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新四军四师插入上海的“铁三角”

八一电影制片厂老一代摄影师薛伯青的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如果和《夜半歌声》《壮志凌云》《木兰从军》《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二泉映月》，以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电影联系在一起，或许你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对！他就是这些影片的摄影师，一生作品106部；从1931年到1979年，拍摄足迹跨越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48年历程。

而这里介绍的，却是薛伯青先生另一部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薛伯青的人生出现了另一条轨迹。任泊生（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六支队及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长）作为上海地下小组的组长发展了薛伯青，成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

那任泊生又为何单单选中薛伯青的呢？这就与薛伯青先生当年在太原和西安的经历有关了。

早在1936年12月，薛伯青就拍摄了抗日纪录片《绥远前线新闻》。此后，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

1937年11月，薛伯青作为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师，为拍摄平型关大捷辗转太原、西安，先后结识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张震、岳夏、边章武；以及西安办事处的博古、林伯渠、邓颖超、任泊生、钟赤兵等人；并为他们拍摄了照片。

太原八办。左起：赵品三、边章武、孟秋江（香港大公报记者）、彭雪枫、张震、吴永刚（《壮志凌云》导演）、岳夏（罗若遐）；薛伯青摄。

1938年11月，已调任武汉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职的任泊生又一次到上海找到薛伯青，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在上海开展工作。理由是：“我们是1937年11月在西安办事处认识的，在西安的接触中，我考察过你。与其他人相比，你给我的印象是，有革命的政治热情，个性直爽，思想纯洁，感情朴实；所以，我每次到上海总是找你。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现在我奉命来上海做部队系统的地下工作，需要你协助我一起工作。”当然还有硬件的要求，那就是，一、薛伯青有很好的公开职业——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师；二、年轻；三、身体好；四、外貌上没有明显的特征。

 接下来，任泊生传授给薛伯青的地下工作经验也很有意思。“我们是在和敌人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也是残酷的，切不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工作要胆大心细，不能暴露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自己的组织关系，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最亲近的妻子，也不能说。在敌人面前要忠实于党，坚强不屈。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同志，将这些情况告诉你。以后我会主动和你联系，你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以后咖啡馆、酒馆、舞场都是我们活动露面的地方。还要对你说一个事情，我们二人如在路上走，有人对我说话或逮捕我的时候，你走你的不要管我，这样就不会连累你了。以后你要多注意你的背后，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盯着你。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即改变你要走的路线，尽一切办法甩掉可疑的人。认定后面没有人了，再到你要去的地方。做我们这样的工作一定要机智、镇静，善于发现敌人，巧妙躲避敌人。”

 就这样，任泊生与薛伯青建立了“召之即来，荣辱与共”的工作关系。

 为了协助任泊生完成来上海的主要任务——为新四军筹备通讯器材、电影器材、物资交换等，薛伯青帮助他以自己堂兄弟薛志清的名义，在上海外滩附近注册开办了协和洋行作为地下交通站，以经营粮食、棉花等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任泊生改名任纪华，任总经理；薛伯青的父亲薛抑庵因在南通做过会计，被任泊生聘为经理，作为协和洋行的公开职员，负责处理洋行的日常事务。

 1940年6月中旬，任泊生来上海再次联系薛伯青，薛伯青约了与他一同去过太原、西安的吴永刚导演，和剧务屠梅卿在新华酒家请任泊生吃饭。任泊生还给三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朋友——徐今强。

饭后，任泊生单独约薛伯青和他同行。

到了任泊生的住地，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太原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现在淮北洪泽湖畔建立了新四军根据地。彭雪枫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我是联络部长，我们是部队系统，是单线联系。刚才介绍给你的徐今强是联络部的干事，小组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不和任何人联系，不和任何人谈我们的工作任务。我的公开名字叫李玉亭，徐今强的公开名字叫李东刚。我这个住地，现在除了你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就是徐今强我都没有告诉他。（薛伯青日记）

 任泊生、徐今强、薛伯青，这就是新四军第六支队当年插入魔都的“铁三角”。解放前，这三个人居然没有一张合影照片。

左起：薛伯青、任泊生、徐今强；70年代，薛伯青夫人薛岱云摄于徐今强家中。

加入任泊生领导的新四军地下小组后，薛伯青利用拍片空隙与任泊生一起翻拍了很多苏、德战争图片，制成幻灯片，带到淮北根据地给部队放映，成为战士们很好的时事学习材料，这就是淮北根据地所谓的“土电影”。

1941年春至1945年11月，薛伯青受新四军四师指派，先后十次来往于上海与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之间。作为职业电影人，薛伯青为新四军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和《彭雪枫追悼会》。

除了干他的老本行，他还兼修摄影器材、协助交换运送物资、输送进步青年去根据地；由他们护送去淮北根据地的进步人士有左翼作家阿英、苏里、周文、杨修和陈伟；还有薛伯青的亲弟弟薛慎笃和薛慎行，以及后来成为烈士的表弟章铮。

                    夫唱妇随成同志

在当时的上海，日伪情报部门繁多，运送违禁物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薛伯青虽有公开职业掩护，但仍需随时提高警惕，一个单身男人行动没有一男一女来得方便。为此，薛伯青向任泊生提出让太太薛岱云协助工作，但不告诉她任何内容。此建议得到了任泊生的同意。

 为了组织的严密性，也为了保证安全，当时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薛岱云从不知道，也从不过问活动的内容，只是按照薛伯青的吩咐配合行动。她掩护薛伯青他们完成了无数次的接头工作，她从开始的“一无所知”，到后来逐渐熟悉工作内容和组内成员，成为他们三人小组的得力助手。

每次任泊生约薛伯青在舞厅、咖啡馆、茶馆等地见面时，薛伯青总是携薛岱云成双入对地摩登出场。在任泊生与薛伯青交谈时，薛岱云的任务就是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久而久之，连舞厅老板都知道，这对年轻人是常客，可先生从不跳舞，而太太的舞技超群。

 当时的影业界收入并不丰厚，即使是薛伯青这样有名的摄影师，养家糊口也是当务之急；更何况薛家十几口人仅靠薛伯青一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还是很艰辛的。但为了工作，每次执行任务时，夫妻俩都穿戴得漂漂亮亮，摆出一副挺阔气的样子来掩人耳目。

                 订置、运送违禁品

 1940年6月，薛伯青正式加入新四军第六支队上海三人小组后，接受了第一项艰巨任务——置办手摇马达发电机。

“现在淮北根据地急需电讯工具。我在上海了解过，敌伪特务明暗密布，随时检查行人，活动比较困难。”任泊生说明困难后，我马上请缨“我在电影公司工作，又是搞摄影的，可以想办法搞到。”任泊生点点头：“你是有名的摄影师，在上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有好处的。”（薛伯青自传）

