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进步  投身革命

我于1916年2月出生在河南叶县龙泉镇一个官僚地主家庭，6岁时读私塾。13岁到龙泉镇初级小学读书。少年时我受到中共党员教师董锡之、李子键、何子芳等人的教育、启发，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后背着父亲到省城开封读书。

没有念完小学就私自背着家人跑到省城读书，父亲对此很生气,一气之下断绝了我的一切经济来源。寒冬腊月，我只好向同学借钱和衣服。为了继续读书，我靠课余时间给石印局抄写讲义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1933年2月间，由于生活太艰难我被迫回家乡叶县。回到叶县县城，我重入县立一小读书。那时学校有一位从北平来的语文教师叫周茨萍，帮助我阅读了不少新兴社会科学书籍，如《农民问题大纲》、《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大纲》以及《辩证唯物论教程》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和自己经历的挫折，使我初步认识到：只有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才能有个人的出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地下党叶县县委负责人之一的董锡之给了我很大启发与帮助，共同的理想与目标，使我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开始为党组织保存和传送文件。从1933年起，我实际上就投身革命了。

这年夏天，我考入了叶县县立中学。为了反对学校当局推行“新生活运动”的行为，在董锡之领导下，我和同学牛犇等3人一起组织了“冬青读书会”，号召同学们阅读进步书刊、出版墙报，开展革命活动。从1933年冬至1935年夏，我带头在学校组织发动了3次学潮，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要求校方驱逐反动教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尤其是第3次学潮，我们驱逐了反动校长刘兆宇，形成了震惊全县的“县中学潮”。但这次学潮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武力镇压，一些进步教师被解雇，我也被勒令退学。

在家呆不下去了，我来到舞阳县舅舅家中躲避。之后，几个进步同学帮我弄来了一张转学证书，我因此转到舞阳县中学当插班生。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舞阳县中学师生也积极投身这一爱国运动。1936年初春，我带领同学们在舞阳县中学开展运动，“反对学校压迫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不关心国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活动。结果，我被开除了学籍，再次失学了。

我青少年时代的进步，与共产党的领导和进步教师的启蒙、帮助密切相关。在革命老前辈的启发诱导下，加之家庭矛盾同自己曲折的生活实践，我最终跳出了寻求个人解放的小圈子，投身到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经董锡之和何子芳介绍、鄂豫边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子健谈话后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县地下党组织有人叛变，何子芳通知我必须离开叶县。那天我急忙跑回家跟奶奶说了声“我要到开封上学去”，就匆匆离开了。到开封后，我与牛犇取得联系，考入了开封高级师范学校。

我在开封高级师范学校各年级的进步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并以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省委领导的开封地区“农村抗战工作服务团”，宣传救亡活动。11月初我回到叶县，在县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和发动青年参加宣传抗战等救亡活动。期间，在党组织指派下，我与昆阳中学进步教师胡明正、杜天崇、侯建华等成立了“叶县青年抗战工作团”。我们很快在廉村、段庄、龙泉、坟台、老鸦张、常村等地设立起分团，组织动员在校和失学青年参加宣传、募捐、开办文化夜校、出版《叶县抗战青年》报、参加地方抗日武装训练等抗战救亡活动。

鄂豫边省委在抗战爆发后改建为中共豫南特别委员会。1938年3月，豫南特委李子健代表省委整顿叶县、舞阳等县的党组织，建立起了抗战时期第一届中共叶县县委，崔慎三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6月，改建叶县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

1940年11月初，我调离叶县,来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省委书记、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和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与我谈了话，决定我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去延安。

11月中旬，我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12月间，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到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进行谈判。10多天后，我同袁宝华等20几个人乘坐专用卡车，跟随董必武的小轿车一同向延安进发。

在延安学习、工作的日子

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几年时间，是我投身革命以来重要的时期之一。它使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增强了党性，开阔了政治视野，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功底，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1940年12月底，我们抵达延安。经过审查，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第45班，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著作。45班也称为45支（部），因为那时党校党委还没有建立，全校各班党组织都是在总支领导下活动的。总支书记是梁湘，支部书记是黄杰。当时党校共有学员1000多名，校长是邓发，教育长是刘芝明，党建教研室主任是刘晋。一天，我遇见了刘晋，相见非常亲热。刘晋曾在我家乡龙泉镇小学任过教，上学时有一首《小孩与麻雀》的歌，就是他教我唱的。

