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人民政府,把华中根据地划分8个地区,分别建立地委、军分区、专员公署。淮北津浦铁路东、西又一分为二：路东地区为7地委、7军分区、7专署；路西地区为8地委、8军分区、8专署。

    淮北7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在泗县成立，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为赖毅,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为刘玉柱；地委委员、军分区司令员为张震球，副司令员为赵汇川；专署专员为张辑五，副专员为王烽午、苌宗商。辖泗县、泗洪、泗阳、灵璧、五河、睢宁、泗宿、肖铜、宿东、盱凤嘉12个县，除铁路沿线为国民党军占领，无敌据点。

    1946年7月，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内外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原望，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援助下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停战协议，猖狂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彻底摧毁从日寇手中夺回建立的人民解放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主席做出英明决策，把抗战时的分散“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方针适时改变为大兵团的运动战方针，其主要目标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变被动为主动，一步一步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进入战略反攻，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这样，主力部队走出根据地参加大规模运动战，就给各地区如何积极主动支持配合主力部队运动战，坚持就地独立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任务是艰巨复杂的。

7地委和军分区地处国民党南京政府卧榻之侧，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一开始就首当其冲，成了敌军集中进攻的首要目标。果然，蒋介石用10万大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淮北，桂系军队整编171、172师占领灵璧、泗县等县城。陈毅司令员率山东野战军7月在灵璧西北九鼎山、朝阳集地区歼敌69师92旅5千余人后，8月7日开始泗县战役歼敌2千7百余人，但因雨大水深、爆破器材受潮失效、弹药运不上去，加之徐州敌援军将临，故未能全歼守城之敌，撤出战斗转移至运河以东。与此同时，粟裕副司令员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积极抗击进攻之敌，连续取得7战7捷、歼敌3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挫敌之进攻锐气，随之放弃两淮（淮阴、淮安），拖着强敌向山东运动。敌人占领了两淮，封锁了运河，使淮北7地委和军分区变为敌后作战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7地委和军分区直接领导和指挥4个团，结合地方武装，面对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心独立坚持斗争，力求在农村保持和恢复根据地。但经3个月的艰苦转战，总是被动挨打,未能寻找战机避强击弱、挫败敌人几路大军的进攻和“扫荡”。因此，地委和军分区转移到泗县唐莫圩子一带，于11月23日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分析敌情：敌41旅两个团尾追而来，上级电告敌69师出动两个旅已向泗阳县葫芦套龙集、界集两地区进攻，已形成对我包围之势，我有被敌分进合击消灭的危险。敌情严重，我们需大部撤退，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于是，对准备向东撤退过运河做出3项决定：发电报请示华中分局和军区；派敌工部长姚克、泗南县委书记洪沛到洪泽湖与该县委书记王化东、县长谢楠组成工委，坚持湖上斗争；电告华中9纵接应过运河。所谓准备向东撤退，实际未等到华中分局和军区复电，就急不可耐地下通知撤退了。

在同一时间内，为适应独立坚持斗争的需要，地委还决定分别建立4个工委。其中，以华中9纵79团为主，成立肖宿铜灵工委（即一工委），由地委委员王烽午任书记、79团团长顾寒星任副书记，委员有地委社会部长、专署公安局长陈元良、79团副团长李学智以及灵璧、宿县、肖宿铜3县主要领导者共10余人，任务是：挺进宿东、肖铜、灵北地区打游击，坚持灵宿，恢复肖铜，牵制徐州之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但是，王烽午一直随军作支前工作，泗县战役中领导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待他冒大雨趟水赶到工委驻地时，因地区分散、敌情紧张，已来不及开会，只能和随军的几个工委成员商议：根据广大农村尚稳定的情况，决定工委和79团团部在灵宿边活动，派李学智、程祖光率2、3营，肖宿铜县长朱德群、县委副书记王宇、县总队政治处主任王一平率县总队，插入肖铜地区恢复和开展工作；另派肖铜县委书记张太冲、79团参谋长钟志远率1营2连和团直部分人员继续插入肖铜地区，与2、3营会合，协同斗争。 王烽午、顾寒星虽抗战时期在宿东地区工作过，比较了解当地的情况，但对国民党大举发动内战的敌情特点以及环境气候变化情况不了解，未能掌握敌军既有国民党嫡系军队、又有与我军抗战时进行过磨擦斗争的桂系军队，加之天气多雨环境困难，所作的决定是有盲目性的。结果，3次派出穿插进击的部队一头扎进强敌之窝，几乎天天在阴雨和泥水中连续作战，吃不饱、睡不好、过度疲劳，伤病多又无医药治疗，牺牲了就地掩埋，打散、被俘不少，损失惨重。仅79团牺牲、负伤、被俘、生病、失散的人员即达300多人，地方人员和武装这样的损失则更大。特别是插入肖铜的刚从地方升编的部队，在孟寨遭敌人包围，激战4天伤亡很大，连工委委员、肖铜县委书记张太冲和79团参谋长钟志远也被俘，钟志远被押到徐州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张太冲假充炊事班长被释放回到山东军区，其余下落不明。11月25日午后，王烽午和工委接到地委撤退的通知，率所有部队和地方人员向东转移到运河以东，即进行整编补充华中9纵，并将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及各县流散人员组成干部团集训待命，工委工作结束。

