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学徒到新四军战士

我原名夏照东，后改名赵东。儿时家住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靠铁路谋生。父亲在长辛店铁路材料所任所长，是一名中级职员。但他去世早，我们兄弟姐妹7人全靠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

“七七”事变爆发时，长辛店首当其冲。我与大哥于7月6日晚从北平乘火车回长辛店，经过卢沟桥时，亲眼见到日本兵在附近制造事端，然后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并占领我北平城。

稍后我有一个机会到了上海，当时“八一三”事变刚刚爆发，我在一个公司当练习生（洋学徒），公司在江西路，靠近英租界工部局，离四马路很近。四马路当时是一条文化街，很多书店开设于此。我在公司工作任务很轻松，午休没事时就泡在书店里。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当时既有最进步的事物，即中国共产党活动，又是左翼文化运动发源地，也是个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还是英法租界，加上日本人进入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就更大了；还有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在上海的势力也很大。街道上灯红酒绿，还有许多妓女在阴暗的角落里拉客。那时我才20岁出头，开始只想谋个好差事，所以晚上进会计学校读夜书。后来因经常到四马路一带的书店里看书，渐渐地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我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思想，，也是从这里开始转变的，倾向抗日救国，于是转学到阿英主办的政法学院新闻系专修科读夜校。这里的教员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后来三青团的势力在学校占据主导。我们十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离开政法学院，转到王任叔主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学习，也称作“孤岛抗大”。

1939年8月，通过讲习所的关系，我们十几位同学一起到江南投奔新四军。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学扮成兄妹，乘船从上海到浒浦登岸，混过敌人眼睛，改乘小火轮经阳澄湖一带新四军兵站，由兵站送我们到无锡后桥梅村，找到了新四军“江抗”部队。

陈毅痛失良将悲其“蠢猪”

我们进入“江抗”后，接触到很多新事物，就像换了一个天地。当时我被分配在“江抗”政治部宣教科任干事兼报纸编辑。当时“江抗”的司令员是叶飞，副司令吴克刚（吴焜）。吴副司令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红军，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一次他只身对着敌人轻机枪枪口冲去，想夺下敌人的轻机枪未成。一次战斗结束时，我看到他站在一个山坡上，手里挥舞着大刀，又蹦又跳，嘴里说：“我看到敌人的指挥官，我的大刀差一点就砍掉他了”。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光荣牺牲。当时部队领导没有马上宣布，怕影响士气。文艺工作者写了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壮烈牺牲的吴副团长”，就是吴克刚同志。陈毅司令员知道吴的事后，悲愤地骂了一句“蠢猪”。陈毅视察“江抗”，部队在江阴和无锡之间的西石桥附近一个路口摆了一排缴获敌人轻机枪欢迎。当时，新四军战士手里的武器都是破破烂烂的，有的步枪断成两截还在使用，轻机枪可算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作为战地记者对陈司令员采访，他向我们讲述了新四军初下江南，首战韦岗歼敌并击毙日本军一小队长的故事，并赋诗一首，后在陈毅诗集中公开发表。不久，“江抗”一部经扬中渡江北上，到达江都吴家桥一带。

跟“李大麻子”和韩德勤的较量

1940年4月，经孙克骥（后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和徐博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改称挺进纵队，不久即东进。沿途首先遭到泰州二李的阻挠。挺进纵队和他打了一仗，即郭村战斗，并派“江抗”时期的秘书长陈同生赴泰州谈判，李明扬、李长江（外号“李大麻子”）才放行。后部队到达黄桥附近，又遭到韩德勤的阻挡。韩德勤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号称“十万大军”，而我军只有几千人。陈毅司令亲自与韩德勤在姜堰谈判，韩德勤一边谈判，一边悍然发动进攻，于是进行了有名的“黄桥决战”。敌89军军长李守维淹死在八尺沟。战后把敌军俘虏集中在黄桥中学的大操场上，陈老总站在一个大桌子上训话，他痛斥韩德勤不顾大局挑动内战的罪行，并且说：“我就是你们韩长官悬赏十万大洋取我首级的陈毅”。操场上黑压压一大片被俘的敌官兵，一个个坐在地上低头不语。

