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伯青身为一名职业电影摄影师，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地下小组；1949年正式加入人民海军；1952年又从海军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56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文中简称八一厂。）；一生的传奇故事不断。

这篇要介绍的是1953年至1954年两年间，他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在朝鲜前线拍摄纪录片时所经历的惊险故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利用空军优势对我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战略性的毁灭轰炸，妄图切断我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阻挡志愿军前进。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指示：必须在运输战线上战胜敌人，建立一条钢铁的运输线，确保前方供应。我英勇的志愿军将士在朝鲜军民的鼎力协助下，破冰涉雪，冒着敌机的轰炸，靠着顽强的意志，利用有限的简易工具，随炸随建，硬是将敌人炸毁的运输线重新恢复了起来，有力地保障了前方的供给。

      《钢铁运输线》镜头节选

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弘扬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下令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八一厂）组建一支军委总政摄影队赴朝拍摄纪录片。

薛伯青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参加赴朝小分队。

1989年8月的《电影通讯》上刊登了陈播厂长纪念薛伯青的一篇文章：《一双强有力的手———悼念无私的电影艺术家薛伯青同志》。文中写道：“当时志愿军正赴朝参战，厂里决定派一支摄影队去摄制《钢铁运输线》纪录片。他（薛伯青）听说此事，主动要求到朝鲜去。当时的朝鲜战场，我们的空军作战飞机很少，没有制空权，敌机轮番对运输线轰炸，许多人受伤牺牲。 由于我认为他是厂里少有的专家，加之年纪已四十多岁，过去一直在城市中生活，可能不适应战地的艰苦，便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顿时用力拉着我的手。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也用力，但是他的手像一把铁钳紧紧夹着我的手不放，两眼瞪着我，一定要去朝鲜！我只好要他松手，坐下来再谈。经过他的自我介绍，从《绥远前线新闻》到《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再到《上海反内战、反 迫害大游行》……我才知道他不只是一位故事片摄影师，而且还是一位有经验的纪录电影摄影师，一位电影艺术战士。我不禁肃然起敬，完全同意了他的请求。对许多到前线去的年轻的摄影同志来说，他是一位好老师。”

      1953年1月1日， 26人的摄影队整装待发。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执行导演黄宝善当年是小分队的剧务，他提前出发到丹阳（今丹东）打前站。1月2日，其余25人随后从北京出发。 1月3日，摄影队到达丹阳。1月4日，全队冒雪坐车跨过鸭绿江。26人中最年长的当属薛伯青，时年他43岁，这就是陈播厂长说的，当初厂领导没有考虑他入朝的原因之一。

　《钢铁运输线》赴朝小分队合影，前排左起：张伦、魏铎、杨映梅、李文、韩重声、李尔康、张冬凉、谢祀宗、陈瑞俊。后排左起：陈毓中、杨蔚、黄宝善、王筱福、张云清、薛伯青、陈俊、冯毅夫、戴赤、张志辉、陈卿石、华纯、张世鸿、应迪、史文帜。

    摄影队成员满怀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临行前都做好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思想准备，每个人都写了一份遗书。薛伯青除此之外，还比那25人多了一份对家的牵挂；他经历过战争，知道战场上有太多的不可知。当时，薛家还分散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薛伯青和妻子薛岱云1952年双双从海军摄影队调入八一厂；而六个孩子，除了大女儿毕业后分配在南京部队文工团工作外，其余5个还都在上海读书。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如同1949年他受“李白电台案”的牵连，被捕入狱时考虑的一样，如果自己有意外，希望有人能照顾自己的六个孩子。于是，他悄悄地找到当年新四军地下工作时的战友徐今强，告知自己要赴朝参战；如果自己有意外，请他照顾家里的妻儿老小。在白色恐怖下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深知战争的残酷，徐今强郑重地承诺了这份重托。

安排好妻儿，薛伯青头也不回地奔赴朝鲜战场。入朝后的第一件事，他就找到支部书记史文帜，希望组织上派他到最危险、最艰苦的西海岸前线去。最终，他如愿被派往西海岸培山前沿阵地。