据了解，有些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因通信条件限制未接到地委撤退的通知，四处突围追赶地委和军分区，伤亡、被俘、跑散的损失很多，一时难以计数。

“成败乃兵家常事”。这次受挫是离开主力部队独立坚持有情可原，但确有失误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11月28日，赖毅与刘玉柱、张震球、张辑五开会，决定以“撤退是地委一致意见，犯错误大家负责”的统一口径，向华中分局和军区首长汇报。12月2日，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军区政委张鼎丞、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一同听取了汇报，指出：淮北地委“坚持几个月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是撤退不对。”后来决定，由华中分局民运部长、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刘瑞龙负责召集和主持7地委区以上干部开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淮北撤退问题。开会的目的不是追究个人领导责任，而是侧重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由刘瑞龙作总结报告，以利于提高认识，振奋斗志，重整旗鼓，打回淮北与敌再战，以夺取最后的胜利。赖毅、刘玉柱虚心接受批评,并诚恳作了自我批评；张震球也作了自我批评，要求打回淮北去。问题解决得很顺利。

针对淮北撤退问题，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李一氓说，淮北撤退是地委党内问题，专署责任不大。王烽午因联系解决各县干部和失散人员的问题，未能到会听取批评和刘瑞龙总结报告，但总感到自己和工委指挥一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挺进肖铜地区仗未打好受到损失，对淮北撤退也负有责任，一再表示自我批评，态度是积极正确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王烽午对地委向上级领导汇报事先统一口径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要继续前进打败敌人，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共产党员干部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么，淮北撤退不对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王烽午指出以下几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一、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在全军战略方针改变、主力部队参加大规模运动战、地区陷于敌后的情况下，开始虽提出独立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号召，但实际上缺乏坚定的信心，总希望靠近主力部队保存自己，因而在后有强敌尾追、前有强敌出动、可能被敌包围消灭的危急关头，便惊慌失措，思想动摇，仓促决定撤到运河以东。这是撤出淮北的主要思想根源。

二、没有抓住战前时机，统盘考虑、研究和掌握敌情，进行深入的动员，对怎样依靠老区的良好群众基础和以洪泽湖为后方的良好地理条件坚持斗争心中无数，不能适当调整组织、部署部队和地方武装、改变作战形式和战斗方法，根据敌情变化能分能合，分以避敌主力包围进攻、合以打击弱小之敌、消灭还乡团和敌政权武装，而是以抗战时期的老经验、老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没有不失误、不受挫的。这是经验主义方法在作怪。

三、领导民主作风差，不善听取下边的意见，奖罚不明。我是地委委员，地委决定的有些大事我就不知道。这就难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大家的智慧，多谋善断，克服困难，机动灵活地战胜敌人。这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我党我军“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没有不吃亏的。

    11月6日至7日,正在刘瑞龙主持会议检讨淮北撤退问题的过程中,传来鲁南战役大捷,消灭敌整编26师、51师和蒋纬国快速纵队,毙俘敌2万5千余人,缴获敌坦克20余辆、汽车300余辆、榴弹炮36门、其它胜利品堆积如山，收复邳县、峄县两个县城。华中分局和军区指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部队立即西渡运河打回淮北。并决定建立挺进支队，以华野9纵副司令员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赵汇川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学武任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烽午任政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地方工作，率77团、81团和骑兵团两个大队西进，组织地方干部随军行动。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又以饶子健、赵汇川、王学武、王烽午、张灿明、陈元良、李任之组成党政军委员会，由饶子健总负责，王学武管秘密党员，王烽午管政权、财经，陈元良管秘密武装。但对外，行政称专署，军事称军分区。

 行动前，王烽午向刘瑞龙反映情况和请示打回淮北的工作，刘瑞龙着重指示：1.一切为群众打算，我们对群众的负担政策要比国民党轻；2.摧毁敌政权建立我政权，铲除坏蛋、还乡团，必要杀的坏人要取决于群众；3.抓紧土改分田、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方针，严格掌握政策；4.抓紧一切机会发展我们的力量，特别注意扩大军队，恢复发展党组织；5.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6.财政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在开始行动经过华中9纵驻地时，张震司令员指示：重返淮北，要正确估计情况，背靠洪泽湖，建立游击根据地，一切组织和工作要基此打算。军事方针，不打硬仗，不打消耗仗，不打无把握仗。迅速发展地方武装。政权形式：能控制地区，一定要摧毁敌政权，建立我政权；不能控制地区，要打击反动坏分子，建立两面政权。财政以自力更生为主，上级支援为辅。

