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学习的一生，也是快慰的一生。我有一个好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

一、苦难的童年

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1918年12月29日，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排行第三，上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我的父亲叫吴金祥，母亲叫张小妹，都是纱厂工人。母亲有了孩子后就无法再去做工。父亲在上海浦东纺织厂做工，以微薄的工资养活7口之家。“一·二八”浦东被日本人侵占后，纱厂关闭，父亲失业，不得不靠临时打工来支撑这个家庭。

1936年，父亲劳累成疾，患上肺结核。因无钱医治，半年后年仅42岁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当时我才17岁。父亲死后不久，哥哥也染上肺结核，真是雪上加霜。母亲千方百计为他治病，加上哥哥年轻，抵抗力强，才从病魔中挣脱出来。

为了帮助父亲支撑7口之家的生活，我刚满10岁就随姐姐一起做工。老板要我们做得快，做得好，做得多。稍有不慎，轻者克扣工钱，重则还要挨打。有一次，我被工头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撞得我头晕脑胀。再大一点后，我自己到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当临时工，负责做美丽牌香烟的外包装纸箱。每天要早早赶到公司抢位子，如果抢不到位子，就只能回家。每天做工真是只见月亮不见太阳，为了多赚两个铜板钱，中午不休息不吃饭，一直到晚上放工回家才能吃上饭。

上海是一个极其虚荣的社会，穷人是被看不起的，姑娘不能穿打补丁的衣服做工。我为了买一件像样的衣服，积蓄了1元钱，用9角钱买了一段布料。可是加工费又要9角，我无力支付这笔加工费，便下决心自己动手做，我用剩下的1 角钱买了针线，经自己反复琢磨，请教他人，终于做成了一件既合身又漂亮的旗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白天，衣服穿在身上，晚上回来赶紧洗，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穿。天气好还好，如果下雨，衣服干不了，也要将就着穿在身上，让体热捂干它。

二、激情的地下斗争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倒闭。我失业了，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为此，我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1937年的一天，有个工友约我去静安寺附近的青年会听哲学报告。报告人主要讲的是抗日道理，不做亡国奴，他讲了很多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宣传，由于讲的都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听懂了。以后，我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

1938年，我进入美国人办的上海海宁洋行糖果厂当工人，冬天做糖果，夏天做冰激凌。在洋行认识了地下党员杨培娟，后又认识了陆金霞（现名陆迅英）同志。在他们的帮助和启发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渐成熟起来。

我下班回家。一个女的追上我，对我说：“你回家呀？”我看看她，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是在青年会上认识你的。明天厂里招工，能不能把我介绍去？”她告诉我她叫于文娟。我看她模样很好，又很干净，就说：“行呀。”第二天，我就和一个朋友说了，这个朋友的亲戚正好在招工处帮忙，就把于文娟招进厂里了。后来我才知道，于文娟是地下党员。于文娟进厂后就经常找我，给我讲革命道理，我能接受，跟她很谈得来。我们一起在厂内组织工人俱乐部，当时名为“康乐部”，我任主任。我们一起到青年会听报告，去曹家渡工人聚集点去教唱歌，组织工人演话剧。这时，我感到人生太有意义了。

1939年3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于文娟。当时我21岁，做活麻利，经常在完成自己定额的情况下帮助做活慢的工友，并不计较得失，所以在上海海宁洋行糖果厂小姐妹中威信比较高。地下党组织希望我在厂里发挥积极作用。当时，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高压下，常有革命志士被捕入狱，形势非常严峻，所以，我的入党仪式非常秘密，是在一个二层小阁楼上。入党仪式很简单，于文娟问我：“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她说：“加入共产党被抓，是要杀头的。你怕不怕？”我坚定地回答她：“那也不怕！”于文娟告诉我，党组织对新党员提出的要求很严格，绝对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当中不告丈夫或妻子”。当时组织上对新党员的生活习惯也作了深入调查，甚至夜里是否讲梦话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梦话里有可能会泄露党的机密。

入党以后，我先担任了海宁洋行糖果厂的党支部宣传委员，后来担任党支部书记，与党的联系是单线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在车间里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启发车间的小姐妹，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揭露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我们在上海华联的“益友社”“青年会”等场所活动。在工厂里利用读书会、歌咏组等形式进行宣传。我们高唱《毕业歌》《在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去唤起民众的抗日热忱。

