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许晴，却不是如今的当红女明星，而是当年新四军的文艺战士。

当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许宁身上就有许晴的影子，他后来随刘少奇同志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任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教授，戏剧系主任。1941年7月24日凌晨，在建湖县北秦庄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在掩护鲁艺师生第二队突围时壮烈殉国。

     陈毅同志在《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本军抗战阵亡之将校提名录书端”中，提及：“……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旦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一、传播真理 坐穿牢底

许晴，原名许多，外号叫阿D、阿多，1933年被捕后才改名叫许晴。祖籍安徽歙县，1911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8年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在南京、北平搞学生运动。1931年秋季，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立第五分厂，并创办演员养成所，许晴在联华影业公司五分厂演员养成所从事演剧工作，与白杨拍过《故宫新怨》无声影片，白杨在《故宫新怨》中扮演了一个小丫头。九一八事变后，养成所解散，在“剧联”的影响下，参加了宋之的、于伶组织的名叫“苞莉芭”剧团（俄语苞莉芭为“斗争”的意思），继续与白杨在一起，同台演出进步话剧。 

许晴思想进步，经常在演戏结束后，回到公寓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他曾风趣地对白杨说：“你叫高尔基，我就叫许尔础吧！”当时，许晴和十几个东北流亡青年，多半是党的外围组织“剧联”的成员，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时政，有时也研究阅读进步书籍的心得。许晴还为北平《世界日报》石评梅主编的副刊《蔷薇周刊》撰稿。

    1932年，受地下党的派遣，许晴在北平城西单附近，开了一家“卿云书店”，出售进步书籍，传播革命真理。1933年冬，北平国民党当局以“卿云书店”出售非法刊物、散布赤化言论为名，下令宪兵三团将许晴逮捕。先关押在看守所达半年之久，而后判有期徒刑三年，转移到德胜门外第二模范监狱服刑。许晴的母亲是寡妇，只有许晴这么一个独生子。儿子被捕后，她非常痛苦焦急，泪流不止，就找到了杨沫，哭着再三请求带她去找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特务顾宝安，恳求放了她儿子。1935年白杨南下演戏，委托杨沫探望许晴。杨沫出于对许晴母子二人的同情，出于对共产党的向往，以妹妹的身份陪许母多次到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探望许晴，并设法给他带去革命书籍等。许晴为写东西，要求杨沫带些铅笔。杨沫不知怎么带进来，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检查。许晴的狱友，地下党员郑依平说：这好办，你蒸一锅馒头送进来。和面时，把铅笔放在面里。 有关这一段情况，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回忆。郑曾和许同住一间牢房。他出狱后，许晴还托他给杨沫送过一封信。一直到1936年秋许晴出狱为止，杨沫都定期陪同许母去看望许晴。杨沫在《献给老战友许晴》一文中说 ：“ 他穿着和尚式的囚服，剃了光头，但端正的脸上没有愁颜，只有微笑。透过监狱粗大的铁栏，透过许晴坚毅、微笑的脸，我默默地接受着党的教育，感受着党的温暖。因为狱中同志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叫我找到进步书籍，然后包好书皮，在上面写上《江湖奇侠传》《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名拿给他，他还叫我蒸一大锅馒头，在其中一两个里面放入些铅笔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不断做着这些事，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   

这种战斗友谊在杨沫的儿子老鬼的印象中特别深刻：我从小就能感受到母亲非常怀念许晴。当他的儿子许雷来访时，母亲不管多忙，多累，总要放下手中干的事情，亲自接待，娓娓交谈。  

　　母亲身体不好，找她的人又多，对很多陌生人，她常常让阿姨推说自己不在家，把他们拒之门外。那时候，许雷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如果要来了，母亲无论身体多不好，总是随来随见，嘘寒问暖，当成贵客。临走时，还要亲自给他送到门口。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有令，任何人来家吃饭，都要交粮票，否则不给饭吃。但对许雷，母亲却实行特别优待，可以不要粮票。每次他来，还总设法弄点好吃的招待。苹果、橘子、香蕉等这些水果，母亲很少给我们孩子吃，许雷来了，却都能吃到。母亲的日记中还记载曾给过他钱。  

　　有一次当许雷走后，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是一位烈士子弟。他爸爸是一位烈士，宁肯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在敌人的监狱里很英勇，谈笑风生。  

多少年过去，母亲总把许晴的相片保存在相册里。直到晚年，还重印了很多许晴的照片，并小心地保存着许晴的坟墓相片和华中鲁艺烈士纪念碑的相片。可以说，许晴对母亲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老鬼 《母亲杨沫》《当代》2005年第5期）