电讯工具对薛伯青来说不算外行。虽然所需要的零件都是违禁的军用物资，但想办法还是可以办到的，困难的是全套的手摇马达发电机。这时，薛伯青偶然想到上海大来铁机器制造厂仿造的35毫米“培尔汉”摄影机，马达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可以买零件自己组装。”有了这个想法，他立即想到了曾向张善琨（新华影业公司老板）举荐的，代替自己成为新华影业公司技术厂长的陆元亮。此人在中华无线电研究所发明过“中华通”录音机，做手摇马达应该没问题。想到此，薛伯青急忙请示任泊生，任泊生同意与陆元亮联系。二人联系的结果非常圆满，陆元亮同意为薛伯青订制一台手摇发电机，约定在11月中交货。

 接下来的就是如何运送。

 1940年11月的一天傍晚，薛伯青告诉薛岱云打扮一下，要去送东西。发电机被包装得很规矩。为防止在路上碰到敌特检查，薛伯青还带了预先准备好的修理摄影机马达的证件。两人身穿锦缎长袍，薛伯青头戴礼帽，薛岱云手插皮草暖手筒上了辆黄包车（人力三轮车）。

 当时上海的冬天，三轮车上都有盖腿的毯子。他们将手摇马达放在腿下，毯子往腿上一盖外面就看不见了。从法租界的北京西路经过大世界附近时，见有一个人手拿报纸站在红绿灯下，那是约定的信号，意思是：这里没有情况，可以平安通过。从此处直到英租界的四马路终点站，这一路都是繁华的闹市区，人目众多，敌人封锁严密，万一被查获，那可是性命难保的。薛伯青在车上一面与薛岱云随意交谈，一面装作若无其事却又很机警地四处瞭望，从外表看他们就是一对阔绰的夫妻悠闲地在逛街。一路平安无事，他们顺利地按时到达了指定的旅馆门口，亲手将发电机交给了等在那里接应的徐今强。按照事先约定，他们完成任务后即去南京路的咖啡馆与任泊生会面。

 薛伯青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向任泊生汇报一切顺利后，他高兴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祝贺我们第一次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此后，围绕手摇发电机，还有一些后续故事。

 1941年春，任泊生在薛伯青第一次去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之后，再次来上海找他，说明根据地还需要再订制12台手摇发电机。于是，薛伯青第二次找到陆元亮订购，并根据与任泊生的商定没有告诉他订货方。

 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了上海，陆元亮一时不敢再出货。

 1942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薛伯青正在拍摄李萍倩导演的《四姊妹》内景，有六个日本宪兵到公司道具仓库查抄。大家这才知道厂长陆元亮昨晚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听说与敌人在杭州车站查到军用违禁品——手摇发电马达有关。薛伯青怕陆元亮会说出与之有关的事，以防万一，认为先暂时躲避一下为好。

 我随即向导演李萍倩推说头痛，叫助理朱静代我工作半天。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日本宪兵在杭州车站查到有人带了一台手摇发电马达，当场扣押了人和物。携带者是伪和平军的，招认是在上海中华无线电研究所买的，这样陆元亮就被抓了。最后，杭州的和平军来上海宪兵司令部证明，陆元亮又在翻译那里花了钱，不久就被放了出来。（薛伯青自传）

 这件事一出，任泊生和薛伯青估计，陆元亮做的这批手摇发电机在这个时候是肯定不会交货了。

 果然，直到抗战胜利后，陆元亮才将薛伯青订制的第二批手摇发电机送来。

 1946年，薛伯青因领导罢工，被“中电二厂”开除。当时家中还存有两大箱手摇发电机，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危险。任泊生经请示周恩来后得到指示：“薛伯青同志很坚强，要立即烧毁与新四军的来往信件、照片等，但还需要他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手摇发电机立即转移。”随即，中国慈善救济总署派来两位洋人将薛伯青家的两大木箱手摇发电机抬走。

                  巧取日文通行证

1942年，薛伯青为“华影”拍摄了文艺片《生死劫》。在该片的外景地，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影片中要用马匹，可当时除了日军有骑兵队之外，无法找到马匹。“华影”管理处秘书肖怜萍介绍在其家乡镇江茅山区大港有日本骑兵队，因此摄制组将外景选在大港。大港原是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敌人扫荡后成了空山。摄制组住在肖怜萍家中。住宿安排好后，我带着助理朱静到山中查看地形。在山路上迎面遇到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他腰藏有短枪，当时我已协助任泊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马上想到此人有可能是新四军的便衣。中年人问我们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是上海“华影厂”来拍外景的。他又问，为什么有日本人？我说，那人是翻译，因为戏中要用马，由他向日本骑兵队联系借马。中年人提出，要借我的剧本看看，我同意借给他，并约定明天归还。这些都被摄影助理朱静看到，我当即嘱咐朱静不要声张出去，以免发生意外。（薛伯青自传）

这里提到的日本翻译叫白川武夫。在大港的外景快拍完时，薛伯青以工作方便为由，提出请白川武夫帮他办理一张可携带摄影机、照相机的日文证件（日伪时期照相机、摄影机均属军用品，没有日本机关签发的证件不能随便携带）。

这是薛伯青为自己能自由携带照相机、摄影机，以及今后有可能去淮北新四军根据地运送摄影器材等物资提前做的准备。

摄制组从大港回上海后不久，白川武夫就交给薛伯青一张“写真机携带证明书”。这张证件在薛伯青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携带写真机日文证明书复印

                   运送摄影器材

1942年下半年，淮北根据地急需拍摄纪录片，任泊生通过薛伯青经英特照相公司老板介绍，到上海“柯达”公司购买了一套16毫米“柯达”摄影机。拿到机器后，薛伯青先教任泊生有关摄影机的使用常识及拍摄技巧，并在上海实地练习拍摄。随后，俩人商量怎么将电影器材和电讯工具等东西送回淮北根据地。

 1942年10月10日，新四军上海三人小组准备执行第二次大任务，送全套16毫米摄影器材到扬州，再转新四军淮北根据地；顺便送任泊生、“老刘”（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的弟弟，因负伤在上海治疗，伤愈后回根据地）回淮北。参加此次行动的除三人小组成员任泊生、徐今强、薛伯青外，还有薛伯青的妻子薛岱云。薛伯青和薛岱云主要负责摄影器材，因为薛伯青有公开的摄影师身份证。

