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我的父亲何克希与他的战友在苏南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是“江抗”的创建人之一，

曾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司令员，“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副司令员。先后在“江抗”工作三年半，经历了“江抗”的成立、发展和改编的全过程。父亲生前多次对我们谈起这段经历，特别是谈到他很佩服的老领导陈毅、谭震林、叶飞等老前辈，与他一起战斗的战友及牺牲的烈士，也曾撰文深情回忆这段历史。

今天，我来到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心情十分激动，感慨万千。很高兴在此介绍一些情况，交流一些体会。通过介绍父亲何克希参加革命的经历和在“江抗”的战斗历程，更加深刻认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革命历程艰苦卓绝，革命前辈伟大高尚，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早期革命经历

我的父亲何克希生于1906年，16岁在成都高等师范工科学习时，受四川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王右木老师影响，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由于生活所迫，考入刘文辉的军校学习军事，之后在部队任职。

1929年经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介绍入党，在四川省委领导下，从事兵运和武装斗争。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巡视员到下川东万县、忠州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拉起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1932年在川军中以第一名成绩考上国民党陆军大学，因党组织决定让他去上海中央工作，遂放弃学习赶赴上海。到上海后党组织安排他到红四方面军。

他携带密码前往川陕根据地，因去路被封锁返回成都，党组织又派他回到刘文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做刘文辉的工作，促其反蒋。经做工作，刘文辉转而同情共产党，委派何克希在雅安创办“川康新闻”报，何为社长，积极进行反蒋宣传。其间，将省委书记罗世文掩护在自己的住处。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何克希在家乡峨嵋组织暴动，可是消息泄漏暴动未成，他带着百余人队伍上山打游击。

因受到全省通缉，车耀先决定何克希转移到上海，安排在特科徐强领导下从事获取上层情报等工作。在此期间，他抓紧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中央“八一宣言”、“抗日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中央有关方针政策，进一步武装了头脑。淞沪抗战开始，特科为培训干部多次举办学习班，高原讲抗战理论，何克希讲军事课，先后培养了郑文道、黄玉、施光华等优秀学员，他们后来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江抗”的战斗。

第二，参与组建“江抗”

上海、南京沦陷后，苏南百姓自发组织保家卫民。国民党军统领导下的“忠义救国军”趁机收编大部分武装。

江阴西石桥的梅光迪听其亲戚劝说，找到上海特科要求派人帮助。从1938年初起，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多人到梅部工作。约在5月份，何克希由特科介绍给“八办”刘少文，与吕平、施光华到西石桥。遵照上级指示，成立了澄锡虞工委，何任书记。

梅光迪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有历史问题；何克希为增加抗日力量，全面分析，正确处理，多方面做工作，终于在7月份使梅部接受了澄锡虞工委授予的江南抗日游击大队番号。

另一名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朱松寿，8月下旬接受澄锡虞工委授予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后被“忠义救国军”打散，他的100多人撤到西石桥。

何克希把上海地下党动员来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办了一个训练班，有一个连的规模。

以上三支部队初步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

当时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少华部只扰民不抗日，但他的下属承寿根（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经澄锡虞工委做工作后，表示愿意接受澄锡虞工委的领导,支持工委在其辖区开办训练班并派人参加学习，因此遭国民党张少华部缴械杀害。

9月，上海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派刘钊给新四军传送情报。他到西石桥后，何克希派青训班学员牟坤堂与刘钊一起，在管文炳、吴仲超、叶飞各部护送下，经过5天6夜，到达溧阳的竹簧桥，亲手将东路地区日、伪、顽、我武装分布及各方面情报交给陈毅。

陈毅连声说：“太好了，你们送给我一盏明灯，这下东进就有依据了！‘武抗’同志对新四军东进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10月，陈毅派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段焕竞营到澄锡虞地区战略侦察，途经武进湖墅里。何克希闻讯后，亲自找到王必成和段焕竞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宁沪线一带地方上的情况，

并带领所属队伍随其行动，配合段焕竞营在江阴申港打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武装了自己的部队，壮大了这支有三个连队的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也为承寿根报了仇。

在得知何克希受上海地下党委托要尽快与新四军接上党的关系时，王必成表示，只有直接找到陈毅同志才能解决。王告诉何，陈毅同志在水西。何当即带领王国勋等两个警卫员前往溧阳水西村找到陈毅。

