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离开我们已经 42 年了，每当我想起她，或听到《绣红旗》《妈妈教我一首歌》这些歌曲时 , 对妈妈的思念和心中的酸楚，伴随着为妈妈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心情一起奔涌而出，不由得泪眼婆娑，热泪盈眶 ......

妈妈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我的姥爷周季良曾留学日本，接触了俄国革命的思想，积极投身同盟会，参与了辛亥革命，还担任过长沙第一中学的校长。母亲的舅舅杨树达曾是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母亲的学业很成功，她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校期间，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的活动，还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她回到湖南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就读。

日寇轰炸长沙后，母亲和我的父亲，他们这些抗日民族民先锋队的队员们参加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领导下的抗日农村宣传团，在长沙大托铺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组织农民抗敌协会，慰问抗日伤兵等活动。他们目睹了国民党省政府组织的所谓“抗日工作短训班” 的种种行径，那些人穿着军装、佩戴着武装带和短剑，到处耀武扬威抓壮丁，吓得老百姓到处躲他们，可是群众却发自内心地欢迎抗敌协会的宣传活动。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下乡之前，就曾听了徐特立、翦伯赞、柳刚三位老先生所作的《群众工作》《国际国内的形势》《从中国历史来看抗日战争的前途》的报告，深受启发和教育。他们并在父亲的叔父萧昌烈的指引下，坚定了响应徐特老的号召：上前线打日寇，坚定了就在南方参加新四军的决心，他们几个抗日热情最高的同学随即写了参加新四军的申请书，并请徐老代为转交。

妈妈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在参加新四军的过程中还有一段趣闻。这是后来她和父亲见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时，朱克靖看到我妈妈瘦弱单薄，脚上穿着一双半高跟鞋，穿着一身旗袍、外面还套着件毛线外衣，就心生质疑，担心她这样子能否吃得消上前线之苦。这时我的父亲这样对朱团长说: “我们一起参军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远在这之前，我们就一起写过参军申请书，我们成为朋友，只是基于共同有一个热爱——热爱共产党，愿为共产党的事业献身的信念。”

后来，妈妈又遇到父母舍不得她离家远行的“羁绊”。因为我的大姨也曾投身革命。马日事变后，中共送她去莫斯科学习，却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后经我姥爷的多方营救，辗转到苏州反省院，七七事变后，才保释出狱。二位老人担心大女儿的坎坷不幸又会落到二女儿身上。百般阻扰母亲参军。为此，我的父母暗自商定，对父亲母亲谎称，他们打算去昆明继续读西南联大而准备行装。最终，以送北上武汉（实际参加共产党抗日队伍的）同学的名义去火车站送行，而后登上火车，离开了父母，参加了革命。这是发生在 1938 年春天的故事。

1938年11月，妈妈在新四军服务团曾接受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她和王于耕一起对史沐特莱说：“国家危亡，人民受难，救国人人有责，到抗战最坚决、最进步的新四军来当女兵，多好哇！”当时，她们的心里充满着光荣与自豪，她们滔滔不绝地说：“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是一个革命大家庭，我们相亲相爱，非常温暖 ......” 是的，妈妈她们在服务团亲耳聆听新四军领导人的报告，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知识，熟悉各项革命工作的要求，他们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在部队的大家庭里迅速得到锻炼成长。

妈妈在新四军服务团戏剧组工作时，曾演过话剧《一家人》，那是 1938年1月27日服务团在南昌的首场演出的三个节目《母亲》《魔窟》三个剧目之一。他们综合大家的创意，我的父母共同执笔，饰演了《送郎上前线》里的角色；母亲受大家推举，认为她个子高、气质与史沫特莱相近、戏也演得好，她在台上饰演史沫特莱，史赞不绝口，上台与她握手祝贺。

妈妈还是服务团歌咏队的队员。1939 年第 6 期《良友》画报上，她和张茜、王于耕、李珉等六位女兵引吭高歌的照片在香港引起了轰动。从这几位英姿飒爽、意气风发的年轻女兵脸上，人们看到了内地如火如荼的抗日场景，看到了中华民族奋发自强的曙光。

