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入伍 追随陈毅部队打鬼子】

1938年5月，数月的战火渐渐平息，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成立，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也打算回苏州找工作。在一个渡口，我们遇到一群穿着整洁，精神饱满的年轻男女。后来知道他们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他们通过写标语、打快板、唱歌等方式宣传抗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一群人是去苏州找工作的，就跟我们说：“现在苏州被日军占领，你们都看到了日本兵对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当亡国奴，不把日军赶出去，中国人永远不得翻身，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我听说“有饭吃，还能打鬼子，人人平等，没有压迫”。一下子就动心了，想到多年来为了吃饭拼命挣扎，即使回到苏州，也是让日本鬼子欺负，不如跟着新四军打鬼子。就这样我们一行20多人全都留了下来，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是由原红军留在八省的游击队组成。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在抗日活动中强大起来，就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只允许在上海南京纵横100-150公里范围内活动。遵照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在茅山建立根据地。我们遇到的正是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队。我们有了正规军的番号，哪里有日本侵略者，我们就打到哪里去，不受蒋介石的地区限制。新四军纵横在广阔的长江、淮河流域，在苏南、苏北、苏中、皖南、皖中、浙东等敌后进行游击战。我有幸直接参加了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见到的是刚从山里走出来的，坚持了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他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机智灵活的战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暗暗立志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老红军言传身教下，我迅速成长起来，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还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战士”。2015年9月3日大阅兵，新四军方队的第一面旗帜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军旗，我看到后感到很自豪。我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一名幸存下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士。                                               

新四军在敌后威望很高。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中国同胞任人宰割，百姓自发组织各种抗日活动。新四军的到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信心，抗战有了依靠，大家纷纷参加新四军。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行军途中，一个给地主放牛的放牛娃，一听我们管饭吃，还可以打鬼子，队伍里人人平等，他高兴得直接扔下牛什么也不管了，跟着我们就走。一路上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新四军一支队初到江南时，主力部队只有4000多人，近半年多时间就扩充到14000人之多。

【武器匮乏 奢望有一把大刀】

参军后，我被分配在一支队特务连八班，负责保卫司令部安全，开始每天忙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平时相处的都是战友、同志，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感。做事只看对错不看其他。我每天都能见到支队各位领导，他们一点都不凶。班长、排长对我们像兄长一样亲切，部队还有人专门教我们识字。我从小就羡慕地主家的小姐可以上学学知识，今天我也能识字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每天都要逼自己记下一定数量的生字，坚持下来慢慢地认识了不少字。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但很贫穷。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多次侵略我们，现在正遭到日本鬼子的侵略。知道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目标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建立一个沒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工作有饭吃的新社会。在这里，我努力学习不断吸取力量，对生活充滿信心、希望，并不觉得部队艰苦。

当时部队条件很艰难，特别是战士们的子弹很少，每人只有两发子弹。为了迷惑敌人，子弹袋里插的全是木棍、玉米秆。当时我们特务连的装备还算好的，但也只有6把大刀， 五六十支枪。还都是些德国一战时期的“老套筒”又长又重，中国清朝时期的“汉阳造”，长枪截成短枪用。也有几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三八大盖”枪，算是连里最先进的武器了。我当时最渴望、最羡慕的就是，能有一把大刀背在身后，刀把上红布飘飘，不止看着威风，感觉连上阵杀敌都能增加杀伤力。

我打的第一仗是1938年6月18日的卫岗战斗，在镇江的西南卫岗地区。战斗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车队，歼敌2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4辆，取得新四军在江南作战的首次胜利。新四军先遣队以卫岗的胜利迎接主力部队，揭开了新四军江南抗战的序幕。陈毅为此赋诗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经历文化大革命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在四清工作点上，当我回到部里参加运动。看到的一切，很不理解也很不适应。后又莫名其妙地说我写匿名信，污蔑扺毁商业工作，把我早年从战场上保留下来的战斗总结等资料，全抄家抄走了。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反党分子、走资派……一时间十多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被批斗、挨打、关“牛棚”。我想：只要不死总能把问题说清理，中国不会老这样下去的。

后来到盘锦商业部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当我可以回家的时候，四个孩子都去了内蒙插队。这几年我爱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陪她找在京的老战友见面、聚会、聊天，畅谈各自经历，缓解她的压力。我庆幸我还活着！我很感谢我爱人谢竹青，她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离不弃，照顾六个孩子，让我还有一个家可回。

1978年9月，中组部找我，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跟我谈话，我才放弃要求组织先给我平反再出来工作的想法。他说：“你的档案在中组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不良言词都不作数。档案里什么都没有，如果你非要组织上给你做个结论再工作，档案里可就有这些大帽子了。你出来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嘛！”一句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把我说通了。

1978年10月，我被分配到国家计量总局工作。先是担任总局情报所负责人，后又任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纪委书记。从情报所筹建工作开始，到筹建国家计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选址建校，选调干部敎师，进口敎学设备，协调方方面面关系。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浙江杭州市郊区，建立起一所全新的现代化高校，是国际上唯一一所以计量命名的本科院校。2016年改名为中国计量大学，当时他们还提议要我担任学校首任名誉校长。

总之重新工作的喜悦，焕发出我的工作热情。头几年几乎每天坐头班公交车，第一个到单位打水、打扫卫生、看材料开始工作。当时我心里有一团火一股劲，总想把耽误了十二年，没有为党工作的时间给补回来。

1980年，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4000人大会。我的小组发言被登在大会筒报上传阅，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负责任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尽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力量。

1985年9月25日，我65岁时离休。离休后又被中组部召集，参加全国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的培训，并担任国家旅游局的整党联络小组副组长，还被国家计委委任为调研员，对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可以提出意见建议，继续尽一个老党员的义务。

 【游天安门广场成最受关注的 “主角”】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万里碧空写满了胜利的荣耀。我在家认真观看了实况转播，激动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作为抗战的亲历者，我认为这是对我已经逝去的战友们最好的慰藉。天安门广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的目光也聚焦在中国北京。

在“9.3”阅兵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紧握右拳振臂高呼“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我听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感受到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70年前，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穿梭于枪林弹雨，为争取民族的胜利而战，同时我也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

女儿东流看我很兴奋，便提议带我去天安门广场转一转，看看阅兵后的天安门广场是一种怎样的风景，我欣然接受。9月4日东流和保姆推着我，坐公交车去天安门广场。我佩戴上所有的军功章，脖子上挂着新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在公交车上，售票员主动帮助搬轮椅，热情地跟我聊天，并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嘱咐我好好照顾身体。刚到天安门广场，一群人就围了过来，只要我们停下照相，就走不了了，武警怕我出现意外，站岗守卫在我的两侧。大人小孩，甚至连外国人都来与我合影，我仿佛成了广场上的中心人物。人们追着跟我拍照合影，这是他们对抗战老兵的崇敬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想他们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爱戴和尊重，更是对所有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过血、做出牺牲的抗战老兵表达最朴素的敬意。人们惊喜地看到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就在他们身边。

看着广场上布置的精美的花坛，一派祥和的景象，热情洋溢的人们，我相信9月3日这个难忘的纪念日会让我铭记终生。我们一起参军的20多人，只有我一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如今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能够看到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国家在进步，人民生活在不断提高，很是欣慰。我一直深信：中国会崛起，尽管前进的路上还有很多艰辛、很多难题，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一定会一步一步战胜困难，让我们国家更加强大，让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孙德芳

                                 采访组稿：段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