 我们一行人从各自的住处来到上海北站，上了同一车厢，却装作互不认识。因我随身带着《生死劫》一片的日本翻译给办的携带摄影机、照相机的日文证件，我们一行人顺利到达扬州，沿途均以日文证件来掩护免于检查。（薛伯青自传）

 绿杨旅社是“华影”来扬州拍外景常住的地方，彼此都比较熟识。薛伯青他们此次也是打着“华影”的名义入住的绿杨旅社。任泊生、徐今强、“老刘”住楼下，薛伯青和薛岱云住楼上，所有器材集中在薛伯青夫妇的房间。安排好住所，他们就宣称去瘦西湖看外景离开了旅社。

 当我们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时，我发现东西被人搬动过，赶忙找来茶房询问，是否有人来过。茶房说：“这里经常有日本宪兵来检查，刚才就是宪兵来查房翻动的。我告诉他，你们是上海‘华影公司’来拍电影的，他看一看就走了 。”（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任泊生作了汇报，任泊生当即指示：东西必须在今晚转移出扬州城。随即将器材等物拿到楼下任泊生住的房间；一面派徐今强去商人家紧急联络（原计划是在第二天将器材送出扬州城，因情况突变，只好临时改变行动）。

 几人把器材拿到楼下，放在一张八仙桌底下，然后，把桌子团团围住开始打扑克。没过多久，突然闯进三四个日本宪兵队来检查房间。大家都很沉着，一一站起来由日本宪兵查看身份证，但每个人都注意用身体挡住桌子。

 当检查到“老刘”时，因他的身份证内夹杂着其它不必要的纸张，日本人一张张的翻看，延长了日本宪兵在房间里的停留时间。而“老刘”也因此显得表情有些紧张，脸色发白。我见状立即出示那张日文证件，证明“老刘”是我们的演员，日本宪兵信以为真，停止了查看。（薛伯青自传）

 为确保安全，晚上十点，全部摄影器材等物品被转送到一位商人家中，由他疏通城门口的关系，连夜将这批物资送出扬州城。

 11日清晨，这位商人又护送任泊生、“老刘”出了扬州城，由苏北转道去淮北根据地。徐今强、薛伯青和薛岱云返回上海。他们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薛伯青和薛岱云的帮助下，任泊生等人带着全套的16毫米摄影器材返回淮北根据地。从此，淮北新四军有了电影文化器材，为宣传部队军事、文化生活起到了重大作用。根据地的同志就是用这架摄影机拍摄了一些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包括战斗、行军、整训等各方面的情况。还特别拍摄到解放张楼敌军据点的战斗场面。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最初拍摄纪录片的情况。说明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已经有意识地在记录自己的历史。

                皮箱的故事——冒险送绣像

 1944年春天，薛伯青接连收到任泊生从淮北寄来的三封信，要他催促徐今强速回根据地参加学习。

 可转告徐今强后，却见徐今强面露难色：“有事情还未办好，暂时不能回去。”后经薛伯青几次催问，徐今强才道出原委：“有一位商人送给新四军一套马、恩、列、斯四幅30寸大小的绒线织成的绣像，还有一幅鲁迅的绣像。我把它们存放在亲戚家里，为了这些绣像一直拖到现在不能回去。这东西留在上海，万一被敌人抄到就会连累别人全家，可带着走又怕被敌人查出。”

 薛伯青果敢地说：“你被这批东西所困不能走，让我来送走。”徐今强马上阻止：“伯青，这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他的言外之意是，薛伯青此时还是党外人士。张爱萍曾指示，在白区工作在党外比在党内更安全；且不会连累家人。所以，一直未给薛伯青办理入党手续。）。以前，你送电影器材、通信材料，因为你是摄影师，你有合法的护照和证件，就是被敌人检查到，你也可以混过去。现在，你带着这五幅绣像万一被敌人查出来，没有什么可掩护的，这个险你千万不能冒。”薛伯青坚定地表示：“老任催你回去，你又被这几幅绣像困住，我愿意冒这个险。我先把绣像送到扬州，再送你出城。”

 薛伯青计划：他们分批先后离开上海，约定第二天下午五点在扬州绿杨旅馆汇合。让徐今强不带任何东西先走一天，薛伯青、薛岱云第二天离开。如在路上发生意外情况，让薛岱云到扬州找徐今强通报消息。如果，第二天下午五点他们还不到，就是发生意外了。

 薛伯青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皮质立式旅行箱，用纸包装好五幅绣像，将它们放在箱子底层的夹层中，中间放一些照相材料，最上面放一只莱卡照相机和俩人的衣物、日用品。这样，如果箱子提在手中被敌人检查，可用他的日文通行证搪塞。如旅行箱不在身边被敌人检查到，就放弃东西逃脱。徐今强同意了他的方案。

                       皮箱，薛岱云和小女儿

 徐今强前一天离开上海后，薛伯青和薛岱云第二天坐早晨九点开往南京的快车，并特意请在车站调度室工作的陈洛（结拜兄弟；1948年李白电台案脱险者；解放后，经薛伯青介绍加入海军。）买了两张到镇江的头等软席票。

我们早早上车后，故意坐在日本宪兵专座（车厢中有几个是固定给日本军人的座位）对面的二个位子上，我将旅行箱随手放在日本人的行李架上。开车前上来四个日本宪兵，将我们两人赶走。我俩起身没有拿旅行箱，就直接坐到了对面相隔几排的座位上。不久，上来一个日军大佐，将他的两个软包放在我的立式旅行箱旁边。从上海开车到南翔站，敌伪宪兵在车厢里开始全面检查，每个旅客身上都要搜查，行李架上的东西也都要一一打开检查。我和薛岱云坐在对面不远处，时常瞟一眼行李架上的旅行箱，心里十分紧张，却又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已做好思想准备，一旦发生意外，就放弃旅行箱。但敌人见他有日文证件，竟没有搜他的身。这样反复检查了六七次，唯独日本军人头上的东西没有检查，敌人误认为那些都是日本大佐的东西。日本军官在常州站下了车。等火车一到镇江车站，薛伯青急忙取下旅行箱迅速下了火车。

 在站台上，他们发现车站上的检查站也和往常的情形大不相同，大小行李一律打开检查。薛伯青叫薛岱云先去和女检查员打交道，说明他们是上海来镇江拍外景的，还故意送一些演员的照片给他们，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薛伯青则趁机冲出了检查站。一路上碰到关卡，他们就用送演员照片做掩护，避免敌人和特务的检查。最后，终于安全来到江边，坐上小轮船到了扬州。

 因一路上盘查严密耽误了时间，虽然他们安全到达约定地点，但时间已过了他们约定的五点，徐今强在扬州等得坐立不安。为了解除他们一路上的紧张情绪，徐今强建议他们在扬州多休息两天。

