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蒋亚华。她一谈起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就滔滔不绝……

1923年，她出生在江苏省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有一哥一姐一妹。因当时农村封建礼教影响，从小未能上学读书。只会写自己名字。由于身体瘦小，平时主要是每天一早去放牛。还要到灘地上割青草，保证耕牛夜里的食料。冬天无草时，还要铡些稻草，和上豆饼喂牛。农忙时，也要和大人一块儿踩水车浇地。或赶着牛到好几里外的田里犁地松土。母亲手很巧，闲时还能为姐姐绣制嫁妆。母亲胆子也大，小小年纪就敢站在牛背上，任其随意行走。村里有座小学校，每日从那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强烈吸引着孩时的母亲，驻足在教室窗外，她多想也像男孩子一样，能走进学堂，读书识字。可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心灵。和母亲一样的女孩子们被无情地挡在了校门之外。辛苦的劳作织补，练就了她坚韧执著的精神，常年的野外放牛则培养了她独立自主的性格。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除了在正面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和摩擦挑衅，还在广大敌后地区开展了积极的民运工作，并建立地方政权。1941年夏天，在新四军做民运工作同志的宣传教育下，母亲朦胧地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新四军的抗日行动激发了她心底的民族救亡的朴素感情。为此，她毅然决定参加到新四军抗日的洪流中。为避开父母的阻拦，母亲谎称去姑姑家帮忙养蚕，经村里新四军地下交通员蒋富春的指引，和同村的好友蒋泉妹偷偷来到约定好的地点，一同赶往新四军丁舍区公所，当上了区公所的交通员，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在投奔新四军前，两个小姐妹自主更改了姓名。母亲原名叫蒋桂娣，改成蒋雅华，蒋泉妹改名为蒋雅芳。十几天后，父母向姑姑询问母亲的情况时，才发现母亲“离家出走”了！

    区长叫管炎生。区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叫章引。大家都穿着便衣，不配枪械。只有区大队的5-60个人配枪。区公所有一个炊事员，负责大家每天的饮食。区公所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为了防备日伪顽及国民党的偷袭，区公所每天夜里都要转移，更换宿营地。在数个有群众基础的村庄中挑选。如要临时找老百姓家宿营，为避免对方因怀疑不开门，就派女同志去叫门。这样，老百姓就知道是新四军的人来了。一天，区公所夜里换宿营地，天黑，路不好走。母亲一不小心崴了脚。当时就走不动了。只好在同志们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来到一村庄。一妇女见我母亲的脚踝肿得老高，马上到鸡窝取了些鸡粪，把它放在烧开的水中搅拌，等水稍凉一点，让我母亲把扭伤的脚放在水里泡上个把小时。第二天早上起床，脚就不怎么疼了，也可以走路了，尽管脚踝仍是瘀青肿胀。母亲说，农村里的偏方还真是很神奇！在形势险峻的情况下，老百姓对新四军的真心呵护，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作为区里的交通员，母亲经常被派往周围的村子送信传消息。很多地方她不熟悉，但她从不畏难，不管天黑路远，还是烈日当头，总是一丝不苟地按照领导告诉的方向和路线寻找，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想起这些事，母亲的脸上露出了自信和愉快的笑容。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 ，每个新四军战士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我问母亲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毫不犹豫地说，没想过。当时只是想着如何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当交通员不久，母亲就失去了一位女战友。她是从邻近的洛阳区调过来的。名字叫朱真。年龄比母亲大一些。在去一个村子执行任务时，不期遇上忠义救国军前来抢粮。这位女战友赶紧装成村民在谷場上打稻谷。一匪兵问有没有新四军来过。一村民以为他也是新四军，就顺手指了指那个女战士说，那个不就是你们队伍上的吗？母亲的战友不幸被抓住了。几个小时后便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朱真是个勇敢的新四军战士，据内线后来报信说，牺牲前，她大义凛然地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慷慨就义。她是无数新四军先烈中的一员，她的牺牲不仅让当时才18岁的母亲心灵上经受了血与火的磨练，也使母亲迅速成长起来。不久，部队抓了一名作恶多端的忠义救国军匪兵，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毫不犹豫地处死了这个祸国殃民的败类，为牺牲的战友报了仇！过了半年多，由于组织的培养和母亲的出色表现，母亲于1942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区党委书记章引。此后不久，母亲被任命为司务长。开始了新的工作。