 薛伯青在朝鲜工作之余记日记

       初到朝鲜时，薛伯青与张伦、杨映梅一组。

曾拍摄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资料的摄影师杨映梅满含深情地回忆：“薛伯青是对八一厂有过特殊贡献的人。他建厂伊始就带摄影训练班，是我们的老师，我是他的小徒弟，对他的感情很深。抗美援朝赴朝拍片，我给他当助理。战场上，我们日日夜夜在枪炮中生活在一起，随时都可能丧命。别的摄影师都配备一名助理，而老薛是配备两名。

一是，大家都争着想给他当助理，这样就能在工作中跟他学到更多的东西；二是，领导想让他多带出一个能独立工作的徒弟。后来我能被选去拍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原因之一就是我曾是薛伯青的徒弟，技术上有保障。

工作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再三告诫我们：我一旦倒下了，你们不要管我；你们要拿起摄影机继续拍摄。再一个，你们要保护好胶片。对摄影师来讲，摄影机是武器，胶片就是子弹。他的讲述生动具体，我几十年来一直记忆犹新。他这种随时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的崇高品质，也教育、影响着我们这群年轻人。

记得每次开会分配任务的时候，他总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如果明着争不到，他就在会后跟导演磨磨叨叨地泡蘑菇；再不行，就去找负责调度的黄宝善‘开后门’。这说明，他的请战是非常真切的，不是为了表现，而是非常纯真感人，发自内心的。在这样的老师手下工作，真是受感动、受教育。我们小组后来就是去了敌人重点轰炸的公路、铁路、桥梁等重要枢纽线；这些地段一旦遭到摧毁，就会切断前后方的运输线，严重影响前方补给。要拍摄到最真实的镜头，摄影小组要专门在这些地方蹲守。而老薛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还争着去这种危险、艰苦的地方工作。他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薛伯青在拍摄鸭绿江铁路桥

后来，薛伯青小组人员调整，杨映梅换成戴赤。薛伯青负责拍摄，张伦和戴赤做助理工作。赴朝的前几个月，他们奉命拍摄空袭、谈判及部队日常情况。入秋后，才正式开始拍摄《钢铁运输线》。

张伦后来这样评论薛伯青：“我们跟老薛还是算两代人，用现在的话说是有代沟。况且成长背景也不一样，他来自大上海，而我们差不多都来自各野战部队。他有技术，年龄也最大。我们除了工作，交谈并不算多，但大家都很尊敬他。”

黄宝善则回忆得更加详细：“全摄影队共26个人，3个导演，2个剧务，2个照明，1个美工，其余的人分成六个小组。考虑到伤亡，每组配备2-3个人。 薛伯青是全队年龄最大，也是经验、能力最强的。本来拍摄《钢铁运输线》应该到后勤部，但到了朝鲜后，小分队却奉命先开到了西海岸指挥部（简称‘西海指’）。原来，据最新敌情分析，美军继仁川登陆之后，准备进行再一次的两栖登陆。‘西海指’迅速做出反应，研究、部署抗登陆方案。 薛伯青那一组赴朝不久就与大部队分开了。他们先是在‘西海指’拍摄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首长参加的各种军事会议；每天往返拍摄部队在清川江口西岸修筑工事、打坑道的内容。后来又跟着首长们去了军事分界线和上甘岭（战斗已结束）。从样片的反馈情况看，厂里对样片中军事首长的气质、战场场面都特别满意。”

  《钢铁运输线》中的镜头，彭德怀等首长在开军事会议。

两次踩地雷

薛伯青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记录了自己两次踩雷的险情：

第一次是入朝初期，在西海岸身弥岛一线——敌人计划的登陆点拍摄时，我们遇到敌机轰炸；我不小心踩到地雷，还好我觉察后保持冷静，果断排除了故障。第二次是1953年3月14日，西海岸指挥部梁司令员等首长到欢海洞视察朝鲜人民军沿海地雷阵地。我在海堤上拍摄首长视察活动镜头时，又一次踩到地雷。首长得知情况后，马上找来扫雷班排除。之后，首长就派扫雷班同志陪同我一起工作，保证我的安全。

