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我由抗大第10分校警卫团政委调到校政治部工作，先是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冷新华同志调走，我接替了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我在那里时间并不长，但学校的整个面貌及其特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取得的一点经验，对我日后长期从事院校工作也大有裨益。

（一）

抗大第10分校是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创办的。1940年3月和9月，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和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及宣传教育部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自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在当地先后筹建了各类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和许多中小学校，抗大第10分校就是其中的一所。

抗大第10分校的创立，反映了部队和边区斗争、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新四军第5师发动群众和深入斗争局面的展开而发展起来。1938年国民党军队弃守武汉三镇，党中央于11月间派李先念同志率领一个干部大队，由延安向华中挺进，去加强豫鄂地区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1939年1月初，中原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以新四军留守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地区的部队和一部分干部，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率领，挺进信阳四望山、应山、京山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6月中旬，鄂豫边区人民武装，统一整编为豫鄂挺进支队，后又整编成挺进纵队。皖南事变后，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部队的壮大，根据地的发展，亟需大量干部，这就要求有一个培养和造就干部的适当场所。与此同时，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边区青年，迫切要求接受革命教育，以便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抗大第10分校就是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应运而生。

抗大第10分校的前身，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军事学校，这所随营学校是以原4支队第8团在河南竹沟的教导队为基础成立的，李先念亲自兼任校长。朱理治兼任政治委员，杜石公为副校长，黄春霆为副政委，刘少卿负责随营学校的具体领导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学员最多时达1000多人。随营学校虽然培养了很多干部，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对部队建设也有很大贡献，但它无法吸收大量部队外的知识青年，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因此，新四军第5师成立后，遵照上级指示。于1941年10月决定将随营学校改编扩建为抗日军政大学第10分校。分校由李先念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肖远久任副校长，黄春霆、郑绍文任副政委，冷新华为政治部主任，我为政治部副主任，张水泉为训练部长，后来领导力量又作过某些调整。

对于抗大第10分校的创立与发展，第5师和边区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它当作“边区巩固与发展的主要保证”，“边区及时5师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来看待。学校第一期于1942年2月15日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区洛阳店开学时，第5师和边区的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以极大的热情，表示祝贺。李先念同志把第10分校誉为“豫鄂边民族英雄的摇篮”，“豫鄂边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豫鄂边区党委指出，第10分校将成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内干部的熔冶炉”，“巩固与扩大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有力支柱之一”。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在贺信中祝抗大第10分校更加扩大，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第10分校第一期有3个学员大队。其中军事队主要训练连级指挥员及少数营级干部，政治队主要训练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以及少数营级教导员，还有一个以训练青年学生为主要任务的知识青年队。第2、第3期也各设3个学员大队，不过由于敌人封锁，外来知识青年锐减，因而第3大队改为以训练部队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为主了。第4期开学后，为了精简机构，以适应战争环境，曾将大队改成支队。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分校在湖北应山县吴家大店村举行最后一次毕业典礼。至此，抗大第10分校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抗大第10分校历时3年多，前后办了4期，每期学员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军事课方面，从实战需要出发，着重学生军事理论、基本战术、游击战术、射击兵器、工事伪装、夜战、简易测量等；在政治课方面，主要学习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抗战理论、军队政治工作、世界革命史、哲学等；在文化课方面，则以学习语文、算术为主。此外，学校还组织实施党课、党的政策和思想意识等教育，内容很广泛。抗大第10分校为新四军第5师和豫鄂边区总共培养和输送了3100多名干部。他们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完成祖国的解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抗大第10分校坚持在豫鄂边区敌后根据地培养训练干部，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环境异常艰苦，因而曾有“背包大学”之称。

豫鄂边区濒临长江，接近武汉，水陆交通方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日本侵略军在武汉驻有重兵，汪精卫傀儡政权也设置行营；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等部放弃武汉之后，亦龟缩于东西两侧的大别山和大洪山一带，伺机配合日，伪军向我进攻。我新四军第5师在日、伪、顽夹击下，坚持游击战争，经常活动于据点林立的敌人封锁线之间，所以反“扫荡”、反摩擦的战斗频繁，在艰苦的条件下，抗大第10分校的领导十分重视培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战胜困难，克敌制胜，当时，黄春霆副政委经常给学员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教育大家越艰苦越要坚定，坚定信念才能取得胜利。肖远久副校长经常给大家介绍平型关大捷的情况，鼓励大家发扬英雄气概，压倒一切敌人。这些教育大大鼓舞了学员的斗志。一次在白兆山保卫战中，第1期4队100多名学员，配合主力部队坚守太平寨一线阵地，抵御敌人两个团兵力的10次进攻。最后战斗到每人只剩下三四颗子弹，可他们仍然顽强地固守阵地，把石头当武器，终于打退了敌人，光荣地完成了作战任务。有一次，第4期第3支队驻在京山县以南的一个山村里，突然遭到日军偷袭，造成伤亡，不久，又被敌人包围，但由于吸取了前次作战的经验教训，迅速占领制高点，结果大量杀伤了敌人，整个支队得以顺利转移，还有一次，分校转移至黄陂县王家河，一天晚上，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封锁公路，企图包围袭击我们。这时杨焕民副校长沉着指挥，带领大家沿着另一条山沟跳出包围圈，穿过公路封锁线，安全地转移到敌人侧后，摆脱了敌人。有个学员队，1943年底想在一起过春节，遭到敌人9路围攻，学员们分10几路突围。