我在海宁洋行糖果厂先后组织了3次怠工或罢工。怠工，就是工人到厂里，但不做活；罢工，就是工人拒绝到厂。

第一次怠工是在1939年5月，资方借口生产处于淡季，要解雇20至30名做冰激凌的工友，并降低工人工资。我们糖果厂工人知道后就在厂里举行了怠工。资方通知白俄人拿着铁棍到厂里来，强迫工人开工，不开工就打。我们工人被激怒了，团结起来，把楼门全部关掉，把住二层楼梯的门和窗户，准备随时应战。公司其他工厂的男工也来参与战斗，他们把电门全部关掉，把花园围墙的铁棍拔起，保护我们。经过斗争，厂方不得不低头，我们派了赵倩、吴秀珍（我的大妹妹）和王海峰作为代表和资方谈判，达成了7条协议：第1条就是不能随意解雇工人，第2条是为工人增加工资，其他5条记不清了。这次斗争我们胜利了，厂方没有解雇工人，还给100多个工人增加了工资，尽管增加的很少很少。

第二次怠工是在1940年2至3月间。上面所说的7条协议被贴在车间墙上，资方感到不舒服，要取消7条协议，引起工人的不满，就在厂里举行了规模很大的怠工。资方找来日本鬼子骑兵队，把我找去谈话。日本人问我：“你的眼线在哪里？谁是你的眼线？”我就假装不懂，对日本鬼子说：“你要线是吗？那边有很多，你去拿就行。”他又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怠工？”我说：“美国经理要解雇我们，我们没有饭吃。”日本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走了，资方只好作罢。这次斗争我们又胜利了，7条协议没有被取消。

7至8月份厂里说没有事做，通知20多个工人不用来上工了，其中我和大妹妹吴秀珍是党员，其他都是厂里的积极分子。我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但因叛徒出卖而失败。经过一两个月的斗争，被解雇的工人获得3个月工资。在3次（怠）罢工中，我都是活跃人物，所以总是被盯梢。有几次，我在回家途中发现有人尾随盯梢，被我甩掉了，但有一次，盯梢的人直接找到了我家，家里人说我刚走，才使我避开险情。第二天，我让母亲搬回了老家。

地下党组织知道我的处境后，要我马上离开上海，去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和一起（怠）罢工的工友赵倩、汤翠娣等一行7人由交通员护送，乘船顺利到达江北抗日根据地中心—— 盐城，参加了新四军，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

三、虎口逃生

新四军抗大五分校成立于1940年11月，我们是第一批学员，分在女生队，直属校部。由于学员陆续到来，我们的开学典礼是在1941年元旦才召开的。学员中一部分是由上海地下党推荐的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或进步群众，一部分是从上海、江南、苏北、皖东招来的青年学生。我在抗大五分校学习了近6个月，于1941年5月毕业，留校当排长。1942年初，又调到军部报务科学习半年，被分配到军部三部二科做情报工作，并任党支部书记。

1942年初冬，抗日形势非常严峻，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新四军北上抗日。部队要作精减，老弱病残、孕妇、未婚者等都要回家。我是未婚者，属于被精简对象，组织上决定让我们回上海进行隐蔽，以保存力量。1943年元月，我们领了路费，化了妆。我和赵倩、程怡（原名为程凤琴，离休前是北京中医院院长）和新华社社长家属（姓名不记得了）一起回上海。我们4人分乘两条船离开了阜宁县停翅港部队。我同程怡乘一条小船，赵倩和新华社社长家属乘一条船。当经过射阳东夏庄时，我们这条船遭到鬼子兵的盘问。鬼子兵发现我和程怡上额有明显的帽檐痕迹，认定我们是新四军女兵，便把我们关进了东夏庄碉堡里。第二天，鬼子兵对我进行审问，说我是新四军，我回答说：“我不是新四军，是新四军干部家的保姆。”鬼子兵不信，把我吊起来拷打，因绳子断掉，我从上面掉下来，鬼子用一根很粗的木棍劈头打下，我的两颗门牙当场掉落在桌子上，满嘴是血。鬼子兵不甘心，揪着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往墙上撞。但是不管鬼子用什么酷刑，我非常坚定，咬紧牙关，宁死也不承认是新四军。鬼子兵很无奈，停止了审问。

鬼子兵打我和程怡时，一个伪军在旁边看到了，在送我们回碉堡途中，他嘴里讲道：“把两个女人打得这样凶！我被新四军抓到过4次，不但不打，还给两块银元做路费放回家。”这个有同情心的伪军叫沈文贵，他对新四军很有好感，我感觉这个人可以对我们脱离虎口所用，因此，每次我们出碉堡到老百姓家去方便时，就特别注意观察周围的地形，为逃跑做准备。我还向沈文贵吹嘘：“我们家在上海，家里开工厂、开店，很有钱。”请他帮助我们逃出去。他提出要5000 大洋，我们同意了。