二、青年翘楚 剧坛精英

   1936年底，许晴获得了自由。他欣喜非凡，特地改名为许晴，表示“重见晴空”。

    1937年初，许晴由北平来到上海，经于伶介绍，到学校中编导儿童戏剧。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当时在中国佛教会担任主任秘书的赵朴初，组织成立救济灾区难民委员会，邀请许晴到难民收容所工作。他们一起到上海郊区前线，用卡车撤出一批批难民。不久，许晴向赵朴初介绍刘平若(焦明)顶替自己的工作，他便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是郭沫若同志负责组织的，团员有五十人(男女各半)，分成两个队，许睛任一队的导演。他导演过《放下你的鞭子》，自己兼演老汉角色，在昆山引起轰动。不久日军在金山口一带登陆，前线突然吃紧，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昆山。战地服务团接到命令，沿长江开赴武汉，改组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大队”。许晴带领队员经常深入部队，或者去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鼓励士气。他还利用空隙时间，进行戏剧创作。

    随着时局的不断演变与恶化，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反动气焰日益嚣张。许晴被迫离开武汉前往安徽金寨，参加了安徽省动委会（全称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国共合作抗日在安徽的产物），在宣传部长张劲夫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的文艺宣传和戏剧创作活动。

   1939年春，戏剧家章洛随陆万美领导的“抗敌演剧六队”来到金寨。章洛和许晴一见如故，倍感亲切。为了鼓舞群众的抗日信念和热情，三位戏剧家决定排演颜一烟的话剧《渡黄河》，许晴自告奋勇担任导演。当时，抗演六队住在距离县城十几里外的小村庄，门外的一块打谷场，就是排演的场地。许晴每次来执导排戏，要翻过两个山头，步行往返几十里路。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把它当作指挥棒使用。在排戏间隙休息时，大家围绕着许晴天南海北地无话不说，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从戏剧艺术到新闻轶事，许晴给六队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庆祝1940年元旦，抗演六队在公演了《渡黄河》之后，接受省动委会的要求，为前线抗日将士举行慰问演出。许晴建议，把金寨的文化人和演员的力量集合起来，演出著名戏剧家洪深的《飞将军》，公开售票作为慰劳抗日将士的经费。在当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别人疑虑担心，而许晴却信心十足。从决定剧本、安排演员，到演出场地、舞台设计与音响效果等，几乎都是他在统筹规划而包揽于一身。

    这次演员阵容以抗演六队为基本力量，外加许晴、何兆琳；省政府和省动委会的领导人陈国栋、卜明也积极支持和参加。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省动委会的一次总动员。

     多才多艺的许晴，既是《飞将军》剧的主要演员，又是执行导演，还是全剧演出的组织者。从公演构思、舞台设计、排戏日程到安排演出场地，忙得他团团转。但他却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运用自如，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艺术才华。演出是在省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草竹棚结构的礼堂里进行的。演出的那几天，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道路难行，但却阻挡不了观众的热情，公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此期间，孟波等同志从上海抵达安徽金寨。许晴和孟波是老相识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在上海福履理路(现在的建国西路)冼星海的住所，他俩就相识了，重逢于山城感到分外的高兴。

    1939年7月，许晴第一次和孟波合作创作了《抗战两周年纪念歌》，发表在陈岛（陈超琼）主编的《中原》杂志上(1934年3月创刊，1945年1月停刊)。同年秋天，美国进步女作家、《曼彻斯特日报》特派记者史沫特莱访问大别山来到金寨，由省动委会出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史沫特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兴致勃勃地演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尾声的“欢乐颂”。许晴与孟波合作创作的《欢迎史沫特莱之歌》，青年剧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以及由刘保罗编导的语剧《满城风雨》，受到史沫特莱的欣赏和赞扬。

1939年春夏交接之际，许晴创作的三幕话剧《汪平沼协定》经演出后修改充实，发表在《中原》杂志上。许晴写成这部三幕话剧，前后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先是广览资料，草拟写作提纲，然后日以继夜一气呵成，编剧的才华令人十分敬佩。不久又编写出多幕话剧《雾重庆》，先在《中原》杂志上发表，在大后方重庆出版，受到戏剧界人士的普遍欢迎。

    由许晴编剧、刘保罗导演的三幕话剧《汪平沼协定》，在金寨最大的、可容纳上千名观众的“立煌大礼堂”演出，一时轰动了山城，连续爆满三天。许晴不仅是位出色的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在《汪平沼协定》中扮演的汪精卫，造型逼真，举止潇洒，令观众赞赏。难怪导演刘保罗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由许晴扮演汪精卫，真是百里挑一，最合适不过了。”

