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作者（前右）与父母、弟弟建国

    1943 年，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我出生在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我的父亲朱传保1929 年参加红军，母亲钱骏1940 年参加新四军。我的童年很特殊，一出生就随父母转战烽火连天的战场，和父辈们一起经历战争的残酷。后来，母亲也常常给我们讲述那段让她终生难忘的历史。
  有惊无险

    1944年春，那时我七八个月大，父母带着我随新四军转战在苏中的水网地区。当时，敌人包围了父母所在的部队，形势非常紧急，必须乘雨夜突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天黑路滑，一条泥泞的小路两边都是河，河岸边就有敌人的碉堡、哨所，戒备森严，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全军覆没。部队领导下死命令，要绝对安静，不许暴露目标。母亲高度近视，父亲怕她看不清路，走不好会掉下河去，就把我背到他的背上，同时指挥部队通过封锁线。我被小包被裹着，捆在父亲背上，一件雨衣把我遮盖得严严实实。父母非常担心，如果我发出哭声，部队就会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当时真的哭出声音，唯一的选择恐怕就是死死捂住——战争实在太残酷了。部队在黑暗中悄悄行进，母亲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 一路上，母亲担心我哭，可听不到哭声心里也犯嘀咕：孩子一声不吭，不会已经被捂死了吧？ 两个多小时后，部队终于通过了封锁线。这对父母来说，艰险又难熬。一到安全地带，母亲赶紧把雨衣掀开。一看吓了个半死：一根背包带恰好缠在我的脖子上！她慌忙把我从父亲背上解下来，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担心我已经被勒死的母亲又惊又喜,心疼地马上给我喂奶。而我也乖，说不哭就不哭了。大家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夸我懂事，不愧是新四军的后代。
侥幸得生

    1947 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上级决定后方人员与机关一起撤往山东。母亲带着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建国随家属队北撤。听母亲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敌人与我们仅相差一天的路程，而且一路大雪纷飞。大人孩子，拖家带口，连走带跑地向北转移，真是困难重重！幸亏有运输员老肖叔叔帮忙，他将我和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一头一个挑着走。母亲是军医，这一路十几天中，还为3个孕妇接生。最后，队伍终于到达沂蒙山区，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华东办事处，当时的办事处主任是邓子恢。在沂蒙山区躲避了几个月后，上级派船接北撤的家属回华东。由于当时不容易搞到船，且人多目标大，上级决定，旅首长和团领导的家属乘第一条船先走；其余的同志等待乘第二条船走。可是第一条船出发那天，不少本来应坐第二条船的人也来到了码头要上船，一时吵吵嚷嚷。见此情况，母亲怕带队的戴团长为难，也为了队伍能顺利回到华东，作为本应乘第一条船的人，她首先表态：不跟这趟船走了，并让挑夫将已登船的我和弟弟从船上带下来。在她的带动下，一些家属、孩子也跟着下了船，先让别人走。几天后，我们乘坐下一条船，在海上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终于避开了敌人军舰的巡查，绕过封锁线回到了华东。然而，回来后才知道，令人痛心的是，戴团长他们那条船，出海不久就遇到敌人袭击，被打沉了，全船家属、孩子无一生还。戴团长虽会泅水，但还是被敌人抓获了。后来，他几经周折才找回部队。战争环境中，父母与敌人战斗，肩负养育子女的责任十分不易。1948 年，母亲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妹妹，取名“为民”，寓意长大后要“为人民服务”。当时部队战斗频繁、经常转移，父母为了减轻负担、更好地工作，就忍痛割爱，将幼小的妹妹送到老乡家代为抚养。不幸的是，妹妹因为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患上了痢疾。这时部队已经转移，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妹妹拉肚子拉得脱水了。父亲知道后，急忙派人将妹妹接回来，但她已奄奄一息。母亲虽是医生也无力回天，伤心得哭干了眼泪，我和弟弟也吓得直哭。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幕，妹妹死后，父亲非常伤心，将她搂在怀里，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找地方埋葬。每每回想此事，我都忍不住流泪，父母在战争环境中把我们姐弟俩养大是多么艰难啊！

