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今年，是您诞辰100周年；

今天，是我74岁生日；

爸爸，我两岁时失去了您；

爸爸，我21岁时才知道您是我的生父。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此时此刻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和您说。

爸爸，我第一次去给您扫墓时，您的战友们告诉我，您一米八的个子，浓眉大眼，白皙的四方脸，为人谦和，工作扎实，和群众打成一片，老百姓都非常拥戴您。他们还告诉我，高邮的敌后斗争坚持得极其艰难，斗争之烈、代价之大，都是空前的。您的遗体，是在您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才在芦苇荡里被发现的，是根据身长一米八的特征和衣兜里的一枚李健的名章，才最终确认是您，已然面目全非！我至亲至爱的父亲！时任华中二地委副书记俞铭璜在追悼大会上说道：“高邮全党在战斗中，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始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到最高度，前赴后继，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主要是由于李健同志坚强的领导。”

扫墓那天，我乘船去了您牺牲的那片芦苇荡。风吹芦苇，沙沙作响。瞬间，我好像听到了您在叫“东平”，我快步奔向船头，眼泪夺眶而出，跪在船头呼唤：“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来了，您的女儿来了！”

爸爸，听妈妈说，我一岁时就跟着您和妈妈进了芦苇荡。您怕女儿在冻饿中的哭声引来湖荡中疯狂“清剿”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就叮嘱妈妈：“如果遇上敌人，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那会把她闷死的！”妈妈惊叫。“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大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您语气坚定，妈妈默默流下了眼泪。后来，妈妈通过地下党，悄悄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寄养。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使我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幸运地活了下来。2017年11月2日，我在南昌理工学院宣讲时，讲到了妈妈说的这件事。有两位女学生问我：“您会恨您父亲吗？”我告诉她们：“他是我的父亲，但他首先是革命者，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爸爸，我1998年加入了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2002年任副秘书长，2010年任副会长，2019年任顾问。还担任过研究会宣讲团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副团长、团长。2003年，我提出巩固成果、建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想法。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磨一剑，我们先后建立了6个教育基地（到现在已经有11个了）。简直就是您当年“恢复阵地，生根立足”的现代版，您说是不是啊？

爸爸， 2017年我72岁时才真正走上宣讲台，和年轻朋友们交流我对您的理解和对传承的探索。之前我也曾多次尝试宣讲，但不是因为泣不成声交流不畅，就是迟疑不决错失宣讲机会，一直非常自责。从1998年到2017年，历经19年，我逐渐从脆弱和迟疑中走了出来，努力探索你们那代人的心路历程，超脱父女情感的局限，热诚而又理智地坚持开展宣讲工作。

爸爸，从2011年底开始，我全程参加了研究会以《老兵忆当年》为题的新四军老战士史料抢救工作，采访了300多位老战士，每次采访都是一堂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课。2013年我被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2014年我被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评为新四军老战士史料抢救工作先进个人。您为有这样的女儿高兴吧！

我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座右铭：

心甘情愿地做应该做的事，

无怨无悔地走应该走的路，

坦坦荡荡地做应该做的人。

爸爸，2015年，我在被“误读误判”的状况下，依然坚守了自己的座右铭。

这一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南昌市委宣传部安排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和南昌电视台共同制作电视访谈片《老兵忆当年》。在时间紧、任务重、原负责人临阵甩手不干的情况下，我告诉自己要坚守“阵地”，绝不能退缩。

还是在这一年，全国著名企业洪大集团主动联系研究会宣讲团副团长熊江宁，邀请宣讲团去参加洪大集团8月1日举办的纪念建军88周年主题活动。熊江宁按照宣讲团自行开展活动的常规程序做了相应安排。8月1日，分管宣讲团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世凡、副会长李天红和我参加了这个主题活动，我代表宣讲团发了言。宣讲团采用宣讲“组合拳”（宣讲与文艺演出的组合）到会宣讲，获得洪大集团数百员工的好评。会后，洪大集团党委书记余小玲高度赞扬宣讲团这种正能量的宣传，希望跟宣讲团联手，把铁军精神融于洪大集团企业文化，并决定与宣讲团共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采取多种形式长期合作。

