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越剧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越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多年前，越剧史学家、国家一级导演钟冶平在执导大型纪录片《百年越剧》时，采访了众多越剧艺术大厦的奠基人、著名艺术家和那个火红年代的见证人，他们真情讲述了那一段流金岁月，字里行间汇集成一部生动的新中国越剧发展史。今天，我们发表当年钟冶平导演对革命家艺术家合一身的黄源同志的采访，让再次聆听到老一辈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对越剧的第二个百年的发展，有了更加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方向。一位哲人说过，“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祝愿越剧的明天更加美好。

黄源介绍

    黄源，浙江海盐人，1905年出生，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30年代曾任新生命书局编辑，1933年开始在矛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誉满文坛。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38年黄源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与朱镜我、李一氓、彭康等一起从事新四军文化工作，任军部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编委，《新四军一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等职。主持改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全国汇演一等奖；改编昆曲《十五贯》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嘉奖。曾荣获省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等。改革开放时期任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1月在杭州逝世。

    抗日战争的1943年春天，我从苏北根据地到了四明山，主要负责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那时我们区党委机关还没有进驻梁弄，住在一个叫袁马的小村庄里。7月7号那天，区党委召开纪念“”七七事变”六周年群众大会，有一万多军民参加。那天我正好感冒，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但是我住的地方离会场很近，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开会的情景。区党委领导同志正在发表着讲话，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老百姓一下子就散场了。山区的这个雨是阵雨，过了一会儿，天空就放晴了，但是要再开会，老百姓就聚不起来了。这时我发现在开会不远处有一个戏班子，后来知道是嵊县来的“高升舞台”，当时他们也在演出。天气放晴了后，他们那边一敲锣一打鼓，老百姓马上聚起来看戏了。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我到浙东根据地以后对越剧的第一次印象。我感觉越剧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较大，区党委开会的号召力都没有越剧那么大。

                                                       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

当时浙东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我是行署文教处处长。我派了两个同志去跟戏班子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根据地演出时得到更多的方便，比如不收演出场地的费用，不干预剧团演出的剧目等。有一天上午，区党委宣传部长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干部，他叫周丹虹，是浙江嵊县人，参加革命以后改名叫伊兵。解放以后我和伊兵同志在一起工作过，他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改处任副处长兼《戏曲报》主编，筹划创建了国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并兼任团委会主任，后来调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又到北京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当书记，他去世已经好多年了。

    1943年7月新四军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全体工作人员在四明山合影

    周丹虹同志和戏班子有一些联系，于是我们就派他到嵊县去组织越剧班子到根据地来，包括老、中、青演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名称叫“社会教育剧团”。我们希望通过越剧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社会教育，宣传抗战的道理，伊兵同志是第一任团长。当时我们政府已经搬到了梁弄，那里我们有两个剧团，还有部队的一个文工团。我们的剧团不演旧戏，只演新戏，进行社会教育，所以在我们根据地里是非常活跃的，宣传工作更加生动了。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剧团最大的特点，是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抗战的戏，而且是男女合演。三个剧团在过年演出时，来看戏的群众很多，场面很热闹。在抗日战争后期，浙东这个剧团一直扎根在浙东根据地里，它是动员全民抗战的主要宣传工具。那时在根据地里也演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嵊县一个叫“高升舞台”的戏班子演出的，老百姓也很喜欢看。

                                    四明山上“的笃班”昔日演出的戏台

 四明山上“的笃班”昔日演出的戏台浙东行署大礼堂曾是“的笃班”经常演出的场所

    回顾越剧在浙东根据地的演出，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粗糙，但在群众中反响很大，造成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是“浙东的声音”，战士和老百姓对他们非常熟悉，感到非常亲切。我认为，根据地里的文化事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是我们浙东根据地的一个特色，也是越剧男女合演的一次重要尝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根据协议，我们浙东部队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于是我们把两个剧团合并，成立了鲁迅文工团。浙东撤退时，文工团还排演了一个戏叫《红灯记》，成为在部队演出的重头戏。大部队撤退时主要是从杭州湾走水路，所以要大幅度精简非战斗人员，许多演员只能忍痛割爱到地方，主要是一些女同志，非常之可惜，有的男演员编到战斗部队去了。我们撤退到苏北地区时，我发现那里剧团的水准没有浙江的高。部队到了山东泰安，文工团的演员还演出了一个小戏，名字叫《北撤余音》，反映部队北撤时一个战士思想反复的故事，后来这个戏在华东野战军汇演时还得了奖。

                            《北撤余音》
    我第一次知道袁雪芬同志，是她演出的《祥林嫂》。当时我看了剧本以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发现这个演员有追求进步的倾向。袁雪芬在上海演出《祥林嫂》时，和我们地下党有了联系。演出以后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袁雪芬同志非常勇敢，坚决斗爭，地下党和进步力量也给予了声援。解放后我在上海工作时，袁雪芬同志是我们在越剧界的主要依靠力量。我们开办了戏剧研究班，组织她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海越剧界的许多著名演员都参加了那个班。那时她们靠演出维持生活，完全停下演出来参加政治学习，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上海戏剧界的改革，是越剧界带的头。

                        越剧《祥林嫂》剧照

    1949年9月，袁雪芬同志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当了全国人民代表。袁雪芬她们这批老演员的工资待遇很高，跟毛主席一样，后来她们主动要求降下来。全国第一次戏曲会演时，她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了一等奖。1953年《梁祝》拍成彩色电影后，周总理还带到了日内瓦，在国际会议上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电影大师卓别林评价很高，还会见了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同志。

     1953年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袁雪芬（左）饰祝英台，范瑞娟（右）饰梁山伯  

                    在日内瓦与卓别林夫妇在一起

    越剧改革有一个重要转折点，现在许多人不明白，其实我们是根据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来改革越剧的。袁雪芬同志的进步性就在这里，这个特点就是从传统中进行改革。“三反五反”时期，袁雪芬她们为了配合政治形势，排演了一个新戏叫《柳金妹翻身》，一个反映穷苦人翻身解放的一个故事。但她们在演出时，台上热闹，台下空空，没有什么观众观看。当时中央代表到上海视察工作时看到了这个情况，回到北京后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事情。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周总理特地找到我，问我对越剧改革有什么意见？我当时讲了三点意见，也是随口讲讲的，没有什么系统考虑。周总理说：“你再好好地考虑一下，苏联的芭蕾舞经过了多少年的功夫，也只有一个半是成功的”， 周总理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回到上海后，我一直琢磨越剧改革发展的事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们才真正注意到越剧本身的特点，越剧是长于抒情的一个剧种，尤其是女子越剧，演唱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女孩子的灵秀之气，表现的题材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这个特点是有别于其他剧种的。从这个方向出发，我们的创作思路豁然开朗，抓住女子越剧的特殊性，跟优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结合，实际上就是把传统的美和现实的美完美地结合起来。就这样，我们一方面根据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开展工作，一方面根据越剧本身的特点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并且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以后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