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我作为他的老部下,忆及往事,历历在日,久久难以忘怀。
1940年7月下旬，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开创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决定东进黄桥,正当我军直捣黄桥,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我作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随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同志与苏北指挥部机关进驻黄桥西边两华里的油坊桥村。机关安顿下来不久,太阳还未落山,就听到村外玉米地里有枪声,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敌人向驻地冲来。那时,我部队正直捣黄桥,机关又无警卫部队,只有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手中没有长枪,敌情又不明,情况是很紧急的。当时,钟期光同志将他的警卫员的驳壳枪摘下来,递到我手里,要我们把敌人打退。我急忙问:“你的安全怎么办?”他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把敌人打下去要紧!”这时,在场的同志都被他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动。机关的干部、勤杂人员,有枪的拿枪,没有枪的拿着扁担、铁锹投入了战斗。在钟期光同志的感召和指挥下,我们勇猛地向敌人冲击。敌人被打垮了,我们还抓获了俘虏,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我记得当时参加战斗的机关干部有马苏政、刘铁珊、毛英奇等同志。
钟期光同志长期做政治工作,又是高级领导干部,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镇定自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长期在钟期光同志领导下工作,几次调动工作都有幸聆听他亲自和我谈话,教诲是深刻的,常记常新。
1940年秋末,黄桥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奉命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特务营任政委。当时,特务营驻东台、海安之间的安丰、富安一线。驻地是黄桥战役后解放的新区,抗日民主政权刚刚建立,社会情况比较复杂。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为建立我党在苏北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消除“中间派”、“地方派”的恐惧心理,大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钟期光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及陈毅同志的这一指示。临行前,钟期光同志找我谈话,他对我讲了苏北形势后说:“你去特务营后,不但要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好,对外,你还要以苏北指挥部秘书的名义努力做好地方统一战线工作,要让地方各阶层人士了解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抗日。”根据他的指示,我们除做好部队政治工作外,还经常召集驻地各阶层人士开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47年春,我从华东党校学习结业,组织上分配我到四纵十师二十九团工作。这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时的番号是华中野战军一师二团,全军普遍开展的“立功运动”,就是从这个团首创的“功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功劳运动”在开展初期,钟期光同志就敏锐地发现，并非常重视开展这一运动的经验,组织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开展“功劳运动”的小册子,亲自题写书名,推动了全野战军各项工作的开展。延安新华社报道了华东部队这一经验,《解放日报》称“这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以后中央军委将“功劳运动”正式命名为“立功运动”在全军推广。
我去二十九团任职前,钟期光同志对我讲:“现在全军都在开展‘立功运动’,这个团是‘立功运动’的发源地,你到那里工作,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立功运动’,把这个运动搞得更好。”二十九团的“立功运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开展得积极有效,部队斗志旺盛,士气高昂,成为一支能打大仗、恶仗的部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1948年4、5月间,我调四纵十师三十团任政委。那时,华东野战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三十团集结于河南濮阳整训,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我去三十团报到前,钟期光同志对我说:“部队正在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要特别注意掌握好政策,不能搞唯成份论,不论什么出身的同志,只要打仗勇敢,有政治觉悟,就是好同志,就要信任,不要影响使用。”我们遵照钟期光同志的指示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注意掌握政策,使运动健康地发展。通过“三查三整”提高了觉悟,部队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为此后的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钟期光同志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我也调到了军大工作。1950年春，全国解放初期,组织批准我回江西老家探亲。临行前,我向钟期光同志谈到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五个人,已有四位同志英勇牺牲了,这四位烈士是:罗天同志,他1942年任我军一师一团营长时,在一次与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李柏同志,他1942年任我军六师四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时,与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方林同志,1941年被党派到江苏泰州城做地下工作时，被叛徒告密,被俘。1942年被日寇残暴活埋,英勇就义;殷德林同志任我军某团政治处主任,在1946年解放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我想:回老家后,我如何向这四位烈士的亲属交待呀!钟期光同志沉吟片刻说:“这样吧!我让机关给你办四张烈属证,你回家时交给烈士的家属,并要转告地方政府,请尽量给予照顾。”不久,我拿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四张烈属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当我把四张烈属证交到了四位烈士亲属手中时,他们都十分感动,我也感到很大的宽慰:牺牲的战友可以长眠九泉了,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钟期光同志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同志,对干部充满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亲自安排机关为四位烈士开具烈属证,反映了钟期光同志对为人民利益牺牲的烈士的崇敬之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钟期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长期监禁,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钟期光同志平反,但他的身体已很难继续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了,只好在301医院长期接受治疗。
1982年以后,我因身体不好,也在301医院住院,尤其是1987年至1990年间,我因患黑色素瘤住进301医院接受治疗,与钟期光同志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他革命一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一贯严于律己,保持革命晚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我们谈及党内一些不正之风,有的领导干部子女安排好的工作时,钟期光同志诙谐地对我讲:“我的孩子中,最大的官是个中校,那是组织的培育和需要,也是靠他自己的本事。”
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孩子谋求一官半职。钟期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吃尽了苦头,但我从未听他说过对革命事业不利的话,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忠诚战士顾全大局,忠于理想的崇高情操。当他听说自己的一个老部下对个人的地位、待遇表示不满时，对我讲：“老同志要注意保持晚节，要知足，对个人的历史要正确对待。”当有的老同志讲了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时,他好言相劝,要他们顾全大局。
钟期光同志住院期间,还亲自撰写或口授文章,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斗争经验,用我党我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教育后人,启迪来者。1991年5月9日他病重期间,还亲自坐轮椅与我们在京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老同志召开座谈会,为江南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提供材料。真是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钟期光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存！
邓 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