何克希曾回忆与陈毅初次见面的情景：交谈了几句后，陈毅发现何克希也是四川口音，就问他是四川哪里人，何说是峨眉人，陈问是否认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一位同学耿XX，何说耿是他的小学同学 ……陈又讲到他曾在成都读甲等工业学校，而何也曾在成都高师工科班学习过。这样谈了几句话，就使他们感到非常亲切融洽。何向陈汇报了工作。陈毅说：“你搞得好嘛，你把部队带过来，我帮你整编。”然后陈安排何一行休息，对何说：“现在比较困难，委曲你们睡‘金丝被’吧。”所谓“金丝被”，就是铺一捆稻草盖一捆稻草。何克希写道：“我原来以为，到了正规部队，装备和各方面条件要好一些，没想到招待我们睡了‘金丝被’。那时已是深秋时令，金风萧瑟，我同两位警卫员缩成一团，相互依偎，夜里被冻醒好几次。尤其是到了黎明时分，寒气逼人，更加难眠。我们便在打谷场上跑步，使身体发热，最后连‘金丝被’也付之一炬，烤火取暖。但是和主力联系上了，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心情十分畅快，浑身有一股暖流，也就觉不到苦了。”

遵照陈毅指示，何克希立即返回部队，经过动员把队伍拉上茅山。在与陈毅讨论部队命名时，何提出能否用新四军的番号。陈毅说：“新四军是正规部队，一切补给都受国民党限制，特别是活动地区受限制更大。我们尚且要千方百计打破顽固派限制，你们何必要用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呢？还是放开手脚干的好!”何克希记起党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就提出是否可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陈毅说：“这个名字好！就按你说的做吧。你们部队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何在回忆文章中说：“为什么叫第三路军呢？原来

陈毅同志此时已为今后部队的发展预做了文章。”之后，陈毅接见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刘史明、张志强、施光华等人，正式授予该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番号及有关人员的任命。“江抗”的名称就此产生。这是陈毅对付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加快新四军发展的大智慧，后来老六团东进时就派上了用场。

部队在茅山编为三个连，按照我党建军思想原则整训部队。通过整训和实战锻炼，“江抗”三路成为陈毅直接领导下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的部队。整训后，新四军军部来电，陈毅委派何克希陪同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去第三战区谈判，争取合法地位，无果而回。

从此，“江抗”三路在陈毅直接领导下，挺进武南锡西开辟太滆地区，为向东作战创建了前进基地。3月15日，第一支队参谋长、主持“江抗”三路全面工作的副司令员胡发坚不幸牺牲，当时何克希正在上海汇报工作，项英来电命何放下一切，立刻返回掌握部队。

1939年4月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划定京沪铁路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防区。5月1日，新四军老六团以“江抗”二路的名义东进，在武南戴溪桥与“江抗”三路汇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名义上的总指挥（梅6月在梅村擅自脱离部队），副总指挥叶飞(化名叶琛)、何克希、吴焜(化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化名汪明)，政治部主任刘松清(改名刘飞)。

党内还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以叶飞为书记，何克希为副书记，上海地下党东路特委书记林枫三人组制，统一领导东路整个地区党政军工作。从此，“江抗”在中共东路工委和“江抗”总指挥部领导下执行东进任务，由于有老六团作为“江抗”主力部队东进，在上海地下党所属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苏南的局面很快打开，“江抗”的威名四处传扬。

六月底七月初，何克希和吴焜率领“江抗”二路一部、三路全部和常熟地区一部分部队组成的第一梯队，从常熟地区出发，向上海近郊青浦、嘉定等地进发。“江抗”的东进部队与青浦顾复生率领的三支队，以及坚持在嘉定地区的吕炳奎部队胜利会师。

 “江抗”部队在东进中不断取得胜利，如夜袭虹桥机场，炸毁敌机四架；解决了浦东许雷生部，加强了顾复生部；叶飞同志率“江抗”一部在吕炳奎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在嘉定解决了国民党特务部队邓金烈部，缴获轻重机枪几十挺；何克希和吴焜所率部队与叶飞部在嘉定汇合后，又转回澄锡虞地区，与前来扫荡的日寇在黄土塘激战，歼敌近百名。

 “江抗”另一部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敌军55名，伪军一个中队。……这一系列的胜利，震撼了宁沪线上的敌伪，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我江抗部队也发展到五路之众。