8月3日的研究会会长办公会上，研究会主要领导传达了省委6号文件，并提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的具体要求:“所有会员，未经研究会批准，不能在社会上联办任何活动”；10月9日的研究会会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就宣讲团与洪大集团8月1日举办的纪念建军88周年主题活动一事，发了“关于宣讲团与洪大集团联欢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说：“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宣讲团团长唐东平，因该工作事先没有向省会汇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2月15日的研究会会长办公会上，我被免去了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宣讲团团长职务，改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爸爸，在被“误读误判”的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困惑。尽管如此，我仍然遵循自己的座右铭，坚持完成了访谈片《老兵忆当年》的审查、收尾和播放落实工作（其中《老兵忆当年》光盘设计是我独自完成的），参加了“重走新四军抗日之路”之南京、高邮活动，完成了研究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按原定计划召开了宣讲团的教育基地研讨会等等。

爸爸，虽然我遵循自己的座右铭坚持完成了各项工作，但坦白地说，被“误读误判”时，我确实有过徘徊、有过犹豫，心中的困惑也久久不能去除，直到2017年10月22日看到您的老领导、时任华中二地委书记的惠浴宇伯伯的回忆录。

从惠浴宇伯伯的回忆录里，我看到了您在被“误读误判”时的精神状态。

退休前曾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伯伯在回忆录中写道：“1946年秋，我主力部队在苏中打完‘七战七捷’战役后，北撤山东，动作很快，地方工作有些跟不上，措手不及。国民党大军压境，来势很猛，对我根据地反复‘清剿’，还乡团在前面带路，送情报，胁迫群众实行‘联保’，为他们打更放哨。阶级报复是非常残酷的。再加上我们一度采取了过‘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和曾支持过我们的地方士绅的感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比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还要严峻得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二分区的县区政权和武装，大部分竟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挤’出原地。针对干部、党员中消沉、埋怨、急躁情绪，区党委及时总结基层坚持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鼓励干部坚持原地斗争，鼓舞群众自卫斗争必胜的信心，很及时。但是，任何好的政策口号都有另一面的影响。回想起来，把这个口号绝对化，当做衡量一个局部、一个个人工作的标准，没‘离’的都是‘英雄的战士’，‘离’的都是‘可耻的逃兵’，则是荒唐的。主力北撤后，我们主要是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坚持斗争，游而不击固然不对，击而不准游则更是错误。之所以错误，因为违反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法则，犯了兵家之大忌，人为地捆绑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回旋余地。在坚持斗争最困难的一年中，我分区仅县区干部就牺牲了五十多人，周山、李健、郑光耀、袁舜生、翟光、狄奔、周奋等同志，都在恢复斗争中牺牲。如此惨重的代价，除了敌人残暴的因素外，机械地贯彻‘三不离’的指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高邮县委书记李健同志也是这个情况。他从敌占区回地委机关汇报，正逢地委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题就是‘做光荣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地委机关报也发表同题社论。其实，地委当时的领导层，对把这个提法绝对化，都是有疑虑的，但又不得不执行。当时，有个领导在李健面前出言不慎，提到了‘可耻逃兵’的话，李健是个倔脾气，素来作战勇敢，一气之下，话也不说了，连一口水都没喝，义无反顾地杀了回去。不几天，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

爸爸，读了惠浴宇伯伯的回忆录，我看到了普通人的您在被“误读误判”时的痛苦，更看到了革命者的您在被“误读误判”时，没有丝毫徘徊、没有片刻犹豫、迅即执行命令的让人肃然敬佩的精神状态。读了惠浴宇伯伯的回忆录，我第一次意识到“误读误判”之所以会在革命队伍里发生，确实和战友之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关联。

2017年11月22日，研究会三位主要领导与我谈话时，我发自内心地说：“传承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主要领导认可了“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提法，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爸爸，今年对您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我不想去打扰有关组织，只想带着家人去看望您，跟您说说心里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大跨越。在这之前，我总希望能有个隆重的纪念活动，觉得只有那样才能表达女儿对您的深深怀念。走到今天，我知道这绝不是您所期望的。

爸爸，我要告诉您，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您，兴化高邮两地把您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李健区”“李健乡”，修建了李健烈士纪念碑、李健烈士陵园和您的半身铜像。

爸爸，在我74岁生日之际，我要对您说，我绝不会忘记73年前冒着生命危险收养我的老奶奶和掩护我的乡亲们，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要说件让您放心让您高兴的事：我会永远感恩继父唐爸，唐爸一句“小东平就是我的女儿”的承诺，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温暖的家！

爸爸，今年是建国70周年，是您诞辰100周年，今天又是我74岁生日，我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您说：想告诉您我成长的点点滴滴，想告诉您我的苦闷和喜悦，想告诉您您的每一位后代的情况，想告诉您我是多么多么的想念您……

爸爸，不觉中热泪已滴到了我的手背上，我真想回到童年，回到那个可以向您撒娇的童年……

您的女儿 东平

2019.8.31  于南昌