    黄桥决战后，苏北的抗日局面一片大好。此时八路军与新四军在华中会师，新四军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有幸成为代表团一名成员），经东台到达盐城以北益林一带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会合。老大哥为欢迎我们这些“小弟弟”，专门进行了骑兵演练表演，让我们大开眼界。

重建军部后，1师回到苏中，政治部住在东台附近二女桥。这时的日军在苏中发动了疯狂的“扫荡”，国民党不少地方部队纷纷投敌，泰州的李长江就公开投敌。我随部队进行了讨李战役并一度攻入泰州城。

后来，1师政治部组织江南巡视团，由吴肃为团长（时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兰玉荣为副团长（时任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我为团员赴江南16旅巡视工作。

我参加了七战七捷部分战役

1943年7月，我们从苏北经淮南返回苏中。苏中公学成立后，粟裕师长兼校长，夏征农任教育长。组织上派我带领1师教导团一部分基层干部（后又增加了一些18旅的）组成军事队，前往苏中公学学习。

苏中公学第一期共8个队，其中7个队都是上海等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军事队为第8队，除进行军政文训练外，还担任学校警戒任务。在此期间8队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有6名学员带枪逃跑，估计可能投降了敌人。我作为军事队政治指导员应负主要责任。我缺乏带部队的经验，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事后组织上虽然没有追究责任，也没给我处分，但我自己感到好像挨了一闷棍，常感内疚。军事队结束学习后，我与学员重回1师教导团。

此时1师成立了1个纵队辖3个支队赴苏浙军区，我为9支队组织干事，后任宣传股长。从苏南到浙西，参加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9支队在孝丰一带参加桃花山战斗，后打到安徽边界大山里。不久日本鬼子宣布投降。

为争取国民党不打内战，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同意江南新四军北撤。我纵队在北撤途中，在宜兴丁蜀山消灭掉当地一个地头蛇，进入宜兴城。部队回到苏北后，高邮之敌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负隅顽抗。我纵队包围高邮城，开始攻城。我随部队攻打南门，部队架起梯子从南门城楼爬进去打开南门，进入城内，俘虏了大批日本兵。根据我党的政策，本着“缴枪不杀”的原则，我们把这些日本兵送往南京。

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在华东苏中地区首当其冲。我军奋起反击，进行了有名的“七战七捷”。我随部队参加了分界、鬼头街和李堡战斗。分界战斗，我军包围分界之敌，敌突围，我险些被敌冲散；泰兴鬼头街战斗，我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仗。战斗很激烈，打死不少敌人，我看到一名敌军士兵，一只手被打掉，鲜血直淋。 苏中公学8队队长鹰克营长在鬼头街战斗中光荣牺牲。我看见他躺在担架上像睡着了一样。李堡战斗后，我进入海安。

与敌人耍龙灯

 我军由苏中转移苏北，然后进入山东。当时华东野战军大都集中在沂蒙山区。敌人南线在临沂，北线在胶济路以南，企图南北夹击把我军消灭在沂蒙山区。我军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沂蒙山区和敌人“耍龙灯”（陈毅语），声东击西。先在南线摆出一个与敌人决战的架势，然后留下少部分部队监视临沂方向之敌，而大部队突然向北急行军，一夜跑100多里，在莱芜包围了李仙洲的部队大约7个师。李仙洲部大部分被我歼灭，一部分起义投降，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

