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项英(1898.5-1941.3.24)，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关键词：项英肃反扩大化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

项英(1898.5-1941.3.24)，原名项德隆，又叫德龙、飞龙，号江钧，化名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 。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项英生平事迹来探讨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0年起，项英同志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22年4月，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同志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项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会合。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四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一年多的肃反，仅红一方面军就被肃了4000多人，闽西“肃社党”运动中被害人达5000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群众中甚至党内的恐怖气氛，同志间亦互相猜疑不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非常状态中。而苏区的一切工作都因此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造成了党政军群中许多精英被错杀，元气大伤。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

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这是项英长期被埋没的一个历史功绩。”[1]“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政治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非常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将红20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 逮捕并杀害了红20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 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也被撤销”。[2]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3]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同志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项英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二、项英为三年游击战争尤其是赣粤边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4]，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5]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6]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七十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率部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包围，部队被打散，贺昌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途中巧遇原代英县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听取了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汇报，对于赣粤边特委、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站稳了脚根，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赞扬。同时也对赣粤边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依赖思想以及照搬苏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敌人即将对赣粤边进行大规模“清剿”，部队要分散，机关要缩小，工作方式要改变，以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是忍耐。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同志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还注意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这些措施对于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7]，“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8]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9]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不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己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对于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10]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

三、项英参与组建新四军

南方八省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中共中央略支点。”[11]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明亮”。[12] “为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13]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电报同时又一次提醒南方部队“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叶挺于1937年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同叶挺商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在延安时，叶挺还同11月7日抵延安的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由于项英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赣粤边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到了南昌才得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外，他对党中央关于谈判改编的方针原则及其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此他1937年9月27日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和9月29日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没有也不可能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加以强调。正如1937年10月26日博古、叶剑英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14]

项英为促进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做出了贡献。正如陈毅1940年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晚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15]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

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完成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出动后，第一、二、四支队也相继出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

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四军时期，项英还十分重视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1939年7月16日在云岭石头尖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新四军自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番号撤销的十年中，新四军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在领导新四军工作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 论

1955年6月19日，项英同志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9月，中央办公厅批准项英出生地--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为项英塑一尊铜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199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全面介绍了项英的斗争经历、功过所在、优秀品质，论证了对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不公正，进而否定项英的业绩不实事求是，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史实。

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200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项英军事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见证。

  军部分会  石 雷

[1]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版,第96页。

[2]《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

[3]《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4]《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1934年10月22日。

[5]《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

[6]《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13日。

[7]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8]项英:《南方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载《解放》周刊第1卷27期，1937年12月11日。

[9]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10]《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第896页。

[11]《回顾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页。

[12]《回顾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页。

[13]《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4]《博古、叶剑英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0月26日。

[15] 1940年陈毅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本军的历史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