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之前，是有一个充分准备阶段的。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多篇重要著作。自1941年起，党中央陆续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我被调到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研究员，学习研究中国政治现状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问题。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就这样，一场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展开的全党著名的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整风期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都分别到党校作了报告。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不仅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而且在对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贯彻文艺创作的“推陈出新”方针方面，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文化学习的领导，1942年秋在党校领导下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姚仲明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和许诺、贺愚农、杨锐、彭三、王渊等10几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被分配到各个支部担任文化教员，讲授国文、算术、地理和历史等科目。我一到任，副主任刘芝明就找到我，让我编写语文课本及世界史。

党校图书馆的藏书、资料有限，我向校长邓发作了汇报。邓发性格开朗，也很诙谐，每次见到我总爱开玩笑地称呼我“王三点”，而不叫我的名字。因为我在党校讲课时有个习惯，总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叫我“王三点”了。邓发听了我的汇报，马上表态说：“好，好，王三点你不用急，我来解决。”他非常热情地写了封信，这样我便可以到毛泽东图书资料组那里去借阅书籍和资料了。我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不少世界名著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古籍。

为了抓紧时间多学习，我们这些教员很少参加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不久，彭真得知这一情况。一天晚饭后，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大会。彭真在会上说：“中央调你们到党校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马列著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为了读书而不注意参加文化体育活动，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学了一肚子的马列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起装到棺材里去了！”彭真要求大家一定要在课余时间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他说：“花钱买棺材，不如花钱吃药；花钱吃药，不如花钱搞点文体活动。”在校领导的关怀下，我们加强了身体锻炼，为迎接整风后全面、系统地开展文化课作好了准备。

1943年初，我调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随着前方干部被调回延安学习人数的日益增多，5月4日中央决定扩大党校范围，将原有部分组建成党校一部；在延安大学遗址建立了党校二部；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党校合并成为党校三部，部主任是郭述申；在军事学院、民族学院遗址大砭沟建立了党校四部；陕甘宁边区党校改编为五部；后又从五部抽调部分干部、教员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六部。来自四面八方需要学习文化的工农干部，加上原来在党校一部学习文化的学员，全部集中到党校四部，党校文教委员会改由齐燕铭负责。那时，来三部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从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是当时就很有名气的文学家及文化工作干部，如丁玲、艾青、肖军、塞克、刘白羽、杨朔、于黑丁、马加、吴伯箫、周而复、白朗、方纪等，加之三部原有的不少文艺工作者如欧阳山、草明、刘雪苇、郭小川、陈波儿、蔡天心、江帆和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等，还有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学者及来自老区、白区乃至海外从事新闻、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正因为有着诸多文学家和学者，当时的三部被人称之为党的“文化人学府”。我与他们一起学习、探讨、研究，相处了整整一年，使自己得到不断提高，成长为中央党校的文化教育骨干。

1944年1月，各方学员大量涌进党校四部，原有的文化教员已不能满足需要，校方从高级知识分子汇集的三部和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一批工作人员补充到四部，我被调到了四部做文化教育工作。

当整风的紧张阶段过去，进入学习路线和政策的时期时，党校领导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娱活动，很快党校活跃起来了，整个延安地区热闹起来了。在整风后期，出现了充满革命朝气的红火局面。

党校一部、三部排演的《逼上梁山》正式演出后，振奋了观众，也轰动了延安。党校的平剧院编排了大型京剧《三打祝家庄》。三部还演出了《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受到了群众的热情赞扬。在那段时期里，鲁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大型歌剧《白毛女》，陕甘宁边区秦腔剧团编排的《血泪仇》等新内容、新观点的文艺作品有如雨后春笋，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四部的教职人员也公推姚仲明赶写话剧剧本。草稿拿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校领导也给予了支持，不仅委托在党校一部学习的罗瑞卿、孔原、朱瑞等给予指教，还派了三部的几位同志来大力帮助，如陈波儿和塞克为导演这部戏，搬到我们四部住了一段时间。丁玲为改好这个剧本，多次从一部到四部参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四部终于演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了这部剧后，又接着看了该剧的总结文章，就给姚仲明、陈波儿写了一封信，约请他俩到自己的住处，当面谈了体会和意见。总之，延安党校的工作、生活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