   薛伯青在非军事区北部分界线

现在，我们已无从知道，他是如何判断出自己踩了地雷，有什么心理变化，又是如何排除的；但从他的从军经历里可以找到一些答案。1949-1952年，他任华东海军摄影队长，最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拍摄“长江口扫雷”。扫雷期间，薛伯青率领摄影队辗转于海军各基地之间，拍摄操练演习、吴淞口剿匪以及长江口扫雷的资料。他应该是见识过各种水雷；依据他善于观察的性格特点，想必也会了解一些关于排雷的技术要领。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踩到地雷的薛伯青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一面踩着地雷，一面冷静地呼叫周围的战士去找工兵排雷，直到工兵把地雷的引信摘去。他这两次踩雷遇险能够沉着应对，与他在海军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本文后面还会提到，当年华东海军扫雷大队的孙公飞大队长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两位海军战友在朝鲜战场再次相遇。

大难不死

1953年4月初，薛伯青、张伦、戴赤从西海岸培山阵地到西海岸指挥总部汇报工作。返回时，他们躲过了入朝后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劫难。

据薛伯青自传记载：4月12日，我们从“西海指”出发返回培山阵地。下午2时， 在去50军军部的公路上碰见8架美国“油挑子”飞机紧跟着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加速将车开进松林中，敌机随即投下4枚炸弹，幸未伤人。下午4时，我们小组到达50军军部。

他们到达50军军部后，军部管理科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休息。

张伦还回忆起一个小细节：“那天，招待所的土炕没有烧。4月份的朝鲜睡凉炕还是很冷的，所以，我们也想着干脆就赶回前线去。但送我们来的车已经返回。”

随后，薛伯青去司令部找何政委，想联系车辆去培山，但没见到人。

晚饭前后，又有一架敌侦察机飞过青龙里军部上空。后来分析，当时，军部正在召开团以上干部作战会议，进出车辆频繁，加之军部上空架设的天线、构筑的工事，敌人已经断定这里是个重要军事基地。

吃过晚饭，薛伯青在路上巧遇原华东海军的战友——扫雷大队的孙公飞大队长；他陪同薛伯青找到何政委。薛伯青说明来意：因去“西海指”汇报工作，离开培山前线已有一个星期；培山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形势紧迫，如有敌人登陆，就可拍到真实材料；他们想尽快赶回培山阵地，但苦于没有车。何政委爽快地答应，可以用他的车送他们去培山。薛伯青当即决定连夜赶回培山师部。

回到招待所，小组三人立即将摄影器材、行李装车出发。晚9点左右，他们在行军途中，听到后方敌机连续不断的轰炸声。到达培山师部后得知，美军出动大批Ｂ29轰炸机，50军军部被炸。我志愿军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牺牲，年仅44岁。

黄宝善对这件事记忆深刻：“老薛在朝鲜最险的一次经历就是他们所住的50军军部被炸。”

 “西海指”设在一个大金矿洞内，往下一共有五层；黄宝善因为负责外联，住在‘西海指’的地下四层半房间。而摄影队的大本营设在“西海指”山背后的两户老乡家。因胶片怕潮，在老乡家旁边特意修了一个胶片库。

出事那天半夜，队员韩重声从胶片库那边跑来给黄宝善报信：“史导演说，老薛他们出事了！让你快去查。”黄宝善一听，脑袋嗡的一下，从地下四层半一口气跑到政治部秘书处，慌忙找到林科长打听：“听说50军军部出事了？”林科长问：“怎么了？”黄宝善急忙追问：“我们的人被炸了？”林科长答：“是出事了，但你们的人没听说出事。人民日报有一个记者受了伤，报了上来。估计你们的人没事。”虽然，没有听到坏消息，但黄宝善他们还不踏实；因为，他们知道薛伯青小组从这里返回前线，按计划中途肯定要在50军军部住一晚。黄宝善出门找到摄制组的卡车（嘎斯51），叫上司机老刘就往50军军部的方向开。可是，只知道50军军部大概是在南市方向，从安州向定州走，靠近祖国的一边；但因为没有具体方位，最终，无功而返。