1943年大年三十夜里，天快要下雪了，鬼子和伪军正在吃年夜饭。沈文贵来了，我和程怡提出要上厕所，尔后我们3人一起逃跑了。当晚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从大道走还是从小路走，我拿不定主意。沈文贵说：“只能走大道，鬼子追捕肯定走小路。”于是我们沿着大道走，不知走了多远，一条大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河太宽，我们过不去，无奈，只能继续沿河走。幸喜有座大桥出现在我们眼前，桥的中段由跳板连接。我们3人马上过桥，然后我和沈文贵用尽全身力气将跳板抽了，推进大河里。这样，我们断了鬼子的追路。

我们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当我们一行3人走进一个村庄时，发现河边有条小船，我们上了小船，请船老板带我们离开这里。此时，我们才发现离开东夏庄才3里路，我的心很沉重。天已大亮了，我和程怡跟船老板聊天。他惊奇地问我们：“你们是从东夏庄逃出来的呀！”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两颗门牙不是没有了吗？东夏庄附近的人都知道，你们两人很勇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新四军军属，答应帮助我们找部队去。后来，我们3人乘着他的小木船，他用草席将我和程怡盖好，绕过敌占区东夏庄，直奔根据地虹桥镇。上岸后，一个游击队员认出曾4次被俘的沈文贵，并马上向上级汇报，不一会儿一个当地的区长接待了我们，并亲自将我们送到位于陈集镇的三师师部。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又回到了部队，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舍不得离开部队，老天也不愿让我离开部队呀！在陈集镇，我按组织安排立刻投入到做地方群众工作中去。

我和程怡虎口逃生的经历，表面上看是沈文贵的帮忙，实质上是党的俘虏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所在单位西安碑林区党校有人怀疑我是叛徒。为此，造反派派专案组去南通调查，查到沈文贵（此人现在已经改名），他证明我和程怡没有叛变，是他带我们成功越狱并送往新四军根据地的。南通党史办也出具书面文件，证明我被捕后表现非常坚强，誓死不泄露新四军的一点儿信息。党校的造反派和师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我都非常敬佩和尊重。

四、和罗桂华相识

我和罗桂华曾见过面，那是1942年底，我因是未婚者，被列入精简名单。我所在的军部三部二科已经开拔，我留在当地，担任招待所指导员，并等待时机回上海隐蔽。在这一段时间内，罗桂华曾来过招待所，但我们两人相互并不认识，见面也没有说过话。

我和程怡越狱成功到陈集镇后住进了招待所，一边做着动员群众的工作，一边等待着新的机会回上海隐藏，保存力量。

1943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吴强（曾用名吴蔷，是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来到招待所。他曾是抗大五分校的宣传科科长，我在抗大学习时就认识他。此时，他专门做统战工作，来到陈集，遇到了我。我向他讲述了我回上海的经过，他想了一下说：“你就不要回上海去了。”

过了两天，吴强带了南通警卫团的几个人（罗桂华副团长、周一峰政委、韩念龙政治处主任等）来到我住的招待所，将我介绍给罗桂华。他们几个嘀嘀咕咕，一会儿向吴强打听我的年龄，一会儿又评论我的长相，并在我和罗桂华两人之间说和。吴强对我说，罗副团长是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从童工做起，受了很多苦，觉悟高，党性强，是个老红军，勇敢，会打仗，为人正派，脾气好。短短数语，让我对罗桂华产生了好感。最后，我和罗桂华两人互相看了看，也没有说话。吴强 、周政委、韩主任等人拥着罗桂华走出招待所，只听见他们说：“成了，抓紧办吧！”一周后，我和罗桂华就在南通一家人家的院子里结婚了。婚礼很简单，警卫团的几位领导和我们一起吃了顿简单的饭，说了些祝福的话，更多是向我继续介绍罗桂华的一些“英雄事迹”，之后婚礼就结束了。

结婚后，我问他：“你看上我什么了？”他说：“我看你很正派，勇敢，虽是大城市上海人，但不娇气。”他也问我为什么愿意嫁给他，我说：“我们都是工人出身，从小受过苦，原先的境遇是一样的，对革命是忠心的，我想我们应该能说得来。”他对我说：“我们是当兵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我牺牲了，怎么办？”我说：“你不会牺牲的，如果你真的牺牲了，我也会守你一辈子，不再嫁人。”他说：“我也会这样。”我们说到做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分开，还是在一起，都相互惦记着，爱护并忠实于对方。