 没想到，接下来连日阴雨连绵断绝了交通，他们三个人竟被困在扬州。在等候天晴的日子里，三人心情十分焦急，但又不能流露，只好强作悠闲似地冒雨游览瘦西湖。

小舟在湖面荡漾，细雨蒙蒙下个不停，寺庙内钟声阵阵，但我们却无心欣赏这湖光美景。晚上回到旅店，我们三个人还要以打牌来掩人耳目。几天下来，所带资金已全部用尽，再继续下去会露马脚，我只好变卖了薛岱云的戒指等首饰维持消费。（薛伯青自传）

等天一放晴，三人立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扬州。徐今强带着绣像赶赴根据地，薛伯青、薛岱云返回上海。

薛伯青、薛岱云送出上海的领袖绣像曾在新四军的军人大会上悬挂。大家都夸，联络部真不简单呐！据毛铁民（曾随薛伯青去过淮北根据地的进步音乐人）的夫人孙景珅回忆，后来，其中的几幅绣像又由毛铁民负责送出了根据地，作为斯大林的寿礼辗转运到苏联。

         下篇： 穿梭于上海与淮北根据地之间

                薛伯青与彭雪枫的三件宝

 彭雪枫师长率领新四军四师转移路东（津浦线以东）后，在1941年7月19日召开的仁和集会议上，与政委邓子恢领导全师进行了整编整训，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彭雪枫根据平原地区作战的特点，决心组建一支快速机动力量——骑兵团。1941年8月1日，四师参谋长张震在淮宝县岔河镇，代表师首长宣布骑兵团正式成立。

               彭雪枫师长和他的坐骑“火车头”。薛伯青摄。

 从此，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有了自己的“飞骑军”。新四军四师骑兵团驻扎在半城以西的青阳镇（今江苏泗洪县）、北部的北双沟（此地区还有南双沟和东双沟）一带。

 1941年，李宣化（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政委，中将军衔）从原来特务团的骑兵连调至骑兵团。他说，彭师长把骑兵团称之为“陆地空军”。

1943年，薛伯青第一次受命拍摄骑兵团的电影。他前后共有四次去根据地拍摄骑兵团的经历，其中一次因为机器故障没有拍成。

 李宣化回忆，他第一次认识薛伯青就是在1943年，当时他负责做接待工作，彭雪枫师长给他介绍说：“薛伯青同志是上海地下党介绍来的，来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拍电影。我们要通过电影反映新四军如何在敌后坚持抗战。我们不仅有步兵、民兵还有骑兵。”并嘱咐他们要积极配合拍摄。

 随后，薛伯青即随部队一起行动。他先仔细观看部队的训练、生活甚至战斗，然后进行拍摄。李宣化说，他们收入新四军画册中现存的一些行进中的、有动感的照片大部分都是薛伯青同志拍摄的。不光是骑兵，还有些步兵在行进、拂晓剧团在排练等照片。因为，那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部队中一般人拍不了。电影拍完，因要送回上海冲洗，他们当时并没有看到。

 济南军区前政治部主任徐春阳在其回忆录《血火年华》中写道：“当年（1943年）上海电影界著名摄影师薛伯青，曾从上海专程来拍‘新四军骑兵团’战斗生活的纪录片。据说在向外带时，因日军在轮船上搜查很严，只好忍痛投入江底。当他1945年再次来到淮北，彭雪枫师长已经牺牲。他忍悲含泪决心再拍一次更好的。”

 当时任一大队教导员的徐春阳骄傲地谈起骑兵团：“骑兵团的建立有效地限制了日本人在洪泽湖地区的现代机械化行动，在之后战役中的威名传遍整个淮北根据地。骑兵们自豪地称自己是‘陆地上的空军’、‘淮北的哥萨克’。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及各师将领都先后检阅过骑兵团。”

徐春阳是1942年4月到骑兵团的。46年整编期间，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上海有一位进步摄影师薛伯青要来拍摄骑兵团的电影，让他负责安排薛伯青拍摄期间的生活并配合拍摄。

 46年一别俩人再未谋面。时隔六十多年，徐春阳还清楚地记得薛伯青身材高大，一头卷发，讲一口南方普通话，猛一看感觉有点像外国人。他在根据地始终穿戴着部队给他的一件大衣和一顶棉帽。

 薛伯青非常关注战士们的生活、训练，有些是很细微的事情。比如，他看战士喂马，从选料、铡草到每天喂几次，甚至铡草铡多长，他都要一一了解。到了老乡家，他对老乡的房、锅灶、炕、家什等都好奇地问问。有时在哪里拍摄，就在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吃饭。

 刚到驻地时，徐春阳问薛伯青：“只有土炕和门板，土炕热点，你睡哪个？”薛伯青爽快地说：“那我试试土炕吧。”结果，第二天他就找到徐春阳：“不行，土炕太热了，还是改睡门板吧。”

 在抗日根据地，有很多事情都让薛伯青动情。新四军战士病入膏肓，为了不死在老乡家里，主动要求搬到屋外的茅草棚……徐春阳注意到，在薛伯青面前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一位是彭雪枫；薛伯青和彭雪枫原来的公务员程朝先（后任骑兵团参谋长）非常熟识，俩人经常在一起闲聊，但他俩一提起彭师长就哭。还有一位是骑兵团小战士匡红；在拍摄过程中，薛伯青注意到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对他的战马简直是宠爱有加，自己的玉米饼掰一半喂马，胡萝卜留半根喂马，就连难得的一块糖，他也要咬一半给马吃；这使得薛伯青对他格外关注。可当薛伯青再次来到骑兵团时，却被告知匡红已经牺牲了……

 徐春阳佩服薛伯青拍摄时的认真、仔细、有计划。拍摄前，他会仔细观看战士的操练，每个镜头都要让战士演示几遍，选择最佳角度，为节省胶片，争取一遍成功。

 他对一些技战术动作及特殊科目非常感兴趣，不明白的他都要先搞懂，再拍摄。比如他看到战士在马上有个向后扔手榴弹的动作，不明何故。经战士讲解得知，这是一套从苏联红军那里学来的骑兵战术：第一道线用冲锋枪打乱、冲散敌人的阵脚、队形；第二道线挥舞马刀左劈右砍；第三道线就是向后扔手榴弹。三道线循环往复，不出两三个回旋，敌人就溃不成军了。又比如，马匹的战场救护科目，战士负伤落马后，马匹都会围在人的四周转圈，直到救援人员赶到，并会四肢弯曲卧地让伤员骑上马背。这在高粱地、玉米地等遮挡视线的地区作战时，作用尤其巨大。