战后，我军控制了胶济路的一段，部队进行短期休整。4纵政治部把连队的指导员集中起来进行短期的集训。当时部队生活艰苦，数月不知肉味，连蔬菜也吃不到。有一句打油诗叫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的是煎饼包的是大葱”，加上部队伤亡大，干部中产生了消极思想。那时我任干部教育科长，与指导员们一起学习。政治部主任谢云晖针对干部思想与指导员们算了一笔账：他指出，我纵队从苏北转移到山东有一万多人，现在还是一万多人。当然部队的成份起了很大变化，原来的骨干有不少伤亡，补充了大批俘虏兵，国民党士兵有很多是抓丁来的贫苦农民，他们受地主剥削，到国民党部队后又受当官欺压。我们当时提出“即俘、即教、即补、即打”的口号，即教就是进行诉苦教育，使俘虏兵很快觉悟，军帽一换，就掉转枪口与我们一起作战。

胶济路整训后，部队继续出击。在行军路上我遇到一次险情：我骑的白马因受惊突然离开行军路线向荒野狂奔，我被闪于马下。当时我穿一双缴获敌人的大头皮靴，一只脚卡在马镫上被拖了一二百米，幸好我穿着棉军装棉大衣并没受伤，只是眼镜跌断了。此后，我一度离开政治部，带领一个政治队跟随教导团进行训练。政治队主要成员是指导员，我任政治队队长，并指定我为教导团党委委员。此时我纵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消灭了蒋介石王牌军74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缴获了不少装备和马匹。从政治队毕业回部队的一位指导员帮我换了一匹灰色小川马。

朴实的朱老总

1948年初，华野1兵团1、4、6纵在濮阳休整，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陈毅司令员主持。会议以整风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大家讲话，甚至允许发脾气。会议主要解决兄弟部队之间不团结和军阀主义倾向问题。这时朱总司令来到华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他来华东主要是慰勉部队，同时动员“钓大鱼”。他讲话时，我就坐在他旁边做记录，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朴实的老农民，穿一身粗土布灰军装，平易近人，谦虚和蔼。我们的后勤部门帮他做了一身卡其布军装。

解放战争摧枯拉朽

此后我调任4纵队党委秘书。4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豫东战役，歼灭了区寿年兵团，重创黄伯韬一部，并一度解放了开封，我乘机进入城内配了一副眼镜。

不久，济南战役开始，4纵担负打援任务，监视徐州北上之敌。我军在徐济之间布下一个口袋，等敌人来钻，结果徐州之敌未敢贸然出动。济南被兄弟部队解放。

我军在山东峄县一带休整后，即投入淮海战役。此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攻打徐州以东碾庄之敌，4纵作为主攻部队之一，消灭了黄伯韬兵团；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歼灭黄维兵团；第三阶段，徐州之敌倾巢向南逃窜，被我军包围在陈官庄，完全被我军歼灭并活捉杜聿明.我亲眼见到杜聿明从战场上被抬下来，头上还缠着白布。一位为蒋介石卖命，曾远征过的将军成为我军的俘虏。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接着，大军南下，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23军(由4纵改编)渡江后沿宁杭国道直取杭州。这时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我军如摧枯拉朽，基本没有遇到敌人重大抵抗就进入杭州城。杭州解放后，23军转回头支援上海战役。到达上海西郊时，上海已被兄弟部队解放，23军只赶上个尾巴。

在我担任纵队、军党委秘书期间，因有机会接触到来往电报，知道我野战军一切重大行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之下。毛主席不愧是我军的最高统帅。

此后，我离开军部，回到战斗部队。在我担任204团政治处主任期间，我团接受了攻打舟山的任务,舟山之敌未等到我军行动便偷偷地跑掉了，舟山解放。

此后，23军受命抗美援朝，入朝作战。我担任过团副政委、政委和师政治部主任。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在人民军队度过了24个春秋。1963年，我转业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3年离休。

回顾我的一生，能够以离休待遇，安度幸福晚年，都是靠党的栽培。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使我有学习锻炼的机会。我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人民解放军。我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活到老，学到老，保持晚节，做一名永不褪色的共产党员，绝不辜负党的期待。

（本文由赵东同志儿子赵培提供，厚英整理编辑  1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