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就把我调到南通警卫团做民运工作。但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新四军正遭遇极大的困难，根据地几乎所有县城都处于日伪军控制之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有力的反“清乡”斗争，消灭日伪军，保存力量；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动员群众、保护群众，获得他们的支持。为此，我和桂华虽然都在南通警卫团，但聚少离多，他带着部队在前方打仗，而我在后方做民运工作。以至于后来我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只要有军情，命令一下，他义无反顾奔向前方，而我坚定地支持他的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照顾好孩子们。1950年，我刚生下第4个孩子，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作为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一医管局局长要带着医务人员立即奔赴东北，我留在南京工作，临行前我告诉他：“放心吧，这边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们的。”1960年，遵循中央指示，桂华又只身带领部队奔赴大西北投身部队的兵站建设和输油管道建设，而当时患有严重贫血的我留在东北沈阳坚强地承担起了工作和家庭两副担子。我深知，桂华是党的好干部，党指向哪里，他便战斗在哪里。为了党的事业，他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我真心敬佩他，尽管自己的身体不好，既要工作，又要带着6个孩子，十分辛苦，但我从不在他面前叫苦喊累，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工作。他也非常体谅我的不易，来信总是给予我深切的关怀，让我感动不已。

桂华是红军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几十年的艰苦环境造就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但也给他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疾。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叛徒出卖，他遭遇敌匪的追击，面对前方的悬崖，他毅然选择了跳崖。他命大，一棵树救了他，但敌匪推下的大石头砸中了他的后腰肝区，留下严重内伤。1964 年，一方面因工作太辛苦，另一方面因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他营养不足，终于病倒，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84年，他离开了我，离开了孩子们，我非常悲痛，但他的精神鼓励着我继续生活下去。

五、教育好子女是我的心愿

和罗桂华结婚后，我们生养了6个孩子，3男3女。我们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我和丈夫因家里穷，从小没有读过书。我深深体会到，穷人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苦，参加革命后没有文化的苦，今天也深感没有科学知识的苦。

1937年，我曾在上海基督教会办的夜校扫盲班学习过几个月，识了一些字，是班上的所谓“高材生”，后来上海沦陷，扫盲班就停了。在盐城抗大五分校的学习，是一次宝贵的机会，我非常用功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和桂华一人买了一本小的新华词典。凭借字典自学，我不仅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还当了干部。我写的一些工作总结，还被一些同事误认为是高中毕业生写的，但我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组织上曾几次要调我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自己文化水平低，胜任不了工作。例如，1954年东北局要一个审计处长，组织上要调我去，我没有去；1962年，要调我到西安莲湖区任区委书记，我也拒绝了。我在碑林区党校任校长，为了讲好课，我努力学习理论，别人花一倍的时间，我就花双倍时间。在党校工作期间，可以学到更多理论和文化知识，这是我热爱党校工作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一直留在党校工作长达20年的重要原因。

在工作中，我和丈夫吃尽了文化水平低的苦头，所以，我们两个下决心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文化知识的人。我们常教育孩子，学习是储蓄，是知识积累，掌握了知识就是学到了本领。告诫孩子：靠娘娘要老，靠墙墙要倒，靠自己的根基才最牢。对女孩子，我也常说，不要靠丈夫，要靠自己，尤其在经济上要能自己养活自己。由于家庭的严格教育和党的关心培养，我的6个孩子都在学习上勤奋努力，政治上积极上进，他们全部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研究生，有的公派出国深造，有的在工作单位担任领导职务，还有一个是博士生导师。孙辈们也都是大学毕业，有一技之长，个个优秀、孝顺，没有一个“啃老族”。

我对子女从不娇生惯养，要求他们团结友爱、敬老爱幼、讲究礼貌、热爱劳动。教育他们：不要因为出生高干家庭而有优越感，生活上的事不能依赖警卫员和保姆，例如打扫屋子、生炉子、洗衣服、刷碗等都要自己做。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衣服破了要自己补，这是家规，谁也不能违反。

儿孙辈个个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我万分高兴，既实现了我长期的夙愿，也告慰了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深切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也没有我家今天的幸福日子。眼下我已处耄耋之年，我想写更多的抗战时期的回忆录，但无奈因患有老年性颤抖症，连笔都握不住，更别说写字了。但是，我仍要努力学习，坚定信念，永远忠于党的事业。

  吴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