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英大姐是江苏省江阴市人，1915年10月15日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33年进入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读书，她在夜校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做秘密工作。1933年底被捕时，因她机智勇敢，未暴露身份，1934年春交保出狱。出狱后，先后担任上海沪西区、虹口区团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1936年底她发起和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大罢工。1937年上海抗战全面展开时胡大姐受党团组织派遣，参加何香凝革命老人组织的、胡兰畦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到国民党主战派罗卓英的部队里做战地服务工作。
　　胡大姐在服务团地下党支部工作的出色表现，是她在革命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1937年12月服务团随罗总部到达南昌后，正在南昌筹建新四军的陈毅同志指示，服务团里的9名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与原共产党员任秀棠共10名，建立一个地下党支部。由于胡大姐参加革命活动早，有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被提名为支部书记。
　　在叶剑英、邓颖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胡大姐贯彻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领团员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开展战地救护等工作同时积极慎重做好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历时三年，党员发展到15人，团员发展到39人。全团历尽艰辛，转战九省，在抗战史上，这个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胡大姐特别能吃苦耐劳，有困难、有危险总是第一个冲在前。有一次在江西分宜驻军时，任秀棠带着大部分同志到前线去了，胡大姐照顾几个病号留守团部。一天早晨老百姓从远处传来喊声，“洪水来了！洪水来了！”胡大姐紧急找到一座砖房，把病号一个个往砖房的阁楼上送。洪水急流已进村了，但她全然不顾个人安危，还在帮其他同志把东西搬到高处去。大家喊她：不要在水里走了，东西不要搬了，洪水快要把门淹没了，有危险！”可她不听，自个儿又淌着水走了。只听见她在喊我们：“洪水如果继续上涨，你们打破屋顶，爬到屋顶上去，我来救你们！”洪水到了傍晚才开始往下退，胡大姐又给我们送来馍馍。我说：“那么脏的水，您不要泡在水里了，会生病的。”她却说：“没关系，我身体好，挡得住！”
　　1940年前夕，相继发生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服务团的工作也受到了限制和刁难。胡大姐在同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中，处处表现出机智勇敢。罗卓英总部的秘书处长罗伯麓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他看我们能这样吃苦耐劳，怀疑服务团里有共产党，就把他们受过特殊训练的40名女团员派到服务团来，一个对一个钉梢侦察我们。几天后，她们就吃不消了，到秘书处提意见说“太苦了，不干了”。胡大姐也去提意见，说：“她们都是小姐，爱梳妆打扮，工作任务又完不成，怎么办？”罗伯麓只好把她们调走。为了再次刁难我们，他又派我们这些姑娘和连队的战士一起到前线去打扫战场，连手套口罩都不给，结果我们20多人中有4人染上了瘟疫，发高烧，被担架抬回来，4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周文南不幸牺牲了。
　　胡大姐感到在这反共高潮的时刻，我们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了，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她一方面派任秀棠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另一方面借口战地服务已三年，要求回家探亲，集体请假离开罗总部。
　　胡大姐去请假时，罗伯麓问：“你们到哪里？”回答：“到桂林。”罗又问：“怎么你们家都在桂林吗？”机智的胡大姐回答：“我们有的家在贵阳，也有在四川的，都要经过桂林。”罗拖着不办。正在这时，发生了罗伯麓抢亲事件。罗伯麓把老百姓花轿里的新娘抢走了，想霸占做他的小老婆。老百姓到服务团来求救。胡大姐抓住这件事，马上向罗卓英夫人陈辉青反映，要求处理。罗夫人是劳动人民出身，胡大姐常去看她，平时她也同情我们。在罗卓英夫人的支持下，罗卓英不得不撤了罗伯麓的处长职务，并把他遣送回原籍广东老家，以示严明军纪。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为老百姓出了气，为我们支部撤退扫除了障碍。胡大姐又请罗卓英夫人帮助，为我们“回家探亲”的人办理了沿途军警免检的护照(即通行证)，使我们顺利到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出色地完成了撤退任务。后来胡大姐等赴延安途中，经过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别接见了她。
　　胡大姐离休后，与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联系，促进和推动了战地服务团的团史研究。她说：服务团的团史应成为抗战时期妇运史的一个亮点。为此1984年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委托福建省妇联召开服务团团史座谈会。我当时正在福建省妇联主持工作。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终于在1996年出版了《青春在战火中》一书。1997年此书又得以再版，普遍得到好评，成为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胡大姐对此书的出版感到很欣慰，她对我说：“我们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胡大姐于2003年7月8日因病去世，她虽然走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7师分会   尹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