出事当晚，导演史文帜在39军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大哭了起来：“老薛，你要是出了事，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呐？”

    一连几天都没有薛伯青他们的消息。黄宝善打听到军委摄影队（小分队简称）是住在招待所，又听说招待所已被炸毁，大家都认为薛伯青他们肯定已经牺牲。出国刚刚3个月，就失去了3位战友，而且还有一员“大将”。那几天，全队的气氛特别沉重，大家不时面向西南祖国方向默默肃立，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排解这悲伤的情绪。小分队领导则犯难回国后怎么向厂里和薛伯青的家人交代。谁知，又过了两三天，他们三人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弄得大家一时回不过神来。只听史导演突然大骂：“薛伯青，你是个胆小鬼！你不上前线，跑到哪里去了？”薛伯青也不急，细细地讲述他们逃生的经过。

  躲过一劫的薛伯青小组成员，左起：张伦、戴赤、薛伯青。

多年后，老哥俩像说笑话似的经常说起这段。史文帜接受采访时有些歉意：“当年，他们三人一掀门帘进屋，我们都傻眼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种又惊又喜又摸不着头脑的心情，张口就骂了出来。”黄宝善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虽然，他们大难不死，但想想当时，真有些后怕！”

遭遇轰炸

1953年5月26日上午，薛伯青小组在身弥岛阵地拍摄海上运输的材料。那里落潮后，小岛和大陆之间有条用石子铺成的汽车公路会显露出来。而涨潮时，公路就被海水淹没，小岛则变成了海中的孤岛。所以，军民们搬运弹药和粮食都是赶在涨潮前，将物资运到小岛上。因拍摄光线要求，薛伯青只得把拍摄时间选在开始涨潮的上午9-10时，抢拍大批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紧张地将弹药和粮食运送到岛上的场面。上午10-11时涨潮，海水来势凶猛，四周顿时变成汪洋一片。随着潮水不断上升，眼看公路马上要被海水淹没，部队官兵和老乡在与潮水争夺时间，个个奋不顾身抢运弹药和粮食。这时，突然有26架敌机“油挑子”从他们工作的海面上空飞过。不久，有两架敌机返回轰炸运输队。一瞬间，投下三枚炸弹，造成一人受伤。

薛伯青自传中写道：“当时，一块弹片落在我的腿边，距离大概有一尺远，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气向我涌来。我迅速查看身体，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

                    薛伯青在海边工作照

    轰炸时，部队同志和老乡都跳入海中。薛伯青的两个助理张伦和戴赤向他狂呼：“老薛，赶快跳海。”这时，头上飞机仍然不停地在盘旋。摆在薛伯青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跳海逃生；这么做，人脱险的可能性最大，但摄影机和胶片肯定就保不住了。二是：带着机器跑到安全地带；可人在没膝的海水中是跑不快的，而且不论跑得快慢都无疑是给敌机提供了攻击的目标。这两种选择对富有战争经验，视摄影机如生命的薛伯青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为了保护手中的摄影机和机器中已经拍摄好的素材，他既没有跳入海中，也没有跑，而是选择原地蹲在水中，双手将摄影机托举过头顶，保证摄影机和胶片不被海水浸泡。可是，随着海水的不断涌动上涨，他不得不时时改变姿势；先是蹲在水里，一会儿半蹲，一会儿直立；最后几乎是踮起脚尖，双手将摄影机高高举过头顶，这个姿势一直坚持到空袭结束，才得以撤回岛上。对此，薛伯青说：“出发前，厂领导指示，摄影机就是我们的武器，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摄影机，保证人在机器在。” 作为职业摄影师，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薛伯青更清楚摄影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的镇定、沉着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张伦回忆这次白天遭遇轰炸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拍摄的战争场面是很少的，因为真正的战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晚上，空袭也多是在夜间，没办法拍。大家看到影片中的战斗场面，多数是组织的。那次遭遇白天轰炸确实很突然。为了招呼我们隐避，部队陪同我们的干事还受了伤，弹片贯穿身体而出，幸好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当时用的机器是美国的‘爱姆’，胶片是‘柯达’黑白片。”