就我豫鄂边区的地理环境来说，由于平汉铁路纵穿其间、淮河、漳水和涡水等水网纵横交错，敌人能够利用交通线及河道设置封锁线，致使我边区根据地难于连成一片，小块根据地散布于广大山区和农村。第10分校处在这种游击战争环境下，流动性之大，为其他分校所少见，一直没有固定的校址。我到分校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就先后流动于湖北的随县、应山、京山、钟祥、孝感、黄陂、天门和河南的信阳等8个县。经常是铁路西边有敌人活动，就搬到路东的大悟山、小悟山地区去；铁路东敌情严重时，又搬到路西随县的白兆山去。一般在一个地方只能住10天、半个月，能较平静地驻扎1个月是很难得的。学员们经常是早上起床就打好背包，随时准备行动。

处在这种经常作战和行军转移的过程中，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紧张。没有校舍，也没有桌椅板凳，有时老百姓的家就是课堂，学员们都坐在背包或临时找到的砖瓦石块上，以自己的双腿当课桌。教材的来源也无保证。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油印股，自行翻印分校干部和教员从抗大总校带出来的一部分书籍和讲义，但由于纸张匮乏，一张蜡纸每次只能印300份左右，因此只好分发到班、排，供学员集体阅读或传看。拿到读物的同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白天挤不出时间来，便挑灯夜读。即使在行军转移途中，一有机会就抓紧阅读。

为了保证学员们有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进行学习，第5师领导规定学员的食宿、被服由学校供给，每人每月发津贴费，并要求学员队的菜金标准高于部队的一至二倍。然而，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往往低于部队的水平，特别是1942年和1943年，生活最困难。因此，学员们时常外出挖野菜，打野味，自己动手砍柴，用以补充和改善伙食。只要在某处驻扎稍长一点时间，便组织生产，以使生活稍有改善。

第10分校所处环境虽十分险恶，学员们的学习、战斗生活很紧张、很艰苦，但大家的思想情绪却是积极的，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严酷的战斗考验之后，以及紧张的学习之余，只要情况允许，大家便聚集在俱乐部里，尽情地放声歌唱，作“数黑马”等集体游戏，沉浸于欢乐之中，忘却了艰苦与辛劳。

                                （三）

抗大第10分校的领导都在延安抗大总校工作和学习过。他们在领导教学时，特别注重贯彻抗大校风，特别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第10分校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同抗大总校及其他分校的日常联系被切断，而且豫鄂边区的情况又大不同于延安。因此，必须根据抗大总校的方针和要求，从实际出发，提出和制定自己的具体方针，而不能照抄照搬总校的具体做法。

第10分校创立伊始，豫鄂边区党委在贺信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希望你们免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提高理论与实践一致，深入具体的了解现实，把理论与实际溶合起来，紧紧地把握着现实来发扬理论的最高效能。”1942年间，分校曾专门开会，学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研究加强政治工作问题，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要自觉地贯彻执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结合实际制定教学计划和安排课程，第5师及分校领导强调要认真作好调查研究，不仅要求了解和掌握学员的特点和实际水平，而且要了解部队状况和部队干部的实际水平及存在的弱点，了解第5师和边区当时的实际需要，了解分校毕业生在工作中的表现。为此，一方面要求第5师的司、政机关经常向分校提供有关情况，一方面规定分校干部要在学员中间进行各类调查研究，并定期访问、参观部队工作。1942年底到1943年初，我曾带领有大队长周正、文化教员刘卫等参加的专职考察团，到1分区特务第1团专门考察毕业学员和部队干部对教学的需要，并把下面的意见带回学校，改进教学。

学校既有周密的教学计划，又注意及时修订，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在教学上，不是脱离实际地片面强调系统、正规，一本书从头讲到尾，而是从战争环境、流动性大、教学时间有限等实际情况出发，注意突出重点，急用先学，把当前最急需、最有用的东西教给大家，容易接受，学了就能用得上。如结合近期作战经验，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结合边区政治、军事斗争现实，讲授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针对部队情况，上政治工作课。

分校领导要求教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指导下，搞好调查研究，认真备好课。有时领导还要抽查教案，进行具体帮助。

为使学员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原则分析现实问题，避免背诵教条，还经常注意向他们提供一些实际材料，即所谓进行“情况教育”，通过教育，在军事方面，使学员了解我军、友军和敌军的武器装备、战斗力和战斗特点，以及边区部队作战经验。并且要求把“情况教育”贯穿于每一课程、每一节段之中。同时还组织学员调查队，利用假期下乡访问，搜集情况，以利于理论联系实际。

整个教学过程，坚持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尽量减少枯燥概念，注意列举一些具体生动事例，而且举例要尽可能地与学员的经验相吻合或接近，并利用图表、模型、沙盘等辅助教学。

分校尤其强调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坚持学与做相联系，学用结合。在教学中，有计划地使学与做密切联系起来。如组织学员做群众工作，参加实际作战。通过政治活动，使学员们学会组织和主持会议，学会做总结，学会演讲、辩论和谈话，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在校期间，还要给学员以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的机会。学校的各种行政工作，在不妨碍学习的原则下，大量吸收学员参加。

正由于第5师领导和边区党委对于抗大第10分校的创立和发展非常重现，大力支持，并实施正确领导；由于学校本身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周密的教学计划，并能从实际出发，合理地设置各类课程，而且按照各队情况，规定适当的课时比例；也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以转变学员的思想，使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一环；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教育，把学与用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并注意总结和积累办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因而虽然客观上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但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却很高，学校中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尽管每期的教育时间很有限，可是学员们却受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的、深刻的教育，既提高了军事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又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思想意识修养，从而逐步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抗大第10分校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四军第5师部队，对于巩固和发展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余潜（5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