 司务长的工作与交通员的大不一样。每天要张罗全区公所加区大队近百人柴、米、油、盐的吃饭问题，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区公所天天要转移，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尽管还有一名采购员，活儿还是从早到晚忙不停。此外，为了记好帐目，防止财务不清，母亲特意到外面刻了一个名章。刻章时，母亲经过思考，又一次自己决定把名字中间的雅字改成亚洲的亚。她说，经过这半年多组织上的教育和通过自己的学习，她觉得亚洲中华比雅字更有意义。就是这枚新四军时期刻制的小小名章，一直陪伴母亲到今天。干司务长工作要写字、记数和计算。可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堂，没读过一本书。如何逐渐适应并干好了工作呢？母亲说，是因为她在工作的同时一直在看，在听，在学。并把它们牢牢记在心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很短时间的自学，母亲学会了不少字，也学会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和计算。母亲骄傲地回忆说，1952年母亲随父亲从华东军区调到总后勤部后，在文化测验时，成绩比别人都出色。母亲书写的阿拉伯数字也常常受到同事们的赞赏。这是后话了。
    部队当时装备差，武器少，更不用说机关枪了。母亲记得，1942年他们的部队就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拿”走了一挺机关枪！根据对敌工作的同志报告，寨桥村附近的一个碉堡内有一士兵称可带出一挺机枪。得到消息后，部队马上派人连夜赶去策应取枪。因母亲是当地人，所以上级派她去带路。江南水田多，天黑路不好走，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总算按时赶到了接应地点。过了一会儿，内应就带着一挺机枪溜出了碉堡，碉堡内的敌人毫无察觉，部队迅速安全撤离。返回的路上，同志们都很高兴。母亲也为参加了这次成功的行动而兴奋不已！
    1943年初，日伪军加强了对新四军的进剿，大搞所谓的“清乡”。村村立碉堡，处处挖封锁沟和建篱笆墙。形势十分严峻。和丁舍区密切联系的王香雄率领的独立团1营也转移走了。区里也接到上级实行精简的指示。最后区公所只剩下几个人。区大队因一些队员思想动摇，也被解散了。留下的几十条枪要就地掩藏。区里决定把枪藏在一李姓的村民家。形势紧张时，母亲曾在此人家中躲避过，并把他家当临时交通站。母亲记得那位村民4、50岁。家有一儿一女。这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加了新四军。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来了，残酷镇压帮过新四军的人，这位村民也不幸被活活烧死了。1958年，父亲去杭州疗养时，母亲得知那个村民的妻子已搬到杭州同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就委托父亲买了一些罐头、水果看望了这家人。1961年，村民女儿和丈夫来北京时也到总后大院拜访了我母亲。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父母亲留他们在家里吃了顿便饭，并特意上了黄羊肉。这也是后话了。区公所精简后不久，母亲就被调到苏南军区二分区新的岗位上工作了。

离开丁舍区公所后，母亲即被调到苏南军区二分区供给处任鞋厂负责人。皖南和浙西北这片山区被称为郎（溪）广（德）山，鞋厂、被服厂和造地雷、手榴弹的军工科等后勤部门均建在这里。郎广山山岗连绵不绝，满山毛竹茂密。这里既有隐蔽安全的特点，也有因地少人稀物资补给较困难的问题。母亲在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战斗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抗战的胜利。