转战豫西、豫中、陕南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河南大部分地区沦入敌手。我的家乡叶县在这年6月被日军占领。10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和河南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决策。为加强对河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在延安建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戴季英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任军区和人民抗日军司令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1月，王、戴率南下部队和干部队先后从延安出发向河南挺进，以建立和巩固河南抗日根据地。

得知消息，我再三要求随部队到敌占区去，得到了校方批准。

11月7日我离开了中央党校，随河南豫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子久、韩钧率领的部队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太行、太岳解放区，突破敌伪重重封锁线，于1945年1月初由山西省垣曲以东的马蹄峡渡过黄河，顺利到达豫西宜阳、洛宁地区。按照上级指示，我带领10几个干部到宜阳县创立政权，组建地方武装，任临时县委书记。

1945年2月中旬，我奉命到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支队、第3地委陈先瑞部担任组织部长。王、戴部队挺进到禹县、登封等嵩岳地区后，我便遵照上级指示化装赶到叶县和舞阳县，同嵖岈山区的新四军5师李先念部队联系，了解敌伪情况，恢复叶县、舞阳等县党组织的活动，相机迎接陈先瑞第3支队南下豫中。

3月中旬，我同新四军5师部队接上关系，在该师参谋长刘少卿直接领导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取、整顿、改编了叶县、舞阳县的地方武装，组建起叶舞支队，我任支队政治委员。

6月下旬，我带叶舞支队随挺进第2团北上嵩岳地区，与王、戴部队会师。

7月初，就在我们到达禹县神垕的第3天，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发起了“扫荡”，我们立即进行了反击。之后，我们到达军区指定的会师地点登封县杏山坡村，进行了整训。整训近1个月，期间我同叶舞支队工作队员杨空丽结婚。

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新四军5师李先念、任质斌也向所属军分区（旅）颁布紧急命令，令5师各部立即动员全部力量，迅速攻占被日伪军盘踞的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就在我们离开登封到达禹县神垕的当天，接到军区的特急命令，令我部队火速插到豫中平原，与新四军5师黄霖部取得联系，向各城镇的日伪军进击，准备接受日军投降。部队一路急行军赶至平顶山境的姚孟寨附近，在那里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队，消灭了顽抗的日兵，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中，除第3支队第7团一名战士受伤外，叶舞支队均无伤亡。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夜里，部队冒雨从叶县北渡街、唐村一带涉过水深浪急的沙河，天亮前抵达瓦店营附近。此时，反动头子胡栋材带领河北民军正在围攻瓦店营的地方团队。部队稍事休整，便迂回到民军的左后侧发起突然袭击。此次战斗共毙、俘民军近百人，缴获机枪、步枪百余支。两次战斗，均受到军区的通报表扬。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军就迫不急待地向河南各解放区展开了大举合围。形势急转之下，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河南黄河以南解放区担负起坚守中原，阻击国民党军调兵北上华北、东北、西北各解放区的艰巨任务。

9月初，叶舞支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赶到嵖岈山地区同主力部队汇合。我率部迅速撤离叶县，急行军抵达西平、遂平县境槐树、酒店一带，与第3支队第7团、第9团合并，9月中旬参加了象河关战斗。战斗中，参谋长冯景宇身负重伤后牺牲。之后，按照上级指示，我和武振挺一起到尚店成立了叶（县）、舞（阳县）、方（城）、泌（阳）指挥部及舞阳县县委、县政府。我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舞阳县县委书记。

10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与冀鲁豫军区部队1部会师桐柏地区，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军区政治委员。当时，我奉命带一个连留在嵖岈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自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到6月25日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全面内战爆发，短短时间内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就多达1280次，原有15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军蚕食殆尽。中原各部队6万多人被围困在河南、湖北交界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60公里的狭小地带。这年春，我带领河南军区干部队随新四军5师第13旅行动。