                   1962年，作者与父母

 田间成长

    残酷的环境，让孩子们得到锻炼，我们懂事、听话、爱劳动，但因为处处充满了危险，偶尔也会闯祸。我大约5岁那年，随父母的部队住在老乡家里，经常与老百姓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到地里帮大人干活。一天，大人们在地里锄地，干累了正休息，我跑过去拿起锄头想帮大人干活，两岁的弟弟像跟屁虫一样黏着我。我正使劲挥起锄头，哪知锄把正好碰到了弟弟的眼睛，他顿时大哭起来，血抹了一脸。我吓得不知所措，大人们赶紧抱起弟弟到母亲他们的卫生队救治。我知道闯了大祸，以为弟弟的眼睛一定会瞎了，不知往哪里躲才好。实在找不到躲藏的地方，就藏在灶房里一张靠墙的大桌子底下。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他们把弟弟的眼睛包扎好了，才顾得上来找我“算账”。只听见母亲说：“千里呢！跑到哪里去了？”我直哆嗦，做好了挨揍的准备。母亲在屋里转了一圈，装着没看见我，就出去“找”了。事后父母教育我：爱劳动是好事，但要注意安全。这次差一点把弟弟的眼睛碰瞎了，多危险呀！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看到马夫叔叔很辛苦，就想一起帮他铡马草。可是马夫叔叔嫌我们小，总不让我们干，还嘱咐我们，千万别动铡刀。一天，乘马夫叔叔不在的时候，我们偷偷地去马厩，学着马夫叔叔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干了起来。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用铡刀铡草，小一点的孩子负责往铡刀下送草。大家干得很起劲，一会儿就铡了一大堆草。“呀！谁流血了？”突然，有人发现草上有血迹，吓得叫了起来。这时，我才感到食指尖又麻又疼，原来被铡掉了一块肉，差一点就铡到骨头了。我全神贯注地送草，居然一时没感觉到。我又怕母亲责怪，吓得不敢回家，便跑到马夫叔叔屋里，把手指头上的血抹在他的蚊帐上，因为蚊帐是军绿色的，抹上去很难看出来。别的小伙伴急着去找来我母亲，她哪里顾得上训我，立即为我清洗伤口、消毒、包扎。记得母亲把一小瓶红药水都倒在我手指上，当时疼得直钻心，但我觉得自己惹了祸，硬是挺着一声没哭。母亲非常心疼，没再训我，只是告诉我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小心一点。这两件事，我记了一辈子，从此更懂得做事要细致。我小时候活泼伶俐，很爱唱歌。母亲他们卫生队经常会和文工团的叔叔、阿姨一起行军、打仗、抢救伤员。战斗间隙，文工团就为部队官兵及老百姓演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过的剧目有《兄妹开荒》《白毛女》《红鼻子》等，我们这帮孩子一有机会就跟叔叔、阿姨学唱歌、扭秧歌。当时部队经常帮助驻地老乡干农活，休息时就是我们表演的机会。我们和文工团的叔叔、阿姨一起表演节目，唱《小放牛》，《白毛女》里《北风吹》等，我还有拿手的两首歌，那是父母教给我的，直到现在还会唱。父亲教的是红军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妈妈教的是新四军的歌：小呀小红，两眼笑盈盈，长大了跟爸爸去当新四军，要把那反动派消灭干净……长大是个小英雄呀，咿呀咿得喂!这是小话剧《红鼻子》中的歌，该剧是宣传新四军征兵的故事。我们的节目特别受大家欢迎，每次唱完歌，老乡们会高兴地奖励我们这些小孩儿一根胡萝卜，或一根甜芦粟（北方叫“甜秆”），我们可开心了，吃得美滋滋的。这些是我战火中的童年经历，也是许多革命老前辈的子女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也是终生难忘的日子。如今，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一代革命者大多已离开，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历史讲给后代，让后代不忘先辈的丰功伟绩，不忘胜利、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965年，作者（后左）与父母、弟弟建国

                       朱千里

（本文详见2019年第9期《军嫂》杂志，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