花絮

说起在朝鲜的事，也并不是处处都充斥着危险，紧张之余也有一 些小插曲。张伦就给笔者讲了一件有关薛伯青的趣事：“那是1953年的夏季，我们组因老薛闹了一个笑话。起因是老薛有一头自来卷的头发，大高个子，口音是浓重的南方普通话，年龄挺大却又穿着战士服，被我志愿军战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也因为当时前线供给跟不上，我们的军装还是棉衣；天热，只得将棉絮掏出来，穿一层外皮，很不像样。更何况我们当时没有证件，只有衣服口袋上印着‘总政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影制片厂’ 几个字，怎么解释都不行，人家根本不买账。那次真是有口说不清啊！后来，他们团长来了，一看是我们，赶忙道歉：哎哟，老薛老薛……”

提起薛伯青生活上的事，黄宝善也感触颇多：“记得还在摄影训练班时，老薛指着他脚上的皮鞋告诉我，这双鞋他穿了24年了。别看那双鞋比我当时的年龄都大，可是它被保养得跟新的一样。”

                        薛伯青在驻地补袜子。

当年，在入朝摄影队中，黄宝善他们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而薛伯青已经43岁；按现在的标准看，其实他正当年，可在当时，他已经被认为是老同志了。大家同处在战争环境中，他待人谦和，又有那么丰富的业务经验，所以，大伙儿都非常敬重他。每次睡大通铺，他们都把靠边的一个铺位留给他，而那个铺位永远都是宿舍中最平整的。

黄宝善还笑谈：“一次，房顶上闹耗子，我们几个小年轻拿着木棍捅老鼠，结果，那老鼠竟一下子掉进了‘老头儿’的被窝里。”

生活中的薛伯青给黄宝善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内务总是最整洁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在朝鲜，部队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件皮大衣。薛伯青身体好，单裤内只加一条绒布衬裤，外披一件皮大衣。到回国时，黄宝善他们的大衣都不知丢哪儿去了，没丢的也都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了，可薛伯青的皮大衣保存得特别好，里面的白羊毛都被他用梳子仔细地梳理过，平平整整的。黄宝善说：“这真是我们这些小伙子没法比的。” 而张伦至今还记得薛伯青有一个巨大的背包，里面几乎应有尽有。张伦感叹道：“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咖啡壶。跟他比，我们就太不讲究了！”

   薛伯青保存的志愿军大灶饭票

       黄宝善回忆在朝鲜的吃住情况时，总念念不忘朝鲜老乡的深情。在朝鲜，部队发粮票，分大灶和中灶两种，摄制组都是大灶粮票。到 了兵站，人家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如果是摄制组自己开车走，他们都自带干粮，有大米、土豆、罐头什么的。车开一天，看到有老乡家，开到哪儿就住哪儿。朝鲜老乡一看是志愿军，都非常热情地迎出来。如果自己家住不下，他们就会让家中的妇女、小孩儿到邻居家借住，把志愿军留下。吃饭时，摄制组成员就把米袋子交给老乡，老乡一看是大米，马上就还给他们，老乡都会用自己的大米给他们做饭。黄宝善说：“朝鲜的大米可好吃了！”胶片库旁边的两户老乡，男人开战后就没回来，肯定是牺牲了。两家一共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黄宝善住过的那家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女孩。黄宝善清楚地记得：“每次，我们要出发了，一看到摄制组装车，他们就靠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也不说话，最后随口会问一句：喀嗖（走啦）？欧第米嘎（上哪去）？我们也随口编一个：新义州、阳德。过了个把礼拜或个把月回去时，他们一听到汽车响，就会马上跑出来，挨个儿看看。一会儿，冒出一句：杨蔚？原来，他们发现少了杨蔚。我们就赶紧回答：杨蔚去新义州了。朝鲜老乡对我们真是特别关心！”