 在拍摄内容中，薛伯青不仅注重骑兵的技战术训练，一些飞身上马、人挂马侧（镫里藏身）的高难度动作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而且他还非常关注到骑兵们的生活，特别是骑兵与马的特殊感情；战士们已经把马当成自己的战友，有好吃、好喝的都会分给马一半，这让薛伯青非常感动。

                                薛伯青摄

 由于上一次拍片，和骑兵团的战士们都熟悉了，这次又重新作了计划，薛伯青只用了两天的时间，便拍完了骑兵的训练、操课、打靶、射击、骑马翻身、救护等特技以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影片不仅表现了战士们训练有素的马上功夫，还表现了人与马的特殊情感。一幅幅画面展现出战士们科学、合理的驯马方法——不重鞭挞，而重驯服。战士们在急行军中马歇人不歇，抓紧时间喂马，干粮掰开人一块马一块。甚至把自己省下来的蔬菜——胡箩卜喂给自己的战马，他们称马为忠诚的伙伴，视为战友。而通人性的战马在救护科目中，竟能用嘴叼起战士的皮带将伤员带离战场。

 再说说彭雪枫的另外两个宝——拂晓报和拂晓剧团。李宣化说，彭师长是位文武双全的大将，他注重部队的文化建设。他领导的新四军四师文化气息浓厚，他善于利用宣传手段鼓舞士气，四师的拂晓剧团、拂晓报享誉整个淮北根据地。

拂晓剧团、拂晓报和骑兵团被称作是彭雪枫的三件宝。

                  拂晓报社主要成员。薛伯青摄。

               《彭雪枫追悼会》纪录片

1944年，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大举向河南腹地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收复失地，彭雪枫奉命率队西征。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亲自指挥战斗。据当时在场的李宣化回忆，正当战斗即将结束，彭师长站在一堵断墙后，一边用望远镜查看骑兵团的最后冲锋，一边夸奖骑兵小战士的英勇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心脏，未留下一句话，英勇殉国，时年37岁。

鉴于路西形势紧张，大战在即，为集中精力打退顽敌进攻，也为了保护彭雪枫的夫人林颖及其腹中的遗腹子，华中局与新四军四师师部报请中央后决定：彭雪枫将军牺牲的消息严格保密，暂不公布。而彭将军灵柩被护送至路东，暂存放于洪泽湖畔的一艘小船上。

    1945年1月底，任泊生派交通员到上海找我，叫我急去淮北有任务。我当时不知是为了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有重要事情，恰好我手头没有拍摄工作，就随着来人匆匆启程，一心想这次大概可以见到彭师长了。同去的有徐今强的舅舅任维舟和粮行职员张其，我们先到津浦线明光站（今安徽境内）联兴粮行。了解到有小股敌人在扫荡，从明光（县）走陆路进去不行。想改走蚌埠水路也有敌人。最后，选择了走临淮关（今凤阳县内）水路。

    我们雇了一只装运粮食的大木船，准备从临淮关水路向五河方向去。开船前，来了一个老乡和船老大打听，听说我们三人是去五河运粮食，就提出想搭乘便船同去五河。我们爽快地同意了他同行的要求。（这个人手中提了一个旅行袋）

    下午五点，船停靠在河中的新集子码头过夜，准备明日再走。这个码头是伪和平军于乃贵师长的据点。待船停稳，搭船的老乡手提旅行袋离船，说上岸去吃饭。我们也没注意这个人的行动，在一天的行船中大家也没有交谈过。

    船靠岸不久，两名武装伪军将船老大押走，很久不归。我们打发船上伙计去探听情况，伙计回来说，船老大被押在司令部吊打审问，说船老大放走了一个在新四军中贩运军火（手枪、子弹）的人。要船老大交出此人，才能将他放回来。得此消息，我们三人赶紧商量统一口径，说是去五河装运粮食到蚌埠出售（任、张二人都有蚌埠粮行的职工证）。

 深夜十点，岸上由远而近传来踏雪的脚步声。六名伪军命令我们三人去司令部问话，我怕伪军上船搜查，便将莱卡相机和底片都藏在身上的中式棉袍里。伪军押着我们三人来到设在老乡平房中的司令部。先叫任、张二人进去，让我留在院中等着。我听见他们在问答去五河运粮之事，伪军查看了他们的证件后将他们押出，并传我进去审问。

 进到屋内，我见两人躺在床上抽大烟。

 其中一人（伪师长于乃贵）开口：“我看你不象商人，又是南方口音，为什么到五河去？”

 “我是上海‘华影’的摄影师，跟朋友去五河运粮食到蚌埠，做点单帮生意。”我主动出示‘华影’的职工证（证件上盖有管辖此地的安徽省省长林柏生的大印）给他看。

 于乃贵故意问道：“和你们一伙贩军火的人哪里去了？”

 “我们不是一伙的，他是搭我们的便船去五河。”

 于乃贵威胁到：“你们到淮北去干什么？不老实说就押起来，等找到那个贩军火的人再放你走。”

 一伪军试探地问：“你说说上海市市长叫什么名字？”

 “陈公博、吴颂皋（市政府秘书长）。”

 他接着又问：“上海有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都在那条路上？”

 我一一作答后，于乃贵命参谋来搜身。因身上带着莱卡相机和底片，于是我主动解开衣服，同时取出日文通行证（《生死劫》时获得的携带器材证明）交给他看。这让于乃贵大吃了一惊，忙站起来陪笑说：“你原来是上面派来收集新四军情报的？你不知道从淮河到五河的危险？淮河边有两个码头，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是新四军的。要是靠错了码头，被新四军抓去就要杀头。今天你算幸运，靠在自己的码头上。”

 我也没想到这张日文通行证竟将伪师长吓倒了。于乃贵马上叫参谋将张、任二人叫来，向我们三人道歉，连说，：“误会，误会。”并叫参谋护送我们上船。

 在返回的路上，参谋很客气地再三道歉：“真是对不起！今天司令部接到情报说，有一条从蚌埠来的大粮船，有人带了大量手枪和子弹要送到新四军去。结果错将你们三位扣下，却让真带武器的人走掉了。师长让我向你们道歉。”

我问他：“师长是谁？”

“刚才问话的就是师长，他叫于乃贵。”

为防止再发生意外，天未亮，冬日的河上还飘散着一层薄薄的晨雾，我们就唤起船老大，驾船离开了新集子码头向五河前进。下午五时，船在新四军的码头靠岸，我们三人下船后直奔师联络部。

