中心,他到那里我就随军到那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转业到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国营工厂。1955年以后到大西北,先后到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省区,一直陪伴在康应中身边工作和生活。这样一来似乎没有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我心中始终无悔。
在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在不同岗位上工作过,不论身处何处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作为一个军人家属,我承担起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抚育培养好子女,照顾好康应中的生活,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数十年间,从没有利用自己领导干部家属的特殊身份,谋取什么不正当的利益,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家属。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平平淡淡,没有波澜,但是我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当年南下工作团团长曹诚同志曾评价南下女同志,“响应时代的召唤,献出了青春年华,留下了无私奉献”,“是奋发进取,无怨无悔的人生”。我以为十分贴切,当永远以此为荣。
三师分会 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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