 这些指示，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符合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决胜阶段—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打回淮北的政治思想基础，更坚定了胜利信心。

 从1947年1月19日开始西进，突渡运河，迅速打破敌人对洪泽湖的封锁线，胜利与坚持湖上斗争的人员和武装会师。湖上有500余人，除洪泽县人员和武装，还有各县人员和武装，在敌人陆上封锁、缺粮、缺油盐、缺蔬菜、缺医药的艰难情况下，带着伤病员坚持了58天的斗争，与主力部队会师犹如绝境重生，无不鼓舞振奋，战斗意志大增。

 为了不把敌人引向湖边、打被动仗，挺进支队除留下泗阳县干部配合湖上工作外，以洪泽湖为后方，在淮北广阔平原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抓住战机歼敌。这里也不可能也不必要详述每一次战斗、每一项工作的过程和结果，还是以王烽午记载的党政军委员会年终召开扩大会议的总结略述如下：

 1947年的战斗和工作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月18日至3月底，敌人以优势兵力，企图用围、追、堵、截、袭等战术消灭我们。但都被我粉碎，打下半城、崔集据点，在高围子歼敌7个连，部队由无依托游击作战，得有暂时喘息机会，人员、弹药从敌人那里得到补充。第二阶段，4月至7月，敌人用远道奔袭方法重新组织进攻，使我在上咀、马厂、裴圩子遭受3次损失，并以步步为营战术，逼我从泗宿、泗南、泗阳退到洪泽湖东。后经我艰苦奋战，粉碎敌人3次“扫荡”，克服无衣、无食、无菜金的困难，终于渡过难关，保住了湖东地区，得以休整补充。第三阶段，8月至年底，刘邓、陈谢、陈粟3路大军挺进中原，我孤悬于津浦路东的淮北变成了中原战场的东部侧翼。华东野战军3纵东来支援，淮北得以迅速发展：首战陈圩、香城，恢复泗阳；继克管镇，开辟鲍集管镇地区；解放青阳，恢复泗宿；华东野战军东进，攻克灵璧、收复泗县，扫荡敌地方部队，我重建泗灵睢、泗五灵凤政权，两次解放泗县歼敌保安3个大队，扩大地方武装。总之，我由被追、被围浴血奋战，从坚持到发展，毙俘敌人6千余人，缴轻重机枪1百余挺，步枪6千余只，并牵制敌主力16个团；建立8个县政权，杨支队恢复盱凤嘉5个县，恢复淮北三分之一的土地，解放1百多万人民，发展新党员3千1百44人。支队领导机关，对外恢复称7地委、军分区、专署，取消党政军委员会。军分区部队越战越强，主力加紧集中，县区地方武装逐步建立。地方工作进展顺利：锄奸反霸， 肃清坏人；适时进行土改，分配土地；保护城镇民族工商业，适当改善工人雇员生活；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正确征粮、税收、罚没（反动地主反攻倒算农民的资财主要是粮食），自力更生解决财政分配问题；建立后方办事处，组建湖上医院收治伤病员，解决出版《佛晓报》的物资保障，组织船运支前；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编写印发传单、布告，以及扩军优属（优待军烈属）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绩突出。到1948年5月，淮北工作又有新的进展，灵北、宿东、邳睢铜的政权都建立起来了。1949年1月10日，随着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淮北全部解放。

 随之，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分局决定，成立江淮区党委和军区，曹荻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世农任区党委副书记，陈庆先任军区司令员、饶子建和梁从学任军区副司令员，杨光池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汇川任军区参谋长。区党委下分四个地区，建地委、军分区、专署。把洪泽湖、淮宝、淮泗、泗阳、泗南（包括盱凤嘉）、泗宿、泗五灵凤成立2地委，书记张灿明、副书记姚克，军分区司令员黄仁廷，专员陈元良；把泗灵睢、邳睢铜、灵北、宿东、肖铜5个县组成3地委，李任之任地委书记、吴云培任副书记，李世怀任军分区司令员、王烽午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一鸣任专员、张祚荫任副专员。

 在打回和重建淮北的斗争中，王烽午一面随军战斗，一面组织管理地方政权和后方工作。其中有他分工主管的，也有他参与协助别人做的，他都积极主动负责地去做，不是开会提方案讨论部署执行，就是提出意见推动工作进行，常常带病坚持工作，起了重要领导作用，做出了显著成绩，贡献很大。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实践中坚持读书学习和锻炼自己，党性观念、群众观念、政策观念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和改进，受到称赞。

 实践证明，原来坚持淮北斗争具有客观条件，只要方向正确、决心坚定、方法对头是能够争取胜利的，撤退确实很不适当。而且，淮北处于淮海战场的东侧，打回重建对配合支援淮海战役乃至渡江战役的胜利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共华中分局和军区批评撤退不对和决定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建立挺进支队打回淮北，是高远和正确的。这就是结论。

                  王用久  (4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