    刚进入根据地，在路上便发现很多战士的臂上都戴着黑纱。我感到很奇怪，便向他们打听，但那些带着哀痛而又严肃的脸，没有作任何回答。等我赶到师部，任泊生、徐今强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向我介绍了新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我才知道，彭师长在路西作战中牺牲了。我当时一下楞住了，一直想再见到彭师长的愿望将永远不能实现，我感到内心有一阵说不出的痛楚，以致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我与彭师长1937年在太原初识的情况，他对我们的关怀都历历在目。我无法再与他相见，只能将记忆永存我心间。

    待我稍微平静下来后，任泊生部长才说明原意。特地派交通员到上海把我找来，是为了拍摄彭师长追悼会的纪录片。同时也拍些有关彭师长亲手创建，并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著名的新四军第四师“铁骑”部队——骑兵团的镜头，以此纪念彭师长。（薛伯青自传）

 1945年2月2日，彭雪枫将军牺牲的消息公布，并进行公祭活动。部队在50里外布置了防空警戒，防止敌人空袭会场。2月7日，淮北各界人士约16000万人，在半城镇大王庄彭雪枫的灵柩前，举行追悼大会。那一天，洪泽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霜，白霜覆盖了原野，挂满了树枝。据李宣化回忆，当地老百姓说老天在为彭师长哀悼。

因为当时室内没有照明设备，任泊生、薛伯青他们用了100支蜡烛作为光源拍下了彭雪枫师长最后的遗容。

我就是用过去在上海柯达公司购买的那台16毫米机器拍摄了大会实况。最初的镜头是：从介绍淮北根据地及围绕追悼会的警戒部队开始，随后，就按照追悼大会程序依次选拍各种镜头。我当时拍着拍着就被越来越沉痛的哭泣声所影响，当我拍摄到群众场面时，每个人都掩面呜咽，终于全场一片哭声，我坚持不下去了，我的手在抖，眼睛也因泪水而变得模糊。

                        灵堂正面；薛伯青摄。

    很久很久哭声都停不下来，首长们也早就讲不下去了。突然，主席台上传出一片悲壮的口号声，紧接着全场带着哭声回应：

    ——为彭故师长复仇!

    ——将悲愤化为力量!

    ——抗战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骑兵们高举复仇的条幅；薛伯青摄。

    顿时全场情绪激昂，多少支枪、多少只手臂举向空中。真是化悲痛为仇恨，化仇恨为力量；山河为之震撼。

在口号和哭声中移灵向洪泽湖边行进。灵柩通过的每个村落，老百姓都沿街摆满路祭。从村头到村尾都聚满了老百姓，他们和战士们一样，满脸泪痕向彭师长告别。

    灵车缓缓移动，我随仪仗队时前时后，选择镜头边走边拍，直到洪泽湖畔的烈士陵园。灵柩被放入墓穴，鸣起礼炮。张爱萍师长亲自把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自己战友的棺木上。全体送葬者一致向这位为抗战英勇奋斗，备受人民尊敬的彭师长作最后的告别。我含着眼泪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在挽联前

薛伯青与彭雪枫相识于1937年的太原。薛伯青感动于彭雪枫的热诚待人，感激于他对党外文人的关怀备至，更感谢他于危难时刻的拯救之情（太原失守前，彭雪枫果断让薛伯青一行撤离）。太原一别，薛伯青与彭雪枫再次相逢于淮北根据地。1943年，薛伯青第一次拍骑兵团后，他渴望在根据地与彭雪枫再次相聚、叙旧。然而，彭雪枫的牺牲使这一愿望成为了他永久的遗憾。薛伯青是带着对彭雪枫深深的怀念之情，含泪拍完了彭雪枫追悼大会。此后，他更是把对彭雪枫的怀念之情全部投入到了彭雪枫所创建的部队——骑兵团、拂晓剧团等的拍摄工作中。

我拍完全部有关彭雪枫同志追悼会的实况后，第二次去青阳、北双沟拍摄有关四师铁骑部队生活、训练的素材。在行军途中任泊生告诉我，扣押过我们的和平军于乃贵部盘踞的新集子码头，在我们到达师部的第二天就派部队拔掉了，现在新集子是我们的了。（薛伯青自传）

在根据地过完阴历年，我带着拍好的16毫米底片返回上海。追悼会和‘铁骑兵’两大部分影片共约一千多尺。

 薛伯青后来还听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攻入解放区，到半城时，凶残地炸毁了新四军的烈士陵园。就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老百姓还不顾生命危险收藏了彭雪枫同志及其他同志的遗骨。直到解放，他们重新把烈士遗骨交给了彭师长生前所领导的部队。

 城市工作”

彭雪枫牺牲后，由张爱萍接替了四师师长的职务。

薛伯青从北双沟拍摄返回师部，还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新四军四师新任师长张爱萍、政委邓子恢、联络部长任泊生找到我，计划要我到上海后开展一些相关城市工作的活动。主要是组织一些有正式职业、对革命有同情心的知识青年，可以和他们结拜成兄弟，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加深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准备为以后部队进城创造条件。（薛伯青自传）

                   张爱萍和薛伯青在根据地。

薛伯青将城市工作情况与毛铁民谈起，让他去联系一些可靠的、不同职业的知识青年，准备结为兄弟。

早年，毛铁民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因到“新华公司”配音乐结识了薛伯青。1943年前后，薛伯青带毛铁民前后三次进入解放区，毛铁民那时候年轻，帮助薛伯青扛机器拍摄新四军骑兵团。以后，他们就结拜了“十兄弟”，其中有毛铁民的同学和他家的干亲。据毛铁民夫人介绍，毛铁民大姐一家人后来也去了新四军淮北根据地，毛大姐是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在根据地曾为张爱萍的大儿子张翔接生。

 1945年4月，毛铁民召集大家在家中第一次聚餐，就此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到薛家聚餐庆贺薛伯青的生日。薛伯青在“十兄弟”中按年龄排行老二，除毛铁民外，另外几位结拜兄弟中有商人，有上海邮政局、电报局和上海洋行的职工，有铁路局上海车站监察室主任，还有一位懂日文的女士。

 张爱萍、邓子恢等首长鼓励“十兄弟”成员积极为革命工作。

1945年10月中，任泊生从淮北根据地来上海，住在薛伯青家中。他告诉薛伯青不要再主动与“十兄弟”中那九人联系，城市工作还未开始就结束了。以后，薛伯青除了与陈洛、毛铁民私交甚好有联系外，和其它人都断了联系。

                      为“飞虎队”员留影

 1945年6月，薛伯青带领薛岱云、毛铁民、严孝陵、周允康去根据地感受革命气氛，主要任务是修理摄影机。

 修理好摄影机后，我拍摄了被新四军营救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员在根据地的愉快生活：在淮北根据地的农家院中，美国飞行员身穿新四军军装，神情安详、愉快。有的在给美国的家人写信报平安，有的在户外活动、闲聊。我分别为他们拍摄了记录片和照片。（薛伯青自传）