面对危局，毛泽东审时度势，自6月1日起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中原军区领导“准备突围”。6月23日又电令中原军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5日下午，我们干部队突然接到第13旅副政委肖元礼派通讯员送来的急电，令我们立即赶到某地等待该旅直属机关，一同随主力部队行动。我带干部队到达指定地点的第2天上午，李先念率领军区直属机关先到了这里。他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李先念在会上叮嘱大家：“……如果突围，快则15天，慢则19天到达目的地。今天晚上是过关哪！谁过去就过去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晚上我要当霸王了，大家都要听指挥。”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分4路进攻中原局所在地宣化店，开始了向各个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拉开序幕。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向苏北、鄂西北和陕南方向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

8月初，中原解放军各支劲旅历经千辛万苦，转战于鄂、豫、苏、陕、皖等省，最终突破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和堵截，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我随同第13旅第38团从陕南商（州）洛（南）地区前行至陕西省山阳、镇安和湖北省郧西等县， 8月下旬成立了第1军分区，我任“山（阳）郧（西）镇（安）办事处”主任、工委副书记，负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2月底，国民党军第135旅连续进攻我部，在饥饿冻困中我身染重病，经组织批准，由一位在当地工作过的连指导员程海波带通讯、警卫人员数人护送，寻找军区机关安置养病。

1947年1月的一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傍晚，我与护送人员在山阳县西部的一位群众家中刚刚住下，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135旅部队袭击。寡不敌众，我、程海波及另一名勤务员一起落入国民党军的魔掌。

国民党牢狱中的斗争

我被俘时没有暴露身份，只是说我们是因病回老家的解放军掉队人员，并说自己名叫王德明，而程海波改名为何子良。3月间，国民党军派人将我和其他被俘人员一同经山阳、商州押往西安战俘集中营士兵队第11队，住在西安南面木塔寺的小村庄。

我的爱人杨空丽，在我被俘前1个月，在湖北省泗浃口一户群众家中生孩子刚刚7天就被国民党军抓住，押往湖北老河口集中营。杨空丽虽然年轻，但已是一名政治思想成熟的党员和新四军战士。她意志坚强，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果断地将孩子寄养在群众家里，巧妙地与国民党军周旋，一直没有暴露身份，不久被家人保释。但我们的长子却在3年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进入的战俘集中营叫做“西安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简称“青训总队”，原为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关押、处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西安集中营”，下设被俘干部和士兵队，关押的多为新四军5师在中原突围中掉队的伤病员，其中也有陕北等地区我军的被俘人员。当时流行伤寒和回归热病，被俘人员中因病死亡的人很多。我们每天除了被提审问话外，就是劳动、挖野菜、埋死人。

这年4月，“青训总队”让我们这些被俘人员参加“反毛泽东大同盟”，发表反共言论、写自首书等。凡是拒绝参加这些反共活动的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关押到禁闭室及地牢里。对被俘的师、地级人员关押、审讯一段时间后，还要押送到南京去。我听到后严词拒绝，坚决反对。敌人一时没有搞清我的真实身份。由于我的病情加重，被押送到“医务所”的破庙里。

就是这时，原红四方面军一个叫王立亭的人（解放后被我军处决）自首叛变，出卖我是“共军县长”。大约在6月间，我被关押到特一队。在这里，我见到了因坚决抵制拒绝参加反共活动而受到严刑拷打的刘伟光（359旅南下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和罗平（大学生、党员）。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与刘伟光说了几句相互鼓励的话。不久刘伟光就被押送至南京，罗平则被关进“青训总队”特务连所在地杜公祠禁闭室。刘伟光在南京关押期间，仍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在南京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壮烈牺牲。刘伟光是一位令人永远敬佩的革命志士！

7月，由于不屈服敌人施加的各种折磨，反对国民党狱中的政治摧残和非人待遇，尤其是拒绝参加“反毛泽东大同盟”，我受到了重刑。那天，当我严厉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罪行时，“青训总队”的打手们把所有被俘人员集中到一起，当众将我按倒在地严刑拷打，打完后又把我捆在一棵树上，两个多小时后才松绑。被俘人员姜子明（新四军5师作战科科长）、程海波等人乘看守不备，想法子弄来了一些白酒和黄裱纸，把沾上酒的黄裱纸贴在我的伤口上，并安慰道：“这样可以防止化脓，让伤口恢复得快一点。”多亏有这些好同志的帮助啊！受刑后的十多天里，我连上厕所都很困难，全是靠他们的照顾。

