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的革命经历

妈妈汪子珍，1918年2月11日（正月初六）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地区舒城县城关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外公是当地一名秀才，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同盟会。汪子珍17岁那年（1937年）毕业于安徽省安庆女子职业学校。那是一个中专性质的学校，汪子珍在那里学习了制作酱油、豆制品、纺织等轻工产品的技能，积极参加了安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舒城地处安徽的中心地带（又称皖中），是连绵起伏的大别山的边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鄂豫皖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红军的游击根据地，当年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影响深深扎根人民心中。抗战时期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合编，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有3000余人，高敬亭任司令。汪子珍学习期间，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汪子珍有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安庆来了好几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人士。我党在1938年1月成立中共舒城特别支部（隶属皖中工委领导），舒城有了我党的组织。汪子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成为舒城农村妇女服务团团长、梅河镇副镇长、舒城县纺织厂厂长、中共舒城县委秘书。在党的领导下，汪子珍领导服务团深入山乡，开展深入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到各地募捐，并为受迫害的妇女申诉。

舒城在1938年6月沦陷，国民党二十军杨森的部队、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工商业者溃逃。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皖西向皖东进发，于1938年5月进驻皖中舒城。

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分别设于舒城西港冲和东港冲。为加强党的领导，配合四支队的抗日斗争，上级党组织于1938年8月再建舒城县委，并派部队夜袭天龙庵匪巢，活捉匪首罗大刚等人，平息了危害舒城地区的匪患。

1938年3月，舒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陶若存在我党积极抗战、真诚合作的感召下，表现比较进步，基本上不干涉共产党活动，不制造摩擦。抗日运动的全权领导机构——动委会直接为我党掌握，当时6个工作团，服务团的团长、农抗会等抗日组织的负责人皆由中共党员担任。杨刚、李竹平、郝孑、李传芳等分别担任城关区长、晓天区长和沙埂乡、干汊河乡、曹家河乡、东沙埂乡等乡长职务。汪子珍担任梅河镇副镇长。群众说：“县政府是国民党的，动委会、工作团是共产党的。”

新四军四支队到达舒城后，陆续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9 支抗日武装，2000余人枪。他们活跃在舒城安（庆）合（肥）路以西的广大地区，采取游击战、麻雀战、奇袭、伏击、摸岗哨、袭扰等战术，纵横驰骋，出没敌后，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这9支武装多次配合四支队进行战斗，同时开展了广泛的缉私查私、打击日货商贩活动，将所查收的物资全部送交四支队解决军需供给问题。

自从舒城有了党组织和新四军第四支队，党的基层组织蓬勃发展，到1939年8月，全县党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发展太快，同时也带来组织不纯问题，经过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投机分子。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日寇暂时停止向我国西部进攻，并对蒋介石政府加大诱降力度。在战场正面压力减小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加快了向我军队和地方制造摩擦的步伐。

1939年11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安徽省政府主席由李品仙接任，全面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开列我党党员名单，公开通缉逮捕，逼迫我党转入地下活动和分批撤走大批党员干部。中共舒城县委工作紧张、繁忙，县委书记徐建楼以小学教员身份隐蔽工作。此时，国民党政府要在舒城县办一个织布厂，让当时任梅河镇副镇长的汪子珍担任厂长，正好需要一个账房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招徐建楼当账房先生，以此掩护县委机关在敌人心脏地带，坚持了从1939 年底到1940年3月党的领导。

在这个阶段，汪子珍搞到盖有梅河镇印章的介绍信，为撤退人员准备好了东撤的合法证件。而织布厂正是从金寨至新四军皖东驻地的必经之地，当时县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撤出干部，接送省、县撤退干部向无为方向转移。在《徐建楼回忆录》中援引汪子珍的回忆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纺织厂建成，厂址设在距县政府所在地梅河镇约3华里的一个祠堂里，与四周居民也有一定距离，比较偏僻，对我们的活动十分有利……这座工厂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毫不被人注意。然而，以‘账房先生’为首的舒城党组织，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却正领导着全县党员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生死搏斗。党的许多指示、决定，正是从这个小小的织布厂里传向四面八方。织布厂只纺布，不纺纱，纱要下乡收……正好为账房先生提供了很大方便……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纱是党员同志代收的……账房先生从不过问账目，记账、转账都由我代劳。我的工作是通过收纱、卖布做些联络工作。具体就是老徐把有关工作的内容写在小纸条上，卷成纸卷，编上号码交给我，告诉我第二天可能来厂联系的人有哪些，特征是什么，我根据不同特征交给不同编号的纸卷，也包括向前来联系的人传达老徐交代的话。这个办法一般不易被人发现，很有成效，县委的活动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掩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步伐越来越快，我党被捕被杀的人数逐渐增加，不断有我们熟悉的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为掩护县委活动的织布厂也被敌人列入重点目标。1940年4月，舒城党组织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决定先组织几个条件好的地区筹集枪支、弹药，然后在4月5日清明节举行了武装斗争，建立起100多人的‘舒城抗日游击队’，把一些面目‘红’了的党员撤到游击队……”