吴焜是一员猛将，被称为“吴老虎”。他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还常常亲自吹响冲锋号率部冲向敌人。1939年6月，吴焜率部撤离东路地区时，在江阴马镇乡湖塘里遭到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突然袭击，吴焜在指挥战斗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得知噩耗，从干部到战士，痛哭失声，义愤填膺。“江抗”总指挥部举行了追悼会，陈毅到会致悼词，表达对吴焜烈士的哀思！

 “江抗”部队在澄东顾山与“忠义救国军”袁亚承部一战未能解决战斗，伤亡较大，老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同志负伤。 叶飞、王必成决心在定山一线狠狠地教训一下“忠义救国军”。决战前夜，陈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决定双方撤兵，遂电令叶飞、王必成停止进攻，集结待命。陈毅亲率老二团一个营，由刘培善同志陪同前来东路接应，星夜赶赴定山，部署“江抗”主力西移扬中进行整编。

第三，参与领导新“江抗”

1939年10月，“江抗”西撤后，为重新恢复东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杨浩庐带三名干部到东路传达上级指示，与张英、夏光、李建模、任天石、蔡辉等，建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12月，上级派何克希去溧阳水西村，作为陈毅的代表同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部冷欣、上官云相谈判。

1940年2月，新“江抗”改由何克希任司令员，吴仲超任政委，夏光任参谋长。

何克希担任新“江抗”司令员后，与陈挺率领东路数量不多的部队不畏强敌，主动出击，打了不少胜仗。4月，由于东路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委派谭震林同志到东路全面领导党政军工作。江苏省委、上海党组织将东路特委及所属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全部移交过来。谭震林决定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

谭震林为司令员兼政委及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员，成为谭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何克希率陈挺二支队（即后来的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挺进太仓，对日伪一日三战，被当地人民传为美谈。之后，与二次东进的“江抗”二团汇合，消灭了“忠义救国军”澄锡虞政治特派员包汉生部的大部分骨干队伍。

 “江抗”二团二次东进是根据中央指示，奉军部命令，叶挺军长亲自向徐绪奎团长布置的任务，是作为恢复东路的主力部队派出。但在东进中，遭到无锡、常州、宜兴等地的日伪军约3000人围攻。“江抗”二团800多人，面对优势之敌，英勇抗击，严重杀伤了敌伪，自身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近200人。一营营长老红军周厚荣、二营营长省港大罢工海员工人符义山、二连副连长尹世斌、六连政指龚鹏佐等100多位烈士血洒武南，三营教导员包厚昌等指战员光荣负伤。

 “江抗”二团是杀开一条血路东进的，并在完成军部交付的各项任务后北上渡江迎接新的战斗。

皖南事变后，“江南抗日救国军”等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何克希任第六师副参谋长。不久，调任江南行政委员会主任兼地方保安司令。

1941年7月，日军首先在苏南实施了残酷的“清乡”。在我主力部队跳出“清乡”区的情况下，何克希带领地方部队坚持在沙洲（即现在的张家港），对日伪军进行反“清乡”作战，并不断取得胜利。一年后，经陈毅、谭震林推荐，毛主席批准，何克希被派到浙东，与谭启龙搭班，共同领导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第四，深切体会感受

以前我对父亲在“江抗”的这段经历了解不多。经过查阅有关资料和回忆文章才发现，“江抗”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一段经历。父亲是从刘文辉的军事学校毕业的，虽然在四川也参加一些武装斗争，但对我党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在“江抗”战斗的过程中，有幸在陈毅同志的亲自领导和言传身教下，在与老二团、老六团的共同行军作战中，在与具有丰富游击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共同战斗中，向他们学习，逐渐成熟起来的。父亲在回忆文章中说，原来一有重大事情，都要向上海党组织请示，与陈毅同志接上关系后，“江抗”三路的一些做法，都是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进行的。

陈毅同志非常重视抓武装建设，父亲在茅山多次听他讲过“人、枪、款”的理论。他说，没有队伍，没有武装，共产党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井冈山的经验。正是在“江抗”打下了基础，何克希后来才能够担当起领导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浙东游击纵队的重任。