 当时中国和美国是盟国，美国飞机轰炸日本军事目标时，有些被日本军队击中后，难以飞回海上的航母，于是，飞行员选择朝大陆方向飞，或跳伞降落在临近新四军地区的“交界处”，是新四军战士用生命把他们营救回来的，之后再辗转交给国民党，送他们回国。

           薛伯青夫妇与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

自从加入了任泊生的小组以后，除了在上海协助任泊生工作外，薛伯青还先后十次来往于上海和淮北根据地之间，除了第二次因为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放弃前行，折返回沪，其余九次均顺利到达。其中1945年的春节和1946年的元旦、春节还是在根据地度过的，根据地的同志热情地留他在“家”里过年。

1941年春，我第一次去淮北根据地。由上海到津浦线的明光站，在那里，徐今强以商人身份办了一个“联兴粮行”。负责人王广成，徐今强的舅舅任维舟也在粮行工作。粮行主要任务是与淮北根据地做粮食、物资的交换，同时也是一个联络站。我这次去淮北根据地半城是由王广成、 任维舟送进去的。这次去没有见到彭雪枫和任泊生，他们有“西进”任务在外。我们随即返回明光站，我回上海。

 1942年4月中，接任泊生电话，叫我去津浦线明光“联兴粮行”等待。我与岱云住了三天，后计划由交通员接我们去古沛，再由我5弟薛慎笃送进根据地。我们在去古沛途中遭遇敌人扫荡，大批的难民蜂拥而至。我发现后面有人盯梢，决定放弃此行。急返上海，第二次去根据地未成行。

 1943年7月中，我第三次前往淮北根据地，此次与毛铁民同去。彭雪枫、任泊生给我介绍了四师骑兵团，我随骑兵团一起行动，并拍摄了一些镜头。

1944年5月，我和毛铁民再次（第四次）去根据地准备拍摄骑兵团，但因机器故障未拍成。（薛伯青自传）

 1945年1月，拍摄《彭雪枫追悼会》是第五次。

彭雪枫追悼会后，我再次去青阳、北双沟拍摄有关四师铁骑部队生活、训练的素材。我用了四个小时，拍摄了约五百尺胶片。（薛伯青自传）

 1945年6月初，我结束《莫忘今宵》影片拍摄后，准备去淮北根据地修理摄影机。因多次拍摄的底片冲洗后发现很多片段有焦点不实、画面不全的问题，估计是摄影机内部技巧装置出了故障，急需修理才能再使用。我和薛岱云带了结拜“十兄弟”中的严孝凌、周允康、毛铁民同去，想让他们了解一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正规化部队，坚定他们对敌斗争的意志。这是我第六次去根据地。（薛伯青自传）

 6月中，我们五人从根据地返回上海，临走前任泊生对我说，因为我经常来淮北，需要给我换一张通行证。为避免在检查路条时暴露我的真实姓名发生意外，给我临时改名章文青（我母亲姓章）。以前，因我在根据地工作的时间不长，接触的人少，所以一直用真名。（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的新四军通行证。

这次根据地之行是薛岱云的第一次，1942年，薛伯青第二次去根据地时也带了薛岱云，但没能成行。薛岱云对自己唯一的一次根据地之行记忆犹新：

 1945年6月，为检修16毫米摄影机上的技巧装置，薛伯青和我还有其它几位（他们几位主要是去办理物资交换）一行五六个人，从上海出发到津浦线蚌埠明光站（明光站有一个粮店是新四军的联络站）。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都打扮成老乡的样子。出了明光站，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特地选在傍晚时分通过“三不管”地区。所谓“三不管”是指新四军不管、国民党不管、日本人也不管，此区域位于三方交界，防卫松懈故而得名。在我们准备通过“三不管”地区之前，大家将携带的东西分散到每个人身上，准备分开通过。并事先说好，万一有人出事谁也不要管，还要装出不认识的样子继续前进。当时心里非常紧张，每个人都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快速通过。

 过了封锁线就是新四军边区，我和薛伯青就用新四军给他的一张路条带领大家顺利通过。当我们借宿老乡家时，因同行的一位朋友穿了一身黑衣服，还带着一副眼镜。根据地老乡警惕性很高，以为他是特务，详细盘问。后经我们再三向老乡解释，并出示了证明及他的身份证，老乡才放心，并盛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天歇下来时，我的脚底感觉像砖头一样厚，已麻木得没有知觉了。

第三天一早，我们就告别老乡又上路了。这之后，就有根据地的老乡给我们带路。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人终于平安到达新四军根据地师联络部。在那里先见到徐今强，由他带领我们去见了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张师长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并请我们吃饭，席间还将我们介绍给各位首长，有副师长韦国清、政委邓子恢、张震等。首长们说：“你们冒着风险从白区来到根据地，真是不容易！应当庆贺。”大家痛饮淮北的名酒“双沟大曲”。

         薛岱云（中）和路慧明（左，四师宣传干事）；薛伯青摄。

完成任务后，我们要回上海了。张爱萍师长很关心我们这些来自上海的客人，特地选派一个骑兵排护送我们到“三不管”地区附近。张爱萍师长还特意叮嘱：“选一匹老实的马给岱云骑。”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上来就从马屁股旁边上马，不料被马一脚踢出二十多尺远，摔在老乡的麦堆里（当时并未发现受伤，回上海才发现腹部受伤）。当时，真是很窘迫，还像小孩一样，一边哭着一边向首长们告别。

由于我不会骑马，又发生了上马时的险情，骑兵排特意派了一名战士一直给我牵着马。谁知路过一条小河时，对面过来一辆驴车，车上堆着高高的麦秸，麦秸擦痛马背，马一惊向前奔跑起来。牵马的战士拉不住马缰绳，一松手马就势向前急速狂奔，我在马背上立时惊慌失措。眼看惊马飞奔得离众人越来越远，我在马上前呼后喊都没人应，牵马的同志也追不上。就在此时，前面突然出现一名路过的战士，他见我被马驮着飞奔，就向我高喊：“拉紧马缰绳。”我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拉紧马缰绳，马果然慢慢地停了下来。这时，后面的同志也追了上来，赶紧把我扶下马，此时，我和那位牵马的同志都已经精疲力尽了。

次日，我们到达明光站。在火车站接受检查时，因被发现我们带有边区的硬币被盘问。我们就推说我们都是跑单帮做生意的，其实，我们的行李里有拍好的胶片等物。为了不拖延时间，我们一些人对付宪兵检查，一些人赶快带东西过关卡。