    进山后，母亲第一次穿上了新四军灰色的军装，第一次配发了一支转轮手枪。母亲这时已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一天，工作之余，一些男同志在训一匹马，但都没能驯服住。母亲见状，把马拉过来，纵身一跃，便策马奔跑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同志们的视野外。过了好一会儿，正在大家惊诧之时，母亲骑着那匹马安全回来了。母亲说，在那之前她也没骑过马，当时只是觉得骑马和骑牛差不多，没想那么多，就凭着敢想敢干的冲劲骑上了马。回忆起这些往事，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快乐和自豪的笑容。
   郎广山里的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当地村民主要靠砍伐毛竹运到山外，用卖得的钱买回粮食等生活必须品。部队就从村民手中购买各种物资。由于资金短缺，经常无米下锅，青菜更是难得一见。部队只好靠山吃山，就地取材，挖些竹笋来充饥。煮笋块蘸大醬成了当时的主食。以至于母亲到现在还是一见到大醬就倒胃口。母亲后来患严重的肠胃溃疡病，也和当时的饮食条件差分不开。
    随着部队不断壮大，后勤保障的任务越来越重。为向部队提供更多的军装，要经常派人出山去秘密采购和押运布匹。一次，部队派母亲一人去执行任务。母亲到寨桥镇联系上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布店老板，从他那儿分批买好布料，并秘密存放在附近一村民家中。等数量凑齐后，母亲便根据事先的安排，通过“白皮红心”的乡长派了100多名民伕，用扁担挑着布匹往山里运。路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看到炮楼林立，巡逻队四处走动，一些人开始害怕想逃走。瘦小的母亲心理也很紧张，但想到这批布料对部队的重要性，容不得出丝毫差错，她马上举起左轮手枪，大喊一声：“谁跑就打死谁！大家不要乱，不要出声，一个跟着一个跑步过公路！”就这样，民伕们的情绪被稳定下来，母亲一个人押着运输队顺利把布匹送到了山里。母亲说，事后她也有点后怕，那毕竟是在敌占区，而且只有她一人押运！后来一次由供给处长洛曼同志负责的押运工作就出了意外。在乘船押运布匹回来的芦苇荡里，运输队遭遇了穿便衣的忠义救国军散兵的偷袭，洛曼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母亲所在的鞋厂非常简陋，既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只有几间空房子，大家就吃住和工作在里边。厂里有20来个人，负责利用服装厂做军装的剩料制鞋。大家把剩料按大、中、小号裁出鞋样，然后把鞋样和剩布料交给地方政府，由他们分派到各家各户制作成军鞋。厂里定期去收鞋。这样一个小小的鞋厂，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为保障二分区战士们的行军打仗默默地做出了一份贡献。人们群众对子弟兵的爱戴和支援，也为新四军成长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1944年，母亲被调到供给处任会计。
    参加新四军也使母亲的家人受到了磨难。一天，母亲得知，她的母亲，哥哥和妹妹被日伪军抓走了。部队马上派人去解救。母亲也一同赶往寨桥。回到家一看，房子已被烧毁，家中存放的稻谷已被烧焦，就连多年为姐姐织绣的嫁妆也烧得精光。部队立即包围了日伪军关押群众的房子。经过短促的战斗，打死了两个敌人，母亲的家人都得救了。听哥哥他们说，有汉奸告密说母亲参加了新四军，而母亲的才14岁的妹妹生得身材高大，被误认为是母亲。就这样，日伪军不分清红皂白把一家人都抓了。家人见到了母亲，百般相劝，希望母亲能回家过平安日子。尽管对家人受到的连累心里也很难过，但母亲在安排好了家人后，还是忍着痛苦坚定地说，“我还有任务没完成，我必须回部队。”说完，就一无反顾地随部队返回了山里。
   1944年年末，经组织介绍，由苏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批准，我母亲蒋亚华与调任二分区后勤主任我的父亲王桂馥结婚。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的母亲92周岁了，她健康开朗，安享晚年幸福生活。春节前，北京新四军研究会6师分会的代表到家中看望慰问了她老人家，还拍了不少照片。她手捧纪念币和慰问信，由衷地笑着，非常高兴。

                     6师分会 王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