摄影队成员与朝鲜儿童合影。后排左起：薛伯青、戴赤、张伦、陈毓中。

影片《钢铁运输线》中有一组这样的镜头，公路上，弯弯曲曲几十辆运输车的车灯在夜间宛若一条长龙缓慢前行。突然，连绵几十里的车灯依次熄灭，镜头里漆黑一片。黄宝善说，这就是他们向志愿军官兵学习到的夜间防止敌机袭击的对策——“打防空枪”。 当前面车辆听到飞机轰鸣声时，迅速放枪示警，后面车辆依次放枪，所有车辆听到枪声立即熄灭车灯，这就使敌机失去了攻击目标。这一机智灵活的土方法受到部队首长的称赞：“他们（敌人）有雷达，我们有‘人达’。”

1953年1月至1954年1月，《钢铁运输线》拍摄历时一年。一年间，薛伯青有记忆的遇险大小四次。

1954年初，《钢铁运输线》拍摄结束，摄影队返回祖国。影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供给，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而这些镜头的背后，拍摄者们冒着危险，身临其境；他们站在冰冷的海水里，趴卧在皑皑的冰雪中，为拍出优质的影片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是血的代价；高庆生烈士为了保护摄影机就永远地留在了朝鲜。

 薛伯青留影于朝鲜烈士纪念碑。

        1954年7月20日，薛家从上海举家北迁，一大家子人有薛伯青的岳母和6个子女。薛伯青安置好家人后，于同年七八月间，再度奔赴朝鲜，拍摄另一部纪录片《卫生战线》（后改名《救死扶伤的英雄们》）。

临行前，他仍旧找到老战友徐今强，再次将家人托付给他照顾。徐今强在薛伯青赴朝后，安排薛伯青的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进入石油系统的技校学习；俩人毕业后就留在了我国南北两个石油基地工作和生活。薛伯青赴朝前两次“托孤”一事，家人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知道的。除此之外，他再没有托关系安排自己的子女当兵或就业。

         《救死扶伤的英雄们》工作照，左四为薛伯青。

《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是一部表现我志愿军医护人员战地救护的短纪录片。据该片导演刘沛然回忆：“《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拍摄时已临近停战，因此，没有飞机轰炸等危险，只是拍摄条件还很艰苦。志愿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协助我们组织拍摄救伤员、抬担架等群众场面。其中有一场戏拍的是在大石洞救伤员，需要找一些木料搭棚子。薛伯青提出，不要为拍片砍木头，就着朝鲜老乡伐木时我们去拍摄。厂里来的纪检组不明真相，还批评我们砍了老乡的树，犯了群众纪律。后经核实，才知道是薛伯青做了一件节约的大好事。《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是一部纪录片；虽然我是导演，但还是新手；主要拍摄工作，如画面、构图、光线和镜头处理都是完全依靠薛伯青来完成的。”

     《救死扶伤的英雄们》工作照，后左三站立者为薛伯青。

八一厂故事片摄影师朱鹿童从1954年的《救死扶伤的英雄们》开始，给薛伯青当了10年的助理，薛伯青拍《东方红》之前的影片都是他俩合作的。“薛伯青在八一厂的优势很显著，因为，八一厂经常有战备任务，特别需要像薛伯青这样技术过硬又经历过战争的人。他的战场经验非常丰富，一听枪、炮声就能判断出距离和位置，这些都不是普通摄影师能比得了的。工作中，他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比如，他不管坐在哪里，摄影机都是抱在怀里的。他教导我们：摄影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没有武器，我们到战场上什么都干不了。其实，他的身教早已胜过言传，看到老师这么做，我们也都跟着养成了爱护机器的好习惯。生活上，他很能吃苦；南方人从小吃惯了山芋（红薯）、洋山芋（土豆）、珍珠米（玉米）、和糙米，刚到北方，对面食还有些不习惯。在朝鲜，他经常拿馒头去和老乡换红薯、土豆吃。薛伯青的身体素质一直令人羡慕；朝鲜冬天零下几十度，可他只穿一条单裤，最多也只加一条绒布衬裤；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还都要穿棉裤呢。”