汪子珍和县委书记徐建楼也撤到游击队，开始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斗。国民党为了消灭这支游击队，从“清乡”到“清山”，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击队消灭了一些反动保长，端掉村公所、乡公所，发展了武装。国民党第五路军派一个团到山里清剿，徐书记决定按照上级原定方针，甩掉顽军围堵，越过淮南铁路，奔赴江北游击纵队控制区域——巢湖小黄山。1940年6月，汪子珍随徐书记通过日寇和顽军布防的两道封锁线，到达淮南路西的抗日根据地。

在苏中的革命经历

1940年10月，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打败了坚持顽固反共、拒不抗日的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我军占领了十几个县城，当时需要大批干部开拓工作。

汪子珍等一批人11 月奉命调到盐城组成二区工作队，汪子珍任宣传委员。工作队设在距盐城几十华里的地方。这里是江苏省沿海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利用海水煮盐，燃料就是盐碱地里长出的芦苇。盐工盐农生活非常困苦。盐区位于大片盐碱土荒地，人烟稀少，受到盐业地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对外来人警惕性很强。我党刚进入该地区，很难开展工作。工作队10人分成3个小组，早出晚归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由于盐农住得非常分散，1个小组一天只能走访两三家，做了两个月工作，除了交了一些盐农朋友，连个小组会都开不起来。妈妈发明了“认亲人”的活动，女同志住在老乡家“认干妈”，搞的热热乎乎。工作人员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帮盐农解决大量生活急需问题，并开展“二五减租”，减少盐业把头对盐农盐工的盘剥，逐渐打开了局面。

1940年11月7日上午，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来到海安，这在当地是一件大事，陈毅、粟裕等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在海安中坝串场河码头热烈欢迎胡服、黄克诚。下午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演。11 月中旬，在海安镇召开了有11个县代表参加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刘少奇在海安的时间不长，在繁忙中抽空视察党政军各机关和基层。汪子珍和另外一个区委干部一起陪同刘少奇到沿海盐仓地区，介绍我党在盐区开展的工作，配合胡服调研盐农和盐工的生活、劳作情况。

当时的盐城县委书记冯国栋和区党委负责人曹荻秋将各地情况向少奇同志做了汇报，少奇同志决定采取大刀阔斧的发动群众的方法，立即在春节时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抗敌协会，并通知二区工作队选出40名农民代表参加大会，集中学习了10天，讲协会的意义、抗日的道理、学唱抗日歌曲，代表出发时组织当地盐民敲锣打鼓地欢送。少奇同志具体指导的这种以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的方式，后来在苏中各地较普遍地沿用。参加这次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4000人，少奇同志作报告，2天分组讨论，各工作组在小组会上辅导、讲解、以求实效。通过4天的会议，代表们的情绪逐渐高涨，会后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在优秀盐民代表中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的组织，有的党员后来成为区乡领导干部。

1941年11月，妈妈汪子珍与爸爸相识。那时妈妈在东台县任区委书记，因工作需要，爸爸被章蕴阿姨（时任苏中二地委的地委书记）调任区委书记，妈妈改任区委组织部长。爸爸原名冯舜华，因工作需要，改名“夏明”。爸爸有胆有识，敢于利用敌伪保长的关系，到敌人据点附近征公粮，抓坏人；对同志又关心备至，给妈妈非常好的印象。爸爸有一次在敌据点附近锄奸，据点里的敌人十分震惊，伪乡镇人员较长一段时间不敢下乡骚扰，使根据地附近的反伪化工作大大向前推进。

此时敌伪加紧侵扰苏中根据地，很多区乡干部被捕，更多的财经干部在征税时被敌人杀害，导致党、政、群组织被严重破坏，一时人心惶惑。章蕴结合她亲身经历的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杀害我党干部群众的教训，提出要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挺进敌我游击区，遏制敌人破坏，恢复各级组织建设；并针对高宝地区党的组织几进几出的教训，提出“根据地从根本上说是武装斗争”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原地坚持斗争”的口号。后来这些主张被苏中地区采用，建立了全面的党和军队两条线建设，为坚持苏中根据地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夏，妈妈在东台县任县委秘书，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期间，章蕴与妈妈接触较多，她认为妈妈很干练，就与妈妈商量把妈妈调到苏中二地委当组织干事。