父亲曾回忆在“江抗”时期他接触到的陈毅同志，和令他终生难忘的几件事。他写道：“从杨中回茅山地区途中，陈老总与我们同行。有一次，在途中吃饭，管理员问我是否可以买只鸡吃，我看大家连续几天行军都很疲劳，就答应了。到吃饭时，陈老总看到桌上有鸡，马上问是谁个叫买的？我见他有责备之意，就承担下责任，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可是，这件事给我的思想一个震动，老总是多么严格地要求自己啊！”我和陈老总、刘炎同志加上警卫员一行不到20人，经常在黑夜靠近敌人据点穿插在封锁线上。有一夜通过封锁线后又走了一程，大家都很疲劳，决定宿营在一个小村庄上。有位同志可能是看房子用手电筒照了几下，陈毅同志发现了，立即集合部队继续前进，又走出好远才宿营。经过多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磨练，老总的警惕性很高，尽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几天的行军，快要到达根据地了，有一天晚上，陈老总看大家确实疲劳，就主动决定在一个村庄宿营。警卫员在一家地方绅士的大门外为陈老总，我和刘炎同志三人搭了个通铺。天亮了，那位绅士开门看见陈老总睡在他的门外，大吃一惊，急忙把我们请到他的客厅，立即给每人送上一碗滚烫的荷包蛋。陈毅同志在茅山地区上层人士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声望很高。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江抗”的历史证明，党中央和新四军委派陈毅、谭震林、叶飞等领导“江抗”工作是非常英明的。没有陈毅顶住压力，勇于担当，就不会有“江抗”东进；没有叶飞勇挑重担，敢打必胜，也不会有“江抗”东进。在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期间，谭震林运用井冈山斗争和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经验，结合东路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才使得东路的抗战局面得到第二次大发展。

陈毅、谭震林、叶飞这三位领导人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干部的特长，严格要求，大胆使用，爱护并保护干部，深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在“江抗”队伍中，有一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红军指挥员，如胡发坚、吴焜、乔信明、刘飞、廖政国、徐绪奎、陈挺、王赤等，他们都在东进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江抗”三路副总指挥胡发坚，老六团副团长、“江抗”副总指挥吴焜，“江抗”二团团长徐绪奎等一批指战员英勇牺牲，还有隐蔽战线的抗战英烈郑文道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将永远被人民所铭记。

在“江抗”三路期间，何克希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一次，他到戴溪桥做当地士绅黄景宗、黄景直统战工作时，突遇日军，警卫员王国勋不幸英勇牺牲。

在危急时刻，何克希得到当地一位妇女及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机智相救，幸免于难。经我们家人多年努力、各方查找，终于在今年找到了80年前父亲救命之人的后代，得知恩人叫赵慧芳，已过世。会议结束后，我们将去看望她的后人，并前往她的墓地祭扫，以了却父亲生前的愿望。

父亲在世时一直怀念他的警卫员王国勋烈士，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为了抗日，为了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保卫我的安全，王国勋同志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心都碎了，真像万箭穿心，悲痛异常。

王国勋同志牺牲时，年仅20岁。虽然事隔40年了，由于他的斗争精神感人至深，当年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牺牲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司令员！汽轮上有穿黄军装的，可能是日本鬼子！’还言犹在耳，怎能不激起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又怎能不向他和像他一样为民族解放而舍生忘死的同志致以虔诚的敬意！”每当我读到父亲的文章时都不禁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十分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曾亲赴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梁弄镇考察，并瞻仰了根据地创建人何克希等人的纪念碑，体现了他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和红色情结，以及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情怀。

在此，我想特别讲一讲仍然健在的，被称为“江抗”活字典的新四军老战士施光华，他写了大量有关新四军的纪念文章，年逾九旬时还完成了《江抗！江抗！》这篇文章。他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今年4月，我和乔泰阳、乔春雷等“江抗”后代，在无锡江南太湖画院钱群东院长协助下，专程到无锡家中看望施老，赠送慰问品并与他亲切交谈。施老很高兴，他激动地回忆了“江抗”战斗历史，说你们后代纪念“江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在此，我们“江抗”后代谨向施老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在纪念“江抗”东进8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江抗”历史，我们更加深切怀念陈毅、谭震林、叶飞等老领导、老前辈，也更加想念父亲何克希。

为国捐躯的“江抗”英烈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战英烈中有胡发坚、吴焜、徐绪奎、郑文道等，第二批中有王赤等；

幸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你们，他们记述了你们在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事迹；新四军后代不会忘记你们，我们要把你们的感人故事代代传扬下去。人民会永远铭记你们的丰功伟绩。“江抗”英烈们，安息吧！

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江抗”东进是这场战争的辉煌篇章，“江抗”是新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革命前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作为新四军的传人，我们更应该了解和记住“江抗”的光荣历史和光辉业绩，讲好新四军的故事，让伟大的抗战精神、铁军精神世代传承，让我们共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新长征中砥砺前行，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江抗”副总指挥何克希之子 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