1945年7月，任泊生叫薛伯青去根据地做粮食等物资交换是第七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

8月18日，我正在泗县农村装运粮食上船，师部通信员送来任泊生的急件：日本在8月15日无条件投降，速回师联络部有事商谈。看了这封信真是大快人心，就急忙赶回师联络部。任泊生见面就说：“大局已变，日本投降，根据地也有变动。你立即赶回上海和陈同生联系，你对各电影公司都熟悉，准备协助地下党接收上海‘华影’。” （薛伯青自传）

8月21日，薛伯青到了蚌埠附近的敌人封锁线，发现的确变了，没有看见和平军和日本鬼子的哨兵，哨位上都换上了美国装备的国民党汤恩伯部队。这是薛伯青第八次到根据地。

1945年11月，第九次是薛伯青和徐今强护送一批进步人士经扬州前往根据地。

1945年12月-1946年1月，薛伯青最后一次拍摄骑兵团，这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根据地。完成任务后，本来安排他随粟裕将军前往南京谈判，但因国民党的背弃，没有成行。

               《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1945年12月-1946年1月，此时抗战已经胜利，部队撤藩整顿，首长决定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期再次拍摄骑兵团。这次拍摄中，薛伯青还奉命收了一位部队上的同志——苏正平为徒弟，准备将其培养成一名摄影师。苏正平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1946年2月中，薛伯青带着在陇海线所拍的骑兵团等内容的底片离开了淮阴。快到扬州附近敌人封锁线时，他将底片藏在盐船上（徐今强负责装运）。到了扬州码头，薛伯青上岸换掉商人服装再去船上取胶片时，被伪警察盯了梢，警察明知盐船是苏北解放区来的，都想从中捞油水。薛伯青在人群中东躲西藏地甩掉了伪警察，跳上一辆黄包车急忙离开扬州。

回到上海后，薛伯青把所有经他拍摄的和由新四军任泊生等同志们拍摄的有关新四军的底片全部冲洗了出来，统一编辑、剪接成一部全面反映新四军的纪录片。全片长约一千五六百尺，定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影片中有训练、学习、生活，更有文化娱乐；有步兵，更有独具特色的骑兵；它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新四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人民军队，填补了新四军新闻纪录片的空白。

1946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与美、蒋进行和谈。“军事调查处三人（周恩来、马歇尔、张群）小组”活动时期，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周恩来招待马歇尔、“军调”小组及中外记者观看了薛伯青拍摄的《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影片用铁一般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新四军不抗日、没文化”的污蔑，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斗争作用。

马歇尔先后看了两遍，非常震惊。他说：“新四军训练有素，不像‘乌合之众’。你看他们训练马匹战场救护，马能用嘴咬住人腰间的皮带将掉下马的人救起来，很了不起！他们不仅具有科学的训练方法，还能将这些内容拍成电影，更能将影片冲洗出来。这说明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淮北根据地，还有上海的地下组织，不可小觑。”

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代表又放映了薛伯青于1946年6月23日拍摄的《上海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万余群众到上海火车站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以田汉、陶行知、雷洁琼、盛丕华、林汉达等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随后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再次举行了“反饥饿”、“我们要吃饭”的万人示威大游行。

这两次群众集会游行我都参加了，并奉命拍摄了新闻片和新闻照片。第一次游行拍摄前，任泊生告诉我：“这次大游行，国民党不发给我们记者证，我们只能利用‘美国新闻处’的袖标去执行任务。我会想办法搞一个，你工作时要小心。这次大会拍摄新闻片的一个是你，另一个是美国新闻处的（美国人）。”（薛伯青自传）

这两部新闻纪录片引起了中外记者和有关人士的惊讶和关注。蒋介石因此恼羞成怒：“这是假的，不是事实。”事后下令国防部追查影片的来历。

任泊生事后兴奋地找到我：“伯青，我们这些年来在敌人的刺刀下，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和敌人进行着生死的搏斗。我们拍摄的16毫米影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和1946年的《上海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新闻片都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和平谈判期间，南京办事处将我们拍摄的新闻片招待了军调处执行小组。美国代表马歇尔（曾任美国务卿）等连看了两遍，对新四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分析新四军是有文化、有纪律的部队。不仅有根据地，还有上海的斗争，不能小看新四军。可蒋介石却说这是假的，绝对不是新四军拍的。我们的代表指出影片中的地点，确实是新四军的根据地，有利地驳斥了反动派的造谣污蔑。蒋介石下令国防部追查拍摄这两部影片的人。伯青，这是你的功劳，你在新四军中奠定了电影宣传的基础。”（薛伯青自传）

薛伯青憨笑着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摄影是我的本职工作。是党引导我运用现代化的电影手段进行政治斗争，这是党的功绩。”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成功了。影片有这样良好的政治效果，就肯定了我们这些年来的工作成绩。”任泊生欣慰地总结道。

薛伯青曾回忆往事：“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没有文化，可影片中不仅有战士学文化的场面，而且，还被拍成电影。不仅拍了电影，还把它冲洗了出来。这是没文化的人干的事吗？影片我都拍摄、冲洗出来了，他（蒋介石）还敢狡辩？这是铁的事实，所以，蒋介石要恼火。”

谈及这些，薛伯青也为自己感到骄傲：这千真万确的真实纪录就是我拍的！

1947年初，莱芜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鲁南召开团以上干部战斗动员会。会后，陈毅司令员说要放一部电影给大家看，就是薛伯青当年拍的，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影片。曾经在淮北根据地协助薛伯青拍摄的李宣化和徐春阳都参加了这次动员会，并观看了影片。

据李宣化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一意外收获使骑兵团的同志们兴奋不已，银幕上一幅幅熟悉的画面，把他们带回了曾经战斗过的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影片的放映对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解放初期，李宣化还在一些纪录片、故事片中看到有关骑兵的镜头，都是从这部影片中节选出来的。他说，因为自己是亲历者，所以，对其中的镜头记忆深刻。

徐春阳也记得，自己本来是要赶着回去的，但听说会后要放映《新四军的部队生活》，那说什么也要看完再走。影片是黑白无声片，画面拍摄得很生动、丰富。徐春阳因为协助拍摄过这部影片，所以，当看到熟悉的画面时感触更多。后来还听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同志在南京用这部影片招待中外记者，反响强烈。

 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在解放战争中，因携带、转移、放映、保存数易其人，后来下落不明。解放后，各有关部门按照线索不断寻觅，一直未果。希望有一天，这部影片终能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载入史册。

薛伯青曾说过：“摄影机是摄影师手中的武器。”这就是一位职业摄影师的抗战经历。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