1945年春，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爸爸刚从苏中党校毕业，调到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章蕴劝妈妈和爸爸两人早日结婚，并作为证婚人，送了一只鸭子供聚餐之用。那时弄到一只鸭子很不容易，爸妈不肯收，但她坚决要送，只好收下。爸爸妈妈对章蕴热情关怀同志们的情谊，非常感动。

婚后，妈妈也调到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爸爸立刻恢复了冯舜华的名字。1945年底上级组织决定重建台北（现江苏大丰市），派爸爸妈妈赴台北县重新组建县级和调整区级领导班子，当时爸爸是台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妈妈是县委宣传部长，在调整县、区级班子后，两级班子开展了加强基层党政建设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建设，惩奸、土改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从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又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干部，为后来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做了较好的准备。

1946年夏，我解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实现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梦想之时，国民党军队却于6月底发动了全面内战。战斗首先在宣化店打响，继而对苏中地区发起猛攻，又派出大批特务潜入我解放区，勾结当地的反动势力和地痞流氓，欺骗威胁部分群众，策动反革命暴动，妄图破坏土改和扰乱我后方。7月下旬台北境内先后发生几起反革命暴动，爸爸妈妈接到报告立即带领县里仅有的一个武装排连夜赶到暴动最严重的西团，迅速把反革命暴动镇压下去，对策动暴动的坏头头给予应有的处分，迅速恢复土改、支前等正常秩序。1946年7、8、9 三个月是苏中解放区土地改革第一个高潮，也是苏中战役最激烈之时。当时的口号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敌人破坏解放区土改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促进了广大农民更快得到土地，使更多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保卫土改成果的解放战争中去。

1947年5月妈妈被送到苏中党校学习；1947年11月至1948年10月，被送到华中工委党校学习。

 在蚌埠的革命经历

1948年底，爸爸妈妈从华中工委党校毕业后，爸爸分配到华中工委宣传部工作，妈妈分配到华中工委民运部工作。华中工委当时在盐城县合德镇。由于解放战争发展非常迅速，待解放地区需要大量干部去接管。不久江淮区抽调人员去蚌埠，人员主要是从江淮二地委抽调，爸爸妈妈也被抽调了，由二地委书记张灿明率队。同时成立了以曹荻秋为首的蚌埠市军管会。张灿明任市委书记，爸爸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4月转任部长，妈妈任东安区委副书记。

当时蚌埠是江淮地区的大城市，是皖北的第一大商埠。多条公路、两条铁路与淮河在这里交汇，且距国民党首都南京只有189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蚌埠刚解放时，就面临渡江战役全面展开，为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江淮区党委迁驻蚌埠；同时蚌埠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均在华东支前司令部担任负责人，领导和参加渡江支前工作。爸爸那时是市支前政治处主任，负责支前的宣传工作；妈妈是东安区委副书记，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支前中的作用，先后成立了搬运、运输、平车、码头、船业等十几个工会。在那段日子里，为解决蚌埠段淮河南北两岸的交通通道问题，总前委、三野后勤部督促蚌埠解决50万大军亟待经蚌南下和大量军用品南运问题。各个工会发挥了很强的组织作用，完成了大量交通通道建设和大量运输任务，为大军南下、军用品南运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军队仓皇撤走，为了不让解放军快速推进，炸掉了津浦线上的各种设施和淮河大桥。这样短时间恢复淮河大桥就不可能了。在支前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地方人民大力支援下，在淮河上快速架起7 座供大军南下和物资运输的大型浮桥（其中两座是重型浮桥），新建蚌埠轮渡码头，调用了9艘轮船、35艘驳船、2000多艘木帆船，大量军用物资在蚌埠转运，有1900万斤弹药、其他军用物资1.6亿斤。

蚌埠全市动员起来，妈妈领导的东安区也广泛发动群众，为南下部队提供方便，解决好吃住问题。部队南下正是春夏之交，渡江后将进入夏季，部队急需增补夏衣、军鞋，为此蚌埠市还专门建起了被服厂。