妈妈在服务团团部工作时，已经是一个老党员了，新同志来了，她非常热情、和蔼可亲，像个老大姐（其实她才22岁），成了新同志学习的楷模，有一个新同志（徐真）在服务团政治指导员（林琳）启发她对党的认识时，说 :“像你和周纫蕙大姐那样才能做个共产党员”，也成了同志们的好朋友，王于耕回忆：“（王1939年春去皖北，张茜1939年秋去了苏北）我秋天回来找不到张茜，向在团部工作的周纫蕙同志打听，周纫蕙同志才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说到她（指张茜）临行前，抱着周纫蕙大哭了一通，她留恋皖南、留恋军部服务团，她给大家留下了真诚的友谊。”

妈妈 1940 年 3 月至 1945 年 9 月北撤期间，在南芜宣、芜湖、繁昌县委，在皖南特委、皖江公安总局工作，她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在这期间，她作为妻子、母亲，还孕育了四个后代，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是这时出生的。她怀大哥后期，皖南特委派我父亲去芜湖，任县委书记，留她一人，等待新的南芜宣县委书记的到来交接工作，我大哥生下第三天，日本鬼子扫荡经过她在的村子，同志们带领群众“跑反”了，她虽被藏起，仍是险象丛生，但她镇定如常，组织党员群众消除日寇扫荡带来的灾难，在同志们中，特别是妇女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个月后，父母相见，母亲对我父亲说：“你走时将移交组织的任务交给我，我一直担心万一遇到不幸，无法完成这一重要任务，这是我当时最不安的事情。”

正如朱克靖同志在纪念新四军成立六周年时撰写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写道：“当时服务团的男女青年学生，大多数是小姐少爷之类，这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民族战争的特点。其中大多数不是烫发旗袍，便是西装革履。因为她们和他们是在抗战以前受着国内政治的毒害和压迫的，对面临着民族的大难和仇恨，都是万分愤怒和切齿的，因此也就走上了抗日救国民族革命的大道。经过了在伟大的抗日人民武装和人民中间的锻炼，他们和她们都脱下了旗袍西装，穿上了军装草鞋，渐渐地变成革命战士，或者成为领导干部。”

是的，正如朱克靖所言，妈妈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前行，很好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付的使命。始终一片丹心向阳开。1959 年她在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上，谈了对国家经济工作的看法，遭到刘湘屏的诬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处分降为处长。在巨大的压力下，她身心疲惫，罹患高血压、三叉神经痛，但她初心未改，仍坚持工作，表现出一个老党员、新四军老战士的英雄本色。后来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经过“甄别”，撤销处分，恢复职级，奉调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任设备材料局副局长，工作岗位变了，担子更重了、责任权重增加了，她虽年近五十，却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光和热。

“文化大革命”中，她又一次经受了巨大的考验，造反派批她的出身，批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窃取了国家重要机密的学科和工作”（因为我大哥学反应堆工程、姐姐学遗传选种、二哥学外贸意大利语，都是他们自己考取的。）记得是 1968 年我插队第一次回京，当时妈妈一个人在北京，她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搂着我站一会儿，我感觉出妈妈心里很难受。后来，才知道妈妈的精神压力有多严重，又要抓全局工作、又要接受批判和“学习”，回到家无人诉说，一个人苦撑着，但是，她坚强地挺过来了。她在干校几个月，就奉调回京，参加全国经济调查工作，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她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工作，就像当年在新四军时一样，给同志们树立起“老大姐”的形象和做人的榜样。最后，妈妈终因力不可支，重病缠身，未到花甲之年，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亲爱的妈妈，您安息吧。您的身影永远留在儿女的记忆里，您的音容笑貌永远存在我们的脑海里，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 42 年了，每当我想起她，或听到《绣红旗》《妈妈教我一首歌》这些歌曲时 , 对妈妈的思念和心中的酸楚，伴随着为妈妈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心情一起奔涌而出，不由得泪眼婆娑，热泪盈眶 ......

              七师分会 周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