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6日晚，侵占我华北的日军在北平西南附近的卢沟桥，蓄意挑起军事冲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还击。自1840年6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抗击的最大的一次外敌入侵，也是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向全国同胞发出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6年12月，国共两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在宣传鼓动方面的卓越成就，为提供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投身到反抗外敌入侵的战斗行列，这个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又一次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浙江也不例外，1937年10月，共产党员王寄松、张珂表等人组织失业工人和学生，成立了嵊县第一个流动宣传队，演出《血债》《张家店》等剧目。共产党员周斯明等人成立的辅仁剧团，在嵊县西部的辅仁、开元、太平一带演出《死亡线上》《父子兄弟》《高压下》等剧目。与此同时，绍兴战旗剧团也演出了《古城的怒吼》《魔窟》。上虞县五夫镇小学的师生和进步青年成立的晨钟剧团，演出《一片爱国心》《警号》《在烽火中》等剧目。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邵荃麟、演员刘保罗等率领的浙江流动剧团在绍兴、诸暨一带，演出抗日戏剧，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古城新昌，由进步青年俞菊生、俞月隐等组织的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成立，以展览、漫画、表演话剧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绍兴县民教馆长朱秉钧、墨易等人发起组织旧剧改良运动委员会，通过开办艺人训练班，先后训练旧剧艺人800余人，积极投入抗日文化救亡宣传中去。

1939年1月，浙江省第三区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绍兴三区政工队）成立，一批共产党员加入。二三月间，各县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此后，这一组织成为抗战前期国共合作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平台。在此之前，上虞、新昌、嵊县等地相继成立县抗敌后援会。

绍兴吼山西麓，有一座烈士陵园，安葬着叶向阳烈士，他是当年皋北抗日自卫队指导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杨时俊（后改名陈山）、俞元亮、俞菊生被誉为“新昌青年四杰”，发起成立新昌民众剧社，演出宣抗日独幕剧《秋阳》与两幕剧《走》，点燃了新昌人民的抗日救亡之火。 1941年9月9日，因汉奸告密，叶向阳等人被日伪军包围在胡家祠堂。突围中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4岁。　

越剧是绍兴的家乡戏。“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大部地区，由于当时还没有与英美等国交战，形成了外国租界休战的特殊状态。大批江浙籍人士涌入租界，看戏则成为他们的主要消遣，历史老人把幸运的彩球抛给了越剧。

1938年5月，越剧著名“三花一娟”中的姚水娟感到，老是演一些老戏、路头戏，总有演塌台的一天。尤其现在国难当头，唤起民众，也是一个中国人起码的良心。她登门拜访编剧樊迪民，望着姚水娟期待的目光，樊迪民写出了适合姚水娟个性发挥的新编越剧《巾帼英雄花木兰》。

当姚水娟扮演的英武飒爽、气度轩昂的花木兰出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时，立刻博得了满堂喝彩，评论界称为是“振聋发聩，使人猛省的时代好戏”。《巾帼英雄花木兰》连续演出了近一个月，广大观众称赞姚水娟的演技，更敬佩她的爱国热情与胆识。

越剧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已经开启，著名演员袁雪芬坚定地站在了改革前列。体弱多病的袁雪芬为什么要挺身而出，承担这样一个历史重任？事情还得从1942年年初的马樟花之死说起。马樟花是越剧界最早成名的女小生之一,剧场老板陆根棣对马樟花垂涎三尺。自马樟花自主恋爱结婚后，陆根棣竟对她进行恶意的人身诽谤，马樟花悲愤成疾一病不起。当袁雪芬听到马樟花去世的消息后，一口鲜血喷涌出来，愤然离开上海回到嵊县老家。

当袁雪芬再回到上海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全被日军占领，到处弥漫亡国奴的空气。有的戏班子为赚钱，竟上演《马寡妇开店》，有的为招徕观众，居然跳起草裙舞，袁雪芬内心感到非常苦闷。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到她看了话剧《文天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袁雪芬提出要革除剧场的陈规旧习，要建立编导制，演新戏，大来剧场陆老板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当袁雪芬表示愿意从每月四万块的包银中拿出九成用于改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她本人承担时，陆老板想，反正又不花我的银子，做个顺水人情吧。

经过认真考察，袁雪芬聘请了上海话剧界、电影界的姚鲁丁、韩义、南薇和徐进为编剧和导演。这一举措使得越剧在中国几百个剧种中率先建立了编导制，为越剧向着综合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袁雪芬为剧种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由此她成为中国越剧的一面旗帜。

当上海越剧界的改革如火如荼进行时，浙东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一场对旧越剧的改革，这场改革是越剧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所在的余姚、慈溪、嵊县、诸暨、上虞、奉化、鄞县等地，是越剧的流行地区。当地老百姓看越剧入迷，许多浙东籍战士也喜爱越剧。而有些戏班子演出的一些戏，有封建、迷信、庸俗甚至糟粕成分。时任浙东行署鄞慈县办事处主任、中共鄞慈县委代理书记的陈山，几次写信向区党委宣传部，认为要加强管理疏导，建议利用这种形式为抗战服务。

触动当时领导下决心的是一件小事。1943年7月7日，根据地正在召开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忽然下起了雷阵雨，群众纷纷避雨，雨停后大会却开不起来了。附近一个戏班锣鼓一响，百姓纷纷聚到台前，津津有味地看到结束，这件事给浙东行署文教处处长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浙东行署文教处做出决定，立即着手成立社会教育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以革新“的笃戏”为重点，编演新剧目，鼓舞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回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越剧改革，无论是对旧艺人的改造，还是对剧目和戏班子的改革，以及进行越剧“男女合演”的尝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界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时，培养了一批懂行的领导干部，如黄源、伊兵、陈山、商白苇、俞德丰、胡野擒等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越剧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批领导干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3年10月，著名编剧徐进在回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时，满怀深情地说：“伊兵同志和诗人陈山、作家吴强一起，逐字逐句地帮助我修改剧中的唱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作者系国家一级导演、越剧史学家 钟冶平 

      2020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