支援渡河任务和渡江战役成了1949年上半年最紧迫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爸爸妈妈转入大城市恢复建设的艰苦工作。当时大城市混乱，建立政权、全面接管、恢复生产、安抚民心、安置战俘和遣送回乡、敌伪登记、娼妓登记改造、改革金融，稳定物价、恢复中小学教育、救灾等事务繁杂紧张忙碌。妈妈担任了蚌埠市委工厂部党委书记、部长，要为这座大城市工业运转、扩建奔波，夜以继日地工作。

成为国家建设工程设计领域的专家

1953年，爸爸妈妈调到东北长春第一汽车厂，这是苏联向我国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第一批开工建设的项目，在奠基的基石上毛主席亲自题写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奠基”。在我国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汽项目”是全国重中之重的大工程，中央一声号令，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尽快学到苏联现代化工业建设、生产的经验，并向全国更多的项目、工程进行复制。爸爸妈妈都分到建厂指挥部，后来组建成为建工部直属工程公司。爸爸妈妈从此与国家经济建设工程设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一汽”施工任务完成后，爸爸妈妈调到北京，爸爸担任建工部基建局副局长，妈妈分配到建工部直属的北京建筑工业设计院，担任第三设计室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副院长。那时候，中央号召降低建筑造价，妈妈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动青年设计小组，在编制某国防企业（国家156个项目之一）几万平方米的厂房施工图设计时，修改了多项不切合我国实际情况、标准过高的苏方设计，比如该厂房原设计里有3000 平方米的铸铁板地面，而我国经济刚起步，钢铁缺口大，因而建议采用与天安门广场专用砖同等质量国产铺道砖，虽然与苏联专家多次交涉仍不能改变原设计，但妈妈坚定地支持青年设计组的意见，后来年轻人打报告给建工部部长刘秀峰，加上妈妈与各级领导和苏联专家密切合作，终于获得批准，改用一些造价低廉、符合国防企业正常生产的材料，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妈妈积极支持的年轻人蒋沛江，后成长为国防领域著名专家。

1958年到1962年，妈妈作为调干生到天津大学建筑系学习，40岁的妈妈以优异成绩学完了年轻人的全部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还担任中国专家组组长到蒙古国援建和北京一模一样的“百货大楼”，该大楼至今仍是乌兰巴托最高档的商业场所。1963年到1970年, 妈妈担任了北京综合设计院院长，该院人员都是从北京工业设计院抽出的精兵强将，在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多个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工作中，踏遍了贺兰山。为我国的运载火箭和导弹的早期科研、生产，妈妈他们要与国防口几十个部门、基地、企业的领导、将军们打交道，对各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审查、改进、再设计等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工作，他们抢时间、争速度、高质量的拼搏精神在大三线建设中获得好评。在后来的聊天时，我们才知道，虽然妈妈的通信地址是兰州“红光信箱”，但实际上却是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荒原里，非常辛苦地到处奔波，妈妈穿着厚厚的羊皮大衣，常常是坐在军用卡车的槽帮里，一天要跑几十里几百里，顶着大风奔波在各基地之间。我常常想，什么是两弹一星的无名英雄？妈妈和她所领导的设计人员不就是生动的写照吗？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所在的设计院被撤销，她回到北京。那时爸爸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本来爸爸身体就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1969 年仍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在“干校”曾发病两次：一次因注射药物有杂质而中毒，高烧到40℃昏厥，后被抢救过来；另一次同样因药物不纯，无法医治，“干校”怕出问题，被迫转送北京治疗，等送到人民医院时，血压已降到零，经抢救，血压刚升到30时，就被迫下床，每天照样“早请示、晚汇报”。妈妈那几年一直陪着爸爸在北京跑医院诊断、治疗，一直到爸爸身体逐渐好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建筑业首先起步，建筑设计更是走在前面。爸爸妈妈痛惜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国家建设10年的光景，以奋发的精神投入到经济建设中。1971年至1984年，妈妈先后担任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设计局处长、副局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创作委员会委员，从国家层面，对各部门上报的建筑设计进行审查、审批、汇总上报等工作。1982 年国家建委撤销，妈妈转入国家经委，后来又转到国家计委。1983年妈妈离休后，仍然继续未完成的工作。1984年爸爸得了一场大病，妈妈才下决心一退到底，谢绝了所有工作邀请，专心陪伴爸爸。

回想妈妈的一生，就像妈妈评价爸爸的一样——“半个世纪的相处，一幕幕生活片段，历历在目。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只因抱有一个坚贞不渝的远大理想，因而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洪流中、在新中国建设的曲折斗争中，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已无愧于人生！”

妈妈正是这样的人，一个我们心目中高大的新四军老兵！

  冯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