   薛伯青在朝鲜做饭

      薛伯青是八一厂唯一一位在抗美援朝期间两次赴朝，在朝鲜前后待了近两年的摄影师。他拍摄的三部纪录片：《钢铁运输线》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度优秀长纪录片二等奖，薛伯青荣获摄影二等奖。《救死扶伤的英雄们》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度优秀短纪录片二等奖，薛伯青荣获摄影二等奖。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纪录片《志愿军战士演出队》，内容是志愿军战士表演歌舞节目贺新春。时任八一厂厂长的陈播在回忆薛伯青的文章《一双强有力的手》中提到：“从送回的一批批样片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极为危险和艰苦的战地环境中拍摄。由于他参加了这两部战地纪录片的摄影，大大增加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对初学的导演和青年摄影师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１９５４年薛伯青从朝鲜归来留影。佩戴的奖章从左至右依次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解放战争纪念章。

薛伯青从朝鲜带回了一个美式120重型迫击炮炮弹尾翼和一个打碉堡和坦克专用的战防炮炮弹壳。炮弹尾翼被他制成了一个台灯；高一尺有余，浑身铁灰色，金属表面被打磨得非常光滑。圆锥形台灯架自下而上逐渐变得细长，灯头处环绕排列着一圈钢质页片。远远看去，颇似中央电视塔的微缩模型，只是电视塔的“灯笼”变成了一圈张开的炮弹页片。战防炮炮弹壳则被用做笔筒。这两件东西曾摆在笔者的写字台上很多年。如果你不知情，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们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炮弹尾翼“台灯”和炮弹壳“笔筒”

当年与薛伯青一同赴朝的小分队战友，将这份生死情谊延续了一生。冯毅夫导演晚年有一首悼念薛伯青的长诗，历数了薛伯青在朝鲜的几次历险经历，字里行间抒发了他们的战友深情。

一九五三年与伯青同志合作拍摄纪录片《钢铁运输线》

北京菊正香　请缨赴亲邦

同行多青壮　伯青年最长

兼程日夜行　直奔鸭绿江

江桥被炸断　对岸无灯光

踏上朝鲜土　满眼尽创伤

城市无完屋　公路如断肠

美机滥轰炸　不分前后方

朝鲜在淌血　人民在抵抗

村村无壮丁　壮丁从军去

头顶粮和弹　战勤靠妇女

巾帼尽英雄　前赴后又继

我组众须眉　感受深无比

枪炮等弹药　战士三餐饭

前方战火急　全靠运输线

前线要打赢　运输线必通

封锁反封锁　英雄故事多

西海有突变　准备抗登陆

伯青率一组　青川江口住

岛内开坑道　海上修通路

忽遇敌机来　弹片如雨注

众人皆隐蔽　伯青不自顾

矗立海水中　只把机器护

战场风云变　人员要分散

伯青又带队　拍摄军事会

星夜驱车去　连战不知累

忽有凶讯来　敌机炸军部

屈指算日期　伯青在彼处

文帜电话哭　宝善到处寻

日夜无消息　忧心急如焚

忽见门帘启　伯青进屋里

战友从天降　人人喜若狂

从头摸到脚　急问伤未伤

伯青笑哈哈　轰炸没啥啥

老薛上海人　没啥读莫撒

冷热没啥啥　苦累没啥啥

任务最重要　其它没啥啥

伯青好榜样　都夸没啥啥

     薛伯青在朝鲜身穿棉大衣，怀抱摄影机。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