8月，“青训总队”队部和特1队、特2队一起搬到了韦曲镇一所大院子里。 “青训总队”每周都要集中所有被俘人员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共报告会。我坚决不参加。

9月，经我同意，被俘人员、中共党员周国印等同志组织了暴动，但被发现而失败了。紧接着的一天下午，训导组长孔宪文召集手下多人，亲自提审我。我当众批驳了孔的反共言论，并同他辩论了1个多小时。那天晚上，他们剥去我身上的衣服，蒙上眼睛，把我紧紧地捆绑住，拽着往外走。在黑暗中经过了多块庄稼地后，他们对我进行了假活埋、假枪毙，威吓我加入反毛同盟会。我将生死置之度外。孔宪文他们一无所获，又把我押到杜公祠特务连禁闭室，与被俘人员相隔绝，造成被俘干部以为我已被活埋的假象。

1948年快过春节时，被俘干部张克祥等人得知我尚在人世，发动被俘干部募捐衣物，对我进行慰问，以此来揭穿“青训总队”摧残共产党被俘人员的罪行。当天晚上，张克祥等10多个同志也被押入了禁闭室。我克服重重困难想办法与张克祥、罗平等人取得联系，在禁闭室秘密组建地下党支部，领导狱中斗争。这些同志中我现在记得名字的有：刘维华、李铎、李斌、金长业、刘振和杨森。

1948年4月，“青训总队”派人把我和张克祥、罗平等10多个人转押到韦曲以南荒山野岭上慈佑庙的地牢中。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地方，不仅戒备森严见不到外人，而且深入地下，阴冷潮湿，见不到阳光。我们在这里受尽了饥饿、寒冷、病痛的折磨。在地牢中最难熬的就是挨饿，一天两餐饭，每餐只有两三勺无盐无油的稀面汤。我有时被罚只能吃到半份饭，7、8天才解一次大便，胃肠疼痛难忍。由于缺乏营养，又见不到阳光，我的双腿开始溃烂，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用自己解的小便来冲洗创面，以减轻痛苦。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10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向敌人屈服自首的。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我们之所以没有被国民党处死，多亏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设法保护。“青训总队”特务连副连长和一位负责看管我们的班长就是地下党员，那里的人事科科长许建忠也是地下党员。

1948年底，“青训总部”把我们押往西安“特种刑事法庭”准备进行判处。我们被关押在西安第1监狱看守所。当时有位名叫王忠的西安地下党员也押在那里，他受西安党组织指派与我单线联系。我俩接上关系后，通过他再和西安党组织联络。王忠的爱人也是中共党员，每天3次来给他送饭。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向狱外党组织汇报情况。王忠转告我：“要做好被释放的准备，不要离开其他被俘同志，以免被敌人陷害。出狱后，要集体行动到陕南去找部队。”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上台，与我党进行谈判，宣布释放政治犯。其后，“特种刑事法庭”按国共和谈的要求被撤消，并分批释放被俘的共产党的干部。2月，我们这些被俘人员被释放。为了安全，我被人搀扶着，一同往陕南方向行进，进入秦岭山中。1个月后，我们终于在郧西县泗峡口找到了部队。部队得知我们的情况，马上派人把我们护送到湖北郧阳县陕南军区所在地。

到了陕南军区所在地，根据当时中央“凡是县团级以上被俘的干部必须由中共中央局审查做出结论才能恢复工作”的规定，我们又长途跋涉到了河南开封中原局所在地。中原局即送我们到开封以南的朱仙镇，参加由公安部、组织部在那里组建的教导队，边学习边接受审查。湖北汉口很快解放了，教导队迁移到汉口市，我继续在那里学习接受审查。

1949年冬，经过华中局（中南局）组织部、社会部（公安部）严格审查，我恢复了党籍。同时与已恢复党籍的妻子杨空丽团聚。

战争年代，我始终坚定革命信仰，历经坎坷、磨难，最终回到党的怀抱，开始步入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

王泽民  （王红云 郑健记录、整理  5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