许晴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头乌发，乍看上去，不大像个知识分子，倒像是威武的军人。生就一双浓墨似的剑眉，在剑眉下闪动着一对英武刚毅、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许晴的眼角、唇边常挂着友好和善的微笑，不论是谁只要和他一见面，就会感到他性格开朗、热情乐观、待人诚恳，浑身有一股子吸引人的力量。参加演出的一些年轻人都很喜欢他，平时对他左一声“许大哥”、右一声“许编剧”，热情非凡。在排戏的间隙，男女青年都喜欢找这位许大哥谈心聊天，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满面春风地回答各种问题，说起来娓娓动听。扮演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演员孙其珠(剧团中的主要女演员，外号叫小豹子，后改名孙铮)，每次听许晴同志说到有趣处，更是笑得前俯后仰，流着眼泪叫肚子痛。一些人赞美许晴是“青年翘楚，剧坛精英”。

三、青春之歌 生命绝唱

1940年，安徽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逝世，桂系军阀李品仙接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公开反共。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对大别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地下工作者纷纷进入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许晴、陈映夫妇带着两岁的儿子许雷，一同到达无为县开城桥，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当时纵队司令兼政委是何伟同志)。后来又跨过津浦线，到达来安县半塔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成了苏皖边区文化协会。孟波负责研究部，莫璞负责出版部，陈超琼负责编辑部。许晴因地方政权建设的需要，暂时被调往行政专署任教育科长。他在业余时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艺创作，并与孟波合作，创作了《水上巡逻队队歌》《中华民族好儿女》等歌曲，在解放区广为流传。

    1940年10月，他随刘少奇同志到达盐城。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随后鲁艺华中分院也在盐城成立，许晴与孟波又一起被分配至“鲁艺”分院工作。“鲁艺”下设文学、戏剧、音乐和美术四个系，许晴担任戏剧系教授和普通班兼课教授。3月15日，戏剧系主任刘保罗在排演独幕剧《一个打十个》时发生意外，不幸牺牲，许晴继任戏剧系主任。那时，许晴风华正茂，创作力极为旺盛。他和孟波的《中华民族好儿郎》高唱道：“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从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这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真实写照。他编写了话剧《惊弓之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我军进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满怀愤慨激情又创作了《王玉凤》一剧(刘保罗导演)，揭露了国民党阴谋消灭新四军、勾结日伪军共同向新四军进攻的真相。剧中塑造了秘密党员王玉凤勇敢机智地对敌斗争的光辉形象。许晴的戏剧作品，在苏北各地与部队中演出后，受到普遍的欢迎。

    1941年5月30日，在纪念五卅运动会上演出了《重庆交响乐》。该剧通过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二小姐在重庆商场和官场的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整场演出阵容庞大，刘少奇、陈毅等军部领导亲临现场观看。陈毅军长对许晴非常赏识，在正式演出前两天，还建议将剧名《重庆二十四小时》改为《重庆交响乐》。说明戏中有各种声音，有国民党官场、商场、舞场的声音，有大官僚小百姓的声音，也有我们共产党人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剧本内容、台词到演员的表演，陈毅军长都逐一点评，发表了独到的见解。《重庆交响乐》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的《江淮日报》报道：“该剧场景的宏大，在苏北首属创举。”

     1941年夏季，日寇发动对盐阜区大“扫荡”，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鲁艺师生分为两队，院部和文学系、美术系为一队，随军部转移；戏剧系、音乐系和普通班为二队，分散转移。7月23日晚，二队经湖垛转移到北秦庄，翌日凌晨，因日寇突然袭击，他在掩护突围时被敌人从身后刺中，壮烈牺牲。

许晴的两个孩子一个握笔，一个从戎。老大许雷曾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老二许霆曾在总参任职。

附：

北秦庄的战斗

1941年7月24日凌晨，在江苏省建湖县北秦庄皮岔河畔响起一阵阵枪声，鲁艺华中分院二队（戏剧系、音乐系）师生在过河时与事先埋伏的日伪军遭遇了，走在最前面已经过河的戏剧系主任许晴一面叫大家往后撤，一面带领几名战士掩护大家，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许晴为了吸引敌人，沿河向另一方向跑去，在河边被日本鬼子刺死，英勇牺牲。

在撤退中鲁艺华中分院教导主任丘东平等30多名师生英勇牺牲。特别是戏剧系李锐等8位20岁左右的女学员被逼到河边，她们宁死不屈，先后跳入河中壮烈牺牲。

在日伪军撤走后北秦庄的老乡主动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在这次扫荡中还有20多名北秦庄的老乡遇难。

每年7月24日，北秦庄的老乡都要祭拜，告